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刘宪权和学生在课外交流。

文汇报新媒体中心 张挺 范柏文摄

刘宪权的“多面”，会让人感到震惊。他是无可争议的明星教授，华政甚至流传着一句话，“没听过刘宪权的课，人生不完整”。

刘宪权在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有很高的威望。就在这几天，刘宪权刚被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在全国法学界，他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在上海历届获奖者中，他是第一位文科教授。

电视荧屏上，刘宪权时常露脸，他是沪上法制节目的常客。

各种光环背后，真实的刘宪权是怎样的一个人？

拜全华政的老师为师

文汇报：您课上得好，在上海高教圈已经出名了。到底是您天生就会讲课，还是得过“高人指点”？

刘宪权：现在很多博士毕业就留校，给本科生上课，似乎讲课这件事不用教、不用学，似乎拿到高学位的人都能胜任。可在我们那个时代，站讲台真是件了不得的事情。

我1979年考入华政，尽管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三届，但却是华政的第一届。1983年毕业时，我的志向是去当检察官，结果组织上来做工作，说学校缺老师，我只好服从安排留在刑法教研室。

留校第一年，我就主动要求“坐班”，每天起早摸黑，就做一件事：把华政所有老师的课都去听一次。当时学校规模没有现在这么大，几十个老师的课全部听完一次后，我就挑自己比较喜欢的老师，再去他们的课堂学习，一边学他们讲课的风格、思路，一边做笔记，分析他们上课的优点和不足，自己总结。就这样不知不觉，我感觉自己可以站讲台了。

从这一点说，我是拜了全华政的老师为师。现在我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传帮带”，带出一批教学骨干和精英，延续华政重视教学的传统。

文汇报：如您所言，在现有的考评机制下，老师投身教学远不如做科研、发文章这么“划算”。那您为什么对教学还这么顶真？

刘宪权：本科生的课堂有个很微妙的地方，在你面前的学生专业知识很少，很多都是“白纸一张”。给本科生上课，考验一个老师的功力——最基础性的理论，你每一条都清楚吗？你讲的内容，别人能接受吗？

单从经济利益来说，上课确实 “吃亏”。花同样的时间，做科研、发论文“一本万利”。比如，你在重量级的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那名气一下子就起来了。行业里、学校里都知道你“牛”，获得的奖励更不要谈了——如果靠上课（要得到同样的物质奖励），那得上好几年！

但做人，眼光一定要放长远。大学里，有些大牌教授常年只带几个博士，不怎么给本科生上课。刚开始他们不觉得，后来就会发现，自己的学术方向不经意间越做越窄，久而久之，自己的“武功”都会退步，这才叫“亏大了”！

虽然现在对老师考评的“指挥棒”确实有点问题，有待改进，但这也不能成为大学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的理由。教书是本分，也是一个不断锤炼自己的“练兵场”。

文汇报：有人说，教学名师的称号也有另一层意思：这个人的科研可能不太行。在这一点上，您怎么看？

刘宪权：我从一开始就告诉自己，不能“一条腿走路”。教学和科研，两者并不矛盾，两手都要硬。我论文已经发了700多篇，著作40多部。在华政，我的科研量每年都排在全校前列，在全国，我也是一直蝉联中国法学高产作者的称号，从无间断过。

我感谢学生，所谓教学相长，他们提升了我的学术水平。

“骂”学生也真心爱他们

文汇报：很多学生报考刑法学，就是冲您来的。您给本科生上课花这么多心思，还有空带硕士、博士吗？

刘宪权：当然！我的学生，我亲自带、亲自管，有时还要“骂”呢。

前一阵子，我就跟一个博士生较劲。他写的论文，我让他前前后后改了十几遍。每次看他的文章，我不仅改内容，还要改错别字和标点。我不厌其烦地帮他改，改到他自己觉悟为止：你堂堂一个博士生，怎么竟犯小学生的错误；你是读法律的，写个文章都出错，以后到工作岗位怎么办，你的错很可能会误人家一生的。

文章改到十几遍的时候，我看这些道理他还没有完全“悟”出来，那我当然要当面“骂”。

有些学生确实对我说过，冲着我的名气来考研的，料我事情多，最多把个大方向，不会管他们。这一点，可真想错了。我是当老师的，不会允许他们“混”。

文汇报：您科研、教学一肩挑，要承担学院的行政工作，要带学生，还要从事法律宣传工作，忙得过来吗？

刘宪权：一年365天，只有半天是我留给自己的休假。大年初一的上午，我要去走亲戚，问候家里的老人，吃个团圆饭。从大年初一下午开始，我就到自己的工作室了。

我休息的时间比较短，哪天如果没课、不开会，上午8点前我就到工作室了，自己看书、写东西、有时一整天都在做科研。我办公室的灯，是整栋楼里最早亮的。以前年纪轻，晚上天天加班，走得最晚。现在年纪大了，精力有限，我晚上就早一点走，在家做一些资料整理工作。

文汇报：即便如此繁忙，听说您还承担了很多可做可不做的杂事。有学生告诉我，您帮人家写出国推荐信也会用很多时间。

刘宪权：学生来求助，能帮总要帮。我记得我女儿以前申请出国，到大学到处找教授写推荐，那个难啊！我感同身受，所以现在有学生找上门，哪怕不是我这个专业的，我也会给他们签字。因为有些教授每年只推荐10位学生，额满为止。那剩下的学生怎么办？这个字不签，学生可能连出国的机会都没有。他们不是去做坏事，是为了求学。时间对我来说是宝贵，但只要可能，我愿意为学生做点事情。

文汇报记者 樊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