▲塞林港遗址碑刻

“遗址地表遗物非常丰富，初步发现有阿拉伯陶器与釉陶器、玻璃器、波斯釉陶残片及铁器等，建筑遗址地表亦可见大量的建筑构件。特别令人兴奋的是，考古队员在遗址地表多个地点发现有来自中国的瓷片，从目前采集到的瓷片来看，时代多属中国宋元时期。”记者从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获悉，中沙联合考古项目——沙特塞林港遗址考古现场工作近日正式开工。来自中国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沙特国家考古中心的10名考古队员，冒着酷暑，按照预定的工作计划，采用地面调查与无人机航拍相结合的方式，对塞林港遗址地表遗迹进行了地毯式搜索，获得重要发现并完成遗址局部的正射影像及3D数字重建。

▲中沙联合考古队合影

阿拉伯半岛多次发现古代中国珍贵文物

在本次组建的中沙联合考古队队员中，中方队员均来自中国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领队为国家文物局水下中心水下考古所所长姜波博士；沙方考古队员由沙特国家考古中心选派，领队为沙特国家考古中心主任阿卜杜拉·扎哈尼博士。值得一提的是，沙方队员名单中，包括去年我国为沙方培训的第一位专业水下考古队员。

古代中国与阿拉伯半岛的交流源远流长，秦汉时期的合浦港、徐闻港以及广州南越王墓，就曾出土来自中东地区的舶来品。同时，在波斯湾、红海和阿拉伯湾沿岸的古代港口遗址，也曾发现来自古代中国的珍贵文物。汉文文献则明确记载，唐代杜环、元代汪大渊、明代马欢等旅行家都曾游历阿拉伯半岛地区。

据文献记载，郑和下西洋团队的马欢等七人，曾在第七次下西洋期间（1430-1433年），自印度古里港启航，横渡阿拉伯湾，进入红海，自塞林港北部的吉达港登陆，赴麦加、麦地那朝圣，并画得麦加天方真迹图——《天堂图》而还。

塞林港遗址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部，地处红海之滨，往北即是著名的吉达港，二者同为麦加朝圣贸易港。据阿拉伯文献记载，塞林港在9—13世纪时期进入繁荣期，来自印度、阿曼、也门等地的朝圣者和商人，或从此舍舟登陆，前往麦加。有旅行家记载，曾在此目睹清真寺、居民建筑、市场、水井等景观。2016年，国家文物局曾派出考察队伍，对塞林港遗址进行前期考察，在红海之滨的一片盐碱沙滩地上找到该处遗址，现为一片废墟，地表可见散落的建筑构件、陶瓷器残片及零星的碑刻等。

▲中方考古队员的帐篷

地面调查工作借助无人机航拍及3D数字重建

地面调查工作采用拉网式调查方法进行，在遗址地表设置九条纵贯南北的调查线路，九名队员一字排开，按各自预定的路线对遗址表面进行搜索；发现重要遗迹以后，可以随时通过对讲机呼叫无人机从不同高度对遗迹现象进行俯拍，获得清晰、整体而又直观的数字化影像。此举大大提高了考古界传统的拉网式调查的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

经过一天的实地调查，中沙联合考古队对塞林港遗址有了初步的了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已发现建筑基址多处、墓地两处、并发现了疑似水井、围墙墙体等遗迹，初步判断塞林港遗址存在明显的功能化分区。从建筑技术的考察来看，地表建筑物多用砖块、土坯和珊瑚石垒砌。两处墓地中已发现墓葬超过百座，并发现碑刻数十块，部分碑刻还可见清晰的碑铭，记述了墓主的身份信息。

首日调查工作还利用无人机对遗址南部区域进行了航拍，并完成局部区域的3D数字重建，遗址地表的台地、洼地、季节性水流痕迹及建筑、墓葬遗迹清晰可见。与此同时，无人机还配合地面调查，对重点遗迹进行不同高度的俯拍，获得了信息丰富的数字化影像。

中沙联合考古队员从卫星影像和本次无人机拍摄的所获图像分析，塞林港遗址西、南紧邻红海，周边低地有海水侵蚀的迹象，特别是遗址东南侧发现有季节性河流的痕迹（现已干涸），河流源出于遗址东部山区，由此汇入红海。从周边环境判断，塞林港遗址地理位置优越，非常适合作为红海之滨的港口。

在今后的工作中，中沙联合考古队将继续使用无人机对遗址地表进行全覆盖的航拍及数字化重建。地面调查工作人员将分成小组对重点遗迹进行复查，对局部遗迹进行考古学层位解剖，并开展建筑遗址、墓葬区域的数字测绘工程。为进一步获得遗址历史信息，考古队员还将采用中国传统的拓印技术，对现场发现的碑铭进行拓制，以便后期在室内对碑文进行准确的释读，进一步解读遗址信息。

文：本报记者 赵征南

图：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编辑制作：赵征南

责任编辑：叶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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