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律师、访民都有共同的‘推墙’思想,都在所谓的‘民运’圈。”翟岩民说,他们的这些行为就是要对抗现今的法律,抹黑公安机关形象,把事情炒大,引起更多人围观此事,让百姓上街,造成官民冲突,再让国际社会介入,推翻共产党领导,实现所谓“颜色革命”。
证据显示,胡石根还企图整合“民运圈”“死磕律师圈”“访民圈”等,进一步壮大参与“推墙”运动的力量。
2015年2月,胡石根在北京“七味烧”餐厅参加由周世锋、李和平(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利用境外某非政府组织资金从事颠覆国家政权活动,另案处理)、翟岩民等15人参与的聚会,围绕“律师如何介入劳工运动”和“律师如何介入敏感案事件”等议题进行商议。
多名证人证言印证,这次聚会不是一次简单的饭局,而是一次交流、完善颠覆国家政权思想,策划、实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聚会。聚会既有固定严格的讨论规则,又有明确、具体指向颠覆国家政权的讨论主题;既是对2014年实施的颠覆活动的总结,又是对2015年继续组织、实施颠覆活动的密谋和策划;既提出系统化的颠覆国家政权思想、方法和步骤,又是胡石根等人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实际行为。
对此,胡石根供认不讳:“我多次在‘同城饭醉’中,向一些律师、访民大谈自己的‘和平转型’理念,提出国家转型的‘三大因素’‘三个阶段’和建设未来国家的‘五大方案’。我把这些理念灌输给其他人,就是想达到‘颜色革命’的目的。”
境内境外深度勾连 妄图颠覆中国国家政权
周世锋、胡石根等人在国内大肆进行“推墙”运动的背后,时时闪现着西方反华势力的影子——
2014年3、4月间,胡石根指派勾洪国等人赴境外参加由分裂分子参与的具有反华性质的培训,接受推翻政权思想和方法的言传身教。勾洪国参加培训返回北京后,将培训内容向胡石根进行汇报,并将相关资料交给胡石根。
“这个‘领袖营’有‘藏独’‘疆独’等代表参与,学一些理论和技能,理论就是反对中共,技能是怎么对抗政府,怎么对抗执法等。”胡石根在供述中说。
“我感觉这就是一个各种反动群体代表的大聚会。”勾洪国说,“胡石根本人无法出境,他就是想将我培养成为一个在国外‘民权’组织活动时他的代言人以及在国内推行‘民主’运动的骨干。一旦国内爆发‘运动’,可以利用我在培训中的所见、所学来组织大家对抗政府。”
王宇及其丈夫包龙军(另案处理)也曾多次在境外反华组织资助下,赴英国、瑞士、泰国和台湾、香港等地接受培训。“都是他们主动联系我,给我免费提供到境外参观、考察西方司法制度、人权方面体制或现状的机会,灌输西方的‘普世价值’理念,然后借这种形式攻击中国政府;还让我学习如何使用翻墙软件、加密软件和安全删除软件,就是为了逃避侦查。”王宇说。
在组织少数不法律师、“民运”分子赴境外培训的同时,一些境外反华组织还以直接资助、安插境内代理人的方式,为“推墙”运动推波助澜。
据李和平供述,他于2013年开始与境外某基金会开展一个为期3年的合作项目,该基金会提供资金,他负责项目实施。
李和平的助理高某证实,这个合作项目的实质是在国内挑选少数不法律师和部分职业访民,组织召开研讨会、举办培训班,煽动他们对中国司法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满情绪,怂恿和资助他们参与一些敏感案事件炒作。选择的敏感案事件或确定的培训项目均要提前报给该基金会,获得批准后再开始实施,所有费用实报实销。2015年上半年,吴淦等人前往南昌,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前公然侮辱他人、扰乱单位秩序,相关费用即由该境外基金会报销。
证据显示,西方反华势力参与“推墙”运动的伎俩还有更多——
胡石根、李和平、吴淦等人先后多次获得境外反华组织颁发的奖项。2013年1月,周世锋收到某境外反华组织寄送的贺卡,上面写道:“中国正处在大变的前夜,天就快亮了。”
周世锋还在供述中承认,“死磕派”律师加入律所,以及冲击法庭、扰乱司法的行动,引起了境外势力的兴趣。“他们积极拉拢我,是想利用我们继续冲击法院审判,冲击整个中国的审判秩序和其他司法制度,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周世锋、李和平、王宇等人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2015年9月,王宇的儿子包某某(未成年)在内蒙古被不法人员蒙骗裹挟,从云南偷越国边境进入缅甸,及时被缅甸警方截获,移交中国公安机关。据涉案人员供述,此次偷渡由西方反华势力一手策划,目的就是要将包某某带往缅甸,再经泰国转道至某西方大国,从而作为要挟中国政府的“人质”。
“不法律师、非法宗教组织、网络推手、职业访民、某些境外反华组织,这些圈子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有着严密的组织、明确的分工以及隐密的联络,还有境内外资金支持,已经达到深度勾联的程度。”办案人员指出,不法律师利用司法个案挑起事端;非法宗教组织拉拢吸收职业访民并“洗脑”;网络推手负责组织串联、网上炒作;职业访民负责到各地围观滋事;境外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和舆论抹黑攻击。各个圈子平时相对独立,每当发生敏感案事件时,周世锋、胡石根、李和平等各个圈子的上层人物就密切联系,带领各股“推墙”势力共同参与、相互策应、各司其责,实施一系列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活动,企图引发大规模官民对抗,制造大规模流血冲突,把国家搞乱。
面对法庭认罪忏悔 与人民为敌者难逃国法惩罚
如今,面对庄严的法律,多名被告人幡然醒悟、深刻忏悔——
“境外反华势力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他们想方设法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一些外国机构、组织和媒体,这些年来之所以频繁地跟我接触,给我支持,就是看中了我作为律师的特殊身份,以一个熟悉法律的人来挑战法律、挑战制度,破坏力更大,更能够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他们的企图得以实现,我们国家几十年的发展建设、十几亿中国人民的辛勤付出换来的成果,都会毁于一旦,老百姓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到那时,我将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罪人。我现在对自己的行为真是追悔莫及。”在悔过书中,周世锋痛悔地写道。
“因为自己的知法犯法,给全国律师从业者抹了黑,我为自己给律师行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感到内疚。”周世锋说,希望律师界各位同仁以我为戒,时刻警惕境外势力颠覆中国的险恶用心,严守法律底线,坚守职业道德。
在最后陈述时,胡石根表达了深刻悔意。“我深深认识到自己违法犯罪问题的严重性,自己的所作所为给国家、社会造成严重危害,也给自己、家人带来了巨大伤害,现在想来,悔恨万分。国家把我培养成一个大学教师,本该努力工作,报效国家,却由于长期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出狱后不思悔改,在反党反政府的犯罪泥潭里越陷越深。”他说,这次教育比以往任何一次法纪教育都更为深刻,触动灵魂,我决心以后不再参与反党反政府的活动,遵纪守法,做一个合格公民。
“我认罪并且真诚悔罪,我深感对不起国家,更对不起家人,追悔莫及。如果时光能够倒流,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绝对不会与那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为伍。希望法庭能给我一次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机会,我愿意现身说法,以我的深刻教训警醒世人擦亮眼睛,看清境外敌对势力和国内一些别有用心人员的丑恶嘴脸,不要被他们标榜的所谓‘民主’‘人权’‘公益’等蒙蔽,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我今后一定遵纪守法,回报社会,认真改造,在有生之年多为国家、为家庭做有益的事。”翟岩民一度哽咽,当庭鞠躬谢罪。
同时,涉及本案的一些人员也在深刻反思之后及时醒悟。
境外媒体报道称,境外个别组织计划向王宇颁发人权奖。对此,王宇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只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认为他们颁奖的目的是想利用我来攻击抹黑中国政府,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今后无论境外什么组织颁给我什么奖,我都一样不承认、不认可、不接受。”
庭审内外,有更多人心生共鸣、感触尤深——
旁听了庭审的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耀东说,这是一次公开、公正的审判,中国司法机关面对这样的重大敏感案件从容应对、有条不紊,在依法审理的同时将庭审打造为一堂深刻的政治课、法治课和“颜色革命”警示教育课,充分展现了中国司法的信心和定力。法治中国没有法外之地,更没有法外群体。任何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无论采取暴力手段还是“和平演变”“街头政治”,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对于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而言,维护国家安全、政权稳定,是基本的法律底线,也是应尽的公民义务,更是全体国人的根本利益和福祉所在。
“‘颜色革命’的本质是某些西方国家和利益集团煽动受害国内部矛盾、勾结受害国反动势力、驱使教唆受害国反动分子,企图干涉该国内政、制造国内混乱、推翻国家政权、影响国际政治格局,进而从中获利的一种恶意政治行为,与真正的民主、进步背道而驰,会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注定是不得人心的。”天津市人大代表王泽庆表示,“这些敌对势力跟我们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的主流力量比起来,只是强大主旋律中的一些噪音,他们的‘推墙’运动不可能成功,‘颜色革命’阴谋不会得逞。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正在深入推进,这些都是文明、进步、积极的因素,能让中国老百姓更加幸福。”
旁听了庭审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国浩律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吕红兵深有体会地说,本案教训深刻、警示意义重大,特别是警示广大律师要守住律师职业的底线和红线,不得利用律师身份策划、煽动、组织某些利益群体,干扰破坏正常司法活动和社会秩序,更不得借炒作个案破坏宪法确立的国家基本制度,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一定要敬畏法律、忠于事实,做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者、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保障者、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者、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者,厉行法治,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
“作为中国的新一代,我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颜色革命’的危害和风险,我们深知,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最好的爱国行为,就是努力学习、做好工作,为中国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让‘颜色革命’的图谋永远远离这片值得我们深爱的国土!”清华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李广德语气坚定,透出自信和力量。
(新华社天津8月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