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江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思睿摄

 

 

 

何江在哈佛大学的实验室里。(除署名外，均何江提供)

 

 

 

童年时的留影，前排左一为何江。

 

 

 

和高中同学在一起，前排右四为何江。

 

 

 

何江(右二)和国外的朋友们在一起。

 

 

 

尽管何江身在美国，但父母觉得他从未走远。本报记者张小叶摄

 

本报记者　张小叶

 

5月26日，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28岁的何江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发表了演讲。在哈佛的历史上，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大陆学生。

 

在演讲中，何江说起少年时的一件往事：读初中的时候，他曾被毒蜘蛛咬伤了右手。妈妈没有带他去看医生，而是决定用“火疗”：

 

“妈妈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洒了　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后，妈妈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渗透过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烧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

 

妈妈的土法并非没有理论依据———蜘蛛的毒液是一种蛋白质，高温可以使其变性。但是，当何江考入哈佛大学生物系之后，常常会想，那个时候，明明就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风险也没那么大的方法去治疗，为什么他在当时就没有享受到这种更为先进的医疗条件呢？

 

原因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上世纪90年代，何江所在的湖南农村还是一个“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在何江出生时，他的村里没有汽车、没有电，甚至也没有自来水。当他被毒蜘蛛咬伤时，他的妈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医生来为他处理伤口。

 

十多年过去了，站在世界最高学府毕业典礼上的何江，再次提起了少年时的这段往事，他说：“作为一名科学家，积极地将我们所会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急需这些知识的人是多么地重要。”

 

很快，何江的演讲通过互联网传到了国内，他的经历和情怀，一时成为众人热议的焦点。此前，本报记者通过越洋连线的方式，采访了何江本人，又走访了他的家乡和母校，试图还原这个“寒门贵子”的成长轨迹。

 

生于宁乡，“会养猪，会读书”

 

1988年，何江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下属的一个小村落中。那一带受耕读文化影响甚深，外乡人说起宁乡来便是6个字———“会养猪、会读书”。在何江童年时，务农的父母就耳提面命，谆谆教导，为他树立起“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

 

童年时，何江家门前有一片竹山。有一回临睡前，父亲何必成即兴发挥，结合听来的民间传闻，为何江和他的弟弟讲了一个故事：

 

古时有一个秀才，家境虽贫，却很会读书。秀才的对门住着一个地主，两家人之间就隔着一大片竹子。春节里，秀才写一副对联：“门对千根竹，家藏万册书。”地主看到了很生气：凭什么我家的竹子

 

被你写到了对联里去？　于是他把竹子全砍了。结果秀才在对联上各加了一个字，变成了“门对千根竹短，家藏万册书长”。地主看到后，又把所有的竹子给撅掉了，门前变成一片荒地，却见秀才不紧不慢，再添两笔，变成“门对千根竹短无，家藏万册书长有”。

 

幼时的何江不禁对读书人生出懵懂的崇拜来。他的母亲曾献华向记者说起一件往事，有一回，她问两个儿子：“你们要读书，还是要吃糖？”何江说：“要读书。”年纪尚幼的弟弟说：“要吃糖。”何江便一本正经地对弟弟说：“读书要比吃糖好，钱拿去买糖，吃一会儿就没了。用来买书，却可以看一辈子。”

 

糖是那个时代的奢侈品。当时何江家境不好，住的是土坯房，除了种水稻和养猪，没有其它收入。何江说：“我小时候吃的零食，就是山里采来山枣、野山楂、蜂蜜之类的。”何必成有时把两个孩子赶下地干活，半带“威胁”地说，如果不好好

 

读书，就要一辈子辛辛苦苦，面朝黄土背朝天。上学以后，父母对两个儿子的学习抓得更是紧，同龄孩子在泥地里撒欢时，他们总是在昏暗的房子里读书。

 

“其实不是没有过抱怨。”何江笑道，他也有贪玩的时候，听到别的孩子在屋外嬉闹，心里特别羡慕。那时他刚上学没多久，有时也会思考这条路的尽头是什么。当时，农村的消息非常闭塞，甚至没有人听说过“北大清华”，拿个高中文凭就是很大的成就了。

 

进了初中以后，上学的路变得漫长又难走。何江每天要在天蒙蒙亮的时候起来，爬上一辆比他还要高大的自行车，沿着山路骑十几里去上学。冬天时，他常在夜色中赶路，冷风灌进手套的破洞里，使手指长出了冻疮，流脓不止。到了学校，他手指已经没有知觉了，老师便给他点起蜡烛，稍微烤一烤手指。

 

有一回，何江的爷爷常对他说，他从古书中得知，这一代的孙子中，会有人出人头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模糊的预言成为了何江的信念：“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你其实希望有一个人告诉你，你一定要努力下去，因为你会成功。”

 

在学习上有一股“蛮劲”

 

2002年，何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宁乡县第一中学，那是湖南省首批省级重点高中之一。宁乡县隶属湖南省会长沙，县城经济富饶，何江考入一中那一年，新楼刚刚落成。他还记得自己站在占地400亩的校园门口，看着新同学来来往往，第一次升起了一种自卑感。当时，家庭条件好的同学，已经开始穿有品牌的衣服和球鞋了，而何江的脚上还穿着母亲缝制的布鞋。

 

在同学的回忆中，高中时，何江经常穿一件浅蓝色的衬衫，一看便是家里人买来土布缝制的，“成本不到20元”。有一年入冬后，何江还穿着凉鞋，后来班上的同学集资，为他买了一双球鞋。收下球鞋后，何江双手合十，连连道谢———这是何江的经典动作，以至于班上同学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佛祖”。

 

另一种自卑，则来源于学业。刚入校时，何江的成绩并不出色，尤其是英语。由于农村基础教育条件的限制，他的口音并不标准，常常被人取笑。词汇量也跟不上。“对于物质条件上的落差，我无能为力。但学业跟不上，还是可以靠自己努力补上的嘛。”他说。

 

那时，读书渐渐褪去了“改变命运”的苦情意义，何江开始体会到学习本身的乐趣：“我当时就觉得，教育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知识。”他在学习上有一股“蛮劲”，学习方法也奇特。他补英语不靠做题，却去买了一本英语名著小说　《飘》，从头到底读完了。他的英语老师谢芳至今难以忘却这个学生在学业上是如何突飞猛进的：“有一回英语竞赛，要求大家用英语写一篇作文。别人都交了一页纸，何江却连写了七八页，密密麻麻，内容是他原创的科幻小说。”

 

与《飘》　相似的一个例子是，那会儿他为了学文言文，直接去书店买了《古文观止》　和　《古文精译》，用铅笔把整本书翻译了一遍，又擦掉再翻了一遍。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一篇古文能难得住他，十多年过去了，何江仍然拥有用文言文写作的能力。

 

他的语文老师谢明坤对此印象历历如新：“这本书是我推荐的，19年来，只有3位学生看完了，他是其中之一。”

 

而何江的生物老师周海英对他第一次留下印象，是有一回她提前几分钟进了教室，“听到何江在大声读英语，读音不太标准，周围有几个同学在笑话他。后来，一天又一天地过去，没人再笑话他，大家下了课就和他一起读英语”。

 

周海英是高中里对何江影响极为深远的老师之一。第一堂生物课上，周老师讲了生物学宏观与微观的发展，最后她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

 

这或多或少影响了何江对未来的选择。在哈佛的演讲中，他也提到，那个时候，正是禽流感在中国农村横行之时，农民对这个疾病知之甚浅，乡村的土医疗法对此束手无策。凭借粗浅的生物知识，何江告诉乡邻，可以把受感染的不同物种隔开，就能减缓疾病传播。那时候，“我的内心第一次有了未来科学家的使命感”。高考前，何江已下定决心，未来要投身生物领域，成为一名科学家。

 

正在成为一个“搭桥人”

 

2005年，何江参加高考。尽管发挥并不如常，但仍然取得了645分的好成绩。何江被中国科技大学生命科学院录取，临行前，父亲何必成请来村里一个皮影戏师傅，用这种古老的方式为儿子送行。

 

对何江而言，中科大又是一片新的天地。“看到这个世界又辽阔起来，有那么多未知的领域，我很好奇，非常非常好奇。”他说。读书于他而言，已经从外部的推动被内化成个人的修养，正因如此，何江才没有在“更辽阔的世界”中失去自我，而是愈发坚定地前行。他的成绩始终在学校里出类拔萃。大二时，父母接到何江的电话，那头说：“爸爸妈妈，我想好了，未来要出国。”

 

何江的父母非常惊讶。十多年前，他们用秀才写对联的故事鼓舞儿子好好读书时，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儿子有一天也能走进全世界最著名的学府。

 

2009年，何江被哈佛大学录取。他的世界比以往更加辽阔，“我在校园里看到了教科书上的人物；我叩开他们的办公室请教问题；我们坐在教室里，围成一圈，平等地讨论，甚至被鼓励向他们挑战。”何江说着说着，兴奋不已，他依然像十多年前那样，不分昼夜地看书、做实验、请教师长，尽管很累，却无比充实，“哈佛是一个那么好的平台，如果不去好好利用，谁都会觉得万分可惜。”

 

尽管离家万里求学，父母和家乡人却觉得他从未走远。何江的心始终牵挂着家乡，每年春节，几乎所有教过他的老师都会收到他的问候电话或短信。他放假回国后，给家里装了电脑；回美国后，每天与父母视频，仍像一个孩子一样，耐心地讲述、分享自己的生活。他的父母甚至能大致描述出何江在做什么研究：“他说，他正在通过一个高级的显微镜，看病毒怎么一步步入侵人体细胞的。”

 

母亲津津乐道于儿子的孝顺：“读大学时他放弃班级出游，回来帮家里‘双抢’。现在从美国回来，也从来都不愿让我帮他洗衣服，还抢着去地里帮我干活。”前些年何必成打渔时翻了一次船，何江知道后，就禁止父亲再下江了。何必成说：“为了让我放心，他去年寄了十多万回来，是哈佛奖学金的结余，家里吃穿不愁，也不会有经济上的困难了。”

 

事实上，身在哈佛的何江，心怀的不仅是自己的家人，还有始终被他视作精神家园的、整个中国的乡村社会。何江告诉记者，最近他正在撰写一本书，为西方读者介绍这些年来中国农村的变迁，已经与欧洲的出版社有了初步接洽。他开始有意无意地成为一个“搭桥人”：沟通东方和西方，农民与学者。

 

正如他在哈佛演讲的主题：改变科技在这个世界传播不均衡的现象。他说，除了科技创新本身，我们同样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是，将知识传递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它可以是作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找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或农民这样的群体。同时，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清醒地认识到科技知识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这一目标变成现实。”

 

郑重承诺：“我会回来的”

 

当记者来到何江的家乡时，发现那里的人都在谈论着这个“寒门出贵子”的故事。和几十年前一样，宁乡仍然笃信“惟有读书高”的观念，何江的父母也成为了村里乃至整个乡镇的“名人”。

 

曾献华告诉我，当地有一个习俗，谁家生了个有出息的孩子，父母就会被请去给新婚夫妻“压床”。何江考进哈佛以后，村里每对新人都以请到二老来“压床”为荣。

 

早些时候，他们已经知道儿子即将成为首个哈佛毕业典礼的中国演讲者，二老高兴得很。之前有朋友打来电话说，可以带他们去美国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但两个老人都拒绝了。曾献华笑着解释说：“如果是要我们去美国帮儿子带孙子，那是去的。但只是去美国玩就不好了，还费人家的机票钱。”

 

在家乡，他们总是用儿子的事迹鼓舞更多的后辈———“知识改变命运”。但在网络上，仍有更多的人在讨论：“何江的故事具有普遍性吗？　这个时代，寒门仍然能出贵子吗？”

 

不可否认的是，从小到大，何江在同龄人中都极为出众，他的天赋与勤奋，绝非寻常人能够企及。与他一起长大的同学和朋友，大部分却仍在家乡过着平淡的生活。因而，人们也在讨论并思考：“靠着读书，能够多大程度地改变命运？”

 

何江说：“以我为例，我学的是生物专业，这个行业在国内的产业化之路刚刚开始。如果我没有去哈佛，或许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或许赚得还没有农民工多。这些是很现实的问题，也会促使大家去质疑读书究竟有没有用。尤其在农村，资源匮乏，条件艰苦，有些人会因此失去对教育的信心，质疑自己究竟要不要那么辛苦地送孩子去读书。”

 

但是，何江觉得，教育真正的作用，并不是找一份赚钱的工作，而是给人一个机会，可以从原本的圈子当中离开，去寻找、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性。相反，“每一代人都看重眼前的利益，那么下一代人仍将重复上一代人的命运，逃不出那个怪圈”。

 

当我来到何江的家中时，曾献华正在地里干活，被邻居用电动车捎来时，手里还提着农具。我向二老道贺，并询问他们对儿子还有什么期待时，曾献华毫不犹豫地说：“一是希望他早点成家立业，二是希望他早日回来报效祖国。”

 

这也是何江的生物启蒙老师周海英的愿望，她在与何江通电话时总说：“你要爱国，要回来。”

 

生命科学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领域，在十多年前，它曾被预言是21世纪最热门的学科。但这样一个以科研为主的行业，产业化周期长，目前仍处于萌芽阶段。投入多，产出少，也使其渐渐不复当初热门。但何江说，自己仍有信心：“在美国，已经形成了生物产业的‘硅谷’，尽管这些新兴企业尚处于早期，但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国内距离这一天也不会远。”

 

他向父母和师长郑重承诺说：“我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