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11月28日晚6时30分，上海大学J教学楼，可容纳近150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今年冬季学期全新推出的《创业人生》通识选修课第一讲，又一次迎来了“开门红”。

上大的　《创业人生》　课程和该校2014年首次推出的　《大国方略》　课程、2015年的《创业中国》课程一样，都是突破高校传统思政课范畴的全新思政课。这三门思政课，都须接受学生“用脚投票”的考验———看看多少本科生会自愿选修。可喜的是，上大收获了骄人的答案:七个学期过去了，开一门，火一门。

思政课创新之风，已蔓延到更多大学校园:复旦有《治国理政》、上海交大有《读懂中国》、同济有《中国道路》、华东政法大学有《法治中国》、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有《智造中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有《人文中国》……一批“中国系列”课程应运而生，代表着上海实施高校课程思政改革的全新探索:构建思政理论课、综合素养课程、专业课程三位一体的高校思政教育课程体系，实现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创造性转化。

“课程思政”是对传统思政课的强化和延展

不能解答学生心头疑惑的思政课，不是理想的思政课。一位大学教授的观察很有代表性:“有些老师刚开始讲，学生的头就低下去了。老师抛出一点理论问题或提出一些概念，学生就开始在手机上查百度。”

思政课能否首先让学生“把头抬起来”?上海大学的《大国方略》就给沉闷的思政课堂带来了新空气。这门课的一大创新之举是，授课采取“项链模式”，不是由专职思政教师从头讲到尾，而是由各学科的老师联袂讲学。

在高校，围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孤岛化”困境，老师们时有讨论。主流意见认为，这跟高校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存在着“两张皮”现象有关，其根本原因是“全课程、全员育人”的理念没有完全树立起来。

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赵鸣歧教授说，很多专业课老师认为，自己的本职工作是讲解知识———只管知识传授，不管价值引领。

而外语院校还有一点特殊:学生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处于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很多学生会不自觉地对语言对象国的文化更感兴趣。“外国事情知道得不少，反过头来，对中国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却了解不多。”

融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构建“大思政”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要坚持立德树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抓住高校“育人”的本质要求，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海开始探索在高校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素养课程、专业教育课程三位一体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这就是上海正在边研究、边探索试点的“课程思政”改革。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市教委副主任高德毅介绍，目前的高校课程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传统的思政课，一类是综合素养课　(包括通识教育课、公共基础课)，还有一类是专业课程(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和自然科学课程)。所谓的“课程思政”，并不是在第一类思政课外再增开一门思政课，也不是增设一项活动，而是要同时充分发挥这三类课程的育人功能。“通过深入挖掘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资源，倡导所有老师都担负起育人的职责，切实改变思想政治教育标签化取向。”

从“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转变，形成“大思政”格局的过程，也是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辅相成的过程。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主要包括4门必修课和1门形势政策课　(简称“4+1”)，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核心课程———这类课程承担着显性的思政教育的功能。而综合素养课程和专业课程则具有隐性的思政教育功能。上海的改革目标是，既要强化显性的思政教育功能，又要细化隐性的思政教育功能。“显性教育一直是中国的大学在育人方面的优势，是我们的特色，必须坚持和强化，发挥更大作用。我们在隐性教育的方式方法上还有提升的空间。观察国外高校可以发现，他们也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但很大一部分工作是通过专业课教学、在润物细无声中完成的。”高德毅说。

“中国系列”品牌课程展现教改初步成效

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环节、各方面，伴随着“课程思政”改革的推进，上海的高校出现了可喜的思政教育新样貌。

上大　《大国方略》　之后，沪上多所高校推出了一批紧扣时代发展的“中国系列”品牌课程。眼下，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　《工匠中国》、上海政法学院的《大国安全》、上海海事大学的　《走向深蓝》、华东理工大学的　《绿色中国》　等课程都将逐步推出。

在专业课程改革上，一些高校也开启了“破墙”的试点，探索在知识传授过程中实现价值观的引领。据悉，上海目前已在15所本科高校开设50余门试点课程，形成了从编制课程教学指南到开展课程试点，再到教学反馈评价成熟的探索机制，专业课程发挥育人功能正逐步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