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斌
停止运作近半年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日前复会。获得众议院选举胜利后,安倍的修宪动向再度引起日本国内外的密切关注。
安倍从小受到外公、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的宠爱,因此对向其外公大张挞伐的左翼产生了厌恶和反感。在外公及其父亲(前外相安倍晋太郎) 那一代,由于集中全力推动日本的经济发展,所以修宪问题一直未能得以列入议事日程,所以安倍认为必须在自己这一代力争完成其外公和父亲未竟的事业,实现“修宪大业”。
步入政界不久,安倍在修宪问题上就逐渐聚焦到核心问题,即修改第9条。早在1996年8月时任众议员的安倍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就直抒胸臆:“欲使公众都了解日本是拥有自卫权的,那就必须修改第9条。”2004年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安倍在接受日本《AERA》周刊采访时,更是直言不讳地吐露心迹:“修宪却不动第9条,这样的修宪观念从常识来看是不可思议的。”
就在首次主政日本之际,安倍便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其政治口号:告别战后体制!而在安倍及其支持者看来,现行宪法就是战后体制的集大成者,而安倍梅开二度再任首相并持续执政,显然是实现这一“夙愿”的绝佳机遇。例如安倍亲信、参议员卫藤晟一2014年10月便在“制定美好的日本宪法国民之会”成立大会上如此交底:“安倍内阁就是为修宪应运而生的!”
安倍首次出任首相不过一年时间,但就在这一年中,日本修改了《教育基本法》,被视为“修宪的前哨战”,因为修改后的《教育基本法》明确强调了“爱国精神”。至于2012年刘郎重来以后,安倍更是“建树”多多:如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实施安保法制,制定“合谋罪”,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等,都是从根本上推翻战后体制的举动。除了和平宪法以外,战后体制实际上已所剩无几。
但即便安倍本人及其支持者在修宪尤其是修改第9条问题上都曾如此气壮如牛,一旦在国会宪法审查会上各党派就此问题展开博弈后,安倍才深感实现这一目标远非那么容易。正面突破难以奏效,于是安倍采取迂回战术:先要确保修宪能够实际运作起来,这就是从修改宪法第96条入手。该条款是对修宪程序的规定,即须由参众两院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员同意修宪,然后在公投中获半数以上支持。当时修宪势力尚未取得这一多数优势,于是安倍就对这一条款发难。2012年9月,其时的自民党还是在野党,安倍在京都的一次讲演中就如此抱怨:“就因为三分之一多一点的国会议员反对,宪法就不能修改,这真是莫名其妙!”
宪法之所以对修宪程序做如此严格规定,就因为宪法是根本大法,修宪不是儿戏,不能想改就改。庆应大学名誉教授、宪法学专家小林节严厉指责安倍此举是“歪门邪道”,在各种民调中对安倍这一做法的反对呼声也非常强烈。安倍一看苗头不对,立马转移方向,随即提出在宪法中增设“紧急事项”条款,另外还抛出所谓“免费教育”(指学龄前教育和高中及大学教育)设想,反正不管怎样不能让修宪停顿下来。
一计不行马上就再生一计,只要能修改宪法,修改哪一条款已退而求其次。曾担任自民党推进修宪本部事务局长的参议员兼首相助理礒崎阳辅,在2015年2月自民党的一次会议上就如此表白:怎么也得让日本国民感受一下修宪。如果他们觉得修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此后的修宪难度就会低得多!”也许是此公说漏了嘴,反正这一做法让日本全国人民看到了安倍的伎俩:企图先从便于突破处入手,但此招立即遭到舆论“修宪试水”的抨击。
迂回战术同样未能得逞,于是安倍又回过头来正面强攻。今年5月3日他对在东京举行的修宪集会发表视频寄语,表示希望保留目前第9条中的两款,但增设有关自卫队的第三款。其实这一设想与其高参、日本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伊藤哲夫的思路如出一辙,而伊藤哲夫是右翼团体日本会议的核心成员。
为了在接下来的修宪运作中确保修宪势力能继续保持必要的优势,此前安倍趁最大在野党民进党乱成一团之际,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这一选举也确实维持了修宪势力的绝对优势。但世事难料,虽然执政党方面取得的议席如愿以偿,但此前赞成修宪并势头很猛的“希望之党”,转眼成了“失望之党”甚至“绝望之党”,连该党的创始人小池百合子也不再是该党的当家人,而半路杀出的程咬金立宪民主党,眼下已成为最大在野党,该党的姿态则非常明确:坚决反对修宪! 加上自民党内对安倍提出的修宪方案也很难接受,联合执政的公明党更是不改其一贯的慎重态度。
而民意对修宪的支持度也始终在低位徘徊。在众议院选举后,《日本经济新闻》的民调显示,只有13%的被调查者支持修宪。修宪问题在“希望安倍内阁优先解决的问题”排行榜上仅名列第9。本来安倍希望在年内就推出自民党的修宪方案,如今已不得已推迟到明年。而明年自民党能否如愿向国会正式提交修宪动议,更充满不确定性。而公投的最晚时间是2019年夏季参议院选举期间。
如今日本政权中枢出现了不无讽刺的“假说”:因为安倍在修宪问题上急于求成,结果适得其反。也许安倍下台后,修宪的障碍反而可能减少! 安倍希望成为日本宪政史上第一位公投失败的首相吗? 那就继续为此发力吧。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信息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