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遵义会议》剧照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纠正了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遵义会议还使陈赓、肖劲光等十位曾遭受错误处分的将领们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们先后陆续得以平反或起用，成为后来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

陈赓：中央特科被捕受诬，终以功劳换回党籍

陈赓，湖南省湘乡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从1928年起，他主持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1933年3月，因叛徒出卖，陈赓在上海被捕，并由上海押往南昌监狱关押。正在南昌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的蒋介石，亲自对他进行劝降，许以高官厚禄、金银财物，希望他回心转意。陈赓不为利诱，大义凛然，严词拒绝。1933年5月，经党组织和宋庆龄等人的多方营救， 陈赓终于脱险获得自由。但是这段入狱的经历并没有结束，党内竟然有人怀疑陈赓当时是因为“叛变”才获释的，他的党籍也没有被恢复。据陈赓儿子陈知建回忆，当时王明说：陈赓这家伙被捕了，要么会死， 要么会叛变，既然他出来了，那肯定是叛变。于是就派人来杀他。奉命去杀陈赓的人原来是陈赓的部下，他找到陈赓，说我是来杀你的，你快跑吧。陈赓就跑到了苏区。1933年8月，陈赓辗转到了中央苏区。由于他被捕4个月，组织上要对他进行审查。在被审查期间，不能担任要职，于是他被分配到“彭(湃)杨(殷)步兵学校”当校长。

1934年10月，陈赓随中央红军长征，被任命为红军干部团团长。干部团是干部的预备队伍，绝大多数是富有战斗经验的、年轻的连排干部;同时，它也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在“左”倾机会主义占据中央的情况下，那些遭受迫害、受处分的干部也都被当成包袱丢在干部团里。即使是团长陈赓本人也还在接受审查。长征途中，干部团的主要任务是做警卫工作，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必要时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陈赓率领干部团担任会议警卫工作。周恩来说：“你应当像在上海保卫党中央那样保卫这个会议的召开。”陈赓率领干部团的战士们出色地完成了保卫任务，保障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立下了大功。会议结束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纵队政治委员、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的陈云，代表组织找陈赓谈话，并宣布恢复他的党籍。

罗明：执行毛泽东游击路线遭打击，遵义会议后被起用

罗明，广东大埔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中共汕头地委书记， 1927年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1928年2月任福建临时省委书记。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后，毛泽东从瑞金来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那里见到了即将出院的罗明，同他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毛泽东指出，要在福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进行运动战，以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鉴于闽西的严峻形势，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老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罗明出院后，在福建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由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罗明到了前方后，按毛泽东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的作战经验，领导苏区军民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取得了一定成效。

1933年1月，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经共产国际批准后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正在上杭的罗明前去迎接。在听取汇报中，博古了解到罗明拥护和贯彻的是毛泽东关于开展游击战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方针，不以为然。不久，他以罗明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为由，发起了反“罗明路线”的运动。后来，这场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许多同志在运动中被冤枉、诬陷，甚至被杀。罗明也是其中之一。1933年2月，罗明被免去省委代理书记职务，与夫人谢小梅被调到中央党校，担任教务处长兼党班班主任，负责编写党的建设教材，讲授部分课程。长征前夕，李维汉来到党校找罗明谈话，说要派学员去苏联学习，要罗明列出百余人的名单。在开始长征后，罗明才知道，李维汉要选派的学员其实并不是去苏联学习，而是随中央长征。

1935年1月，在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他指示要起用受“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打击的干部。很快，“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罗明就被起用了。恢复工作后，罗明担任了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在二渡赤水后的娄山关战斗中，罗明和胡耀邦在指挥部队隐蔽时，同时被敌机炸伤。胡耀邦轻伤，罗明被炸成重伤，左手大动脉被弹片击中，流血过多，当时就昏了过去，被送到了干部休养连治疗。因伤势太重，罗明被留在了贵州休养，最终未能走完长征。

陆定一：受王明迫害，遵义会议后成为军宣传部长

陆定一，江苏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陆定一任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代表时，同王明等“左”倾主义产生了分歧。1930年陆定一回国，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上台。他利用手中权力打击迫害陆定一，先以“调合主义”的罪名，撤销其工作；继而给陆定一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降职处分；1933年，又诬陷陆定一“逃跑回家”，将他开除团籍。当时的临时中央代总书记博古曾对陆定一说:“你就在我楼下办公，当个‘刻字匠’吧!”具体工作是刻腊版，给报刊写写一般性的文章。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没有任何职务的陆定一扛着一根梭镖匆匆上路。途中，陆定一干重活、抬担架、挑东西， 和普通的红军战士一样，没有差别。后来， 队伍在途中需要做宣传鼓动工作，陆定一就写标语、贴标语。他撰写的通讯《老山界》详细地记载了红军长征及宣传工作的情况， 记录了红军翻越老山界的艰难困苦，也记录了一个普通宣传队员一天的工作。通讯体现了红军战士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鼓舞士气发挥了作用。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也是陆定一人生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结束不久，长期遭受压制打击的陆定一被重新起用，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并接替邓小平主编《红星报》。1935年2月10日，张闻天在扎西召开的军委纵队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2月19日，陆定一即在《红星报》第十期上刊登了《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 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红星报》第一次向全党全军宣传了遵义会议的正确决议，极大地振奋了军心，鼓舞了士气。

杨至成：总供给部长任上被降职，遵义会议后被起用，绝境筹粮

杨至成，1903年出生于贵州省三穗县。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后，他随朱德、陈毅到达井冈山。1930年4月至1933年1月，历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务部部长、军总兵站主任、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等职，统管全军后勤物资的采购、生产和供给。毛泽东十分重视军队后勤工作，曾指示:地方财政收入除了可以加重对剥削阶级的征收外，还应努力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打破封锁， 增加收入。杨至成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因地制宜，卓有成效地开展后勤保障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战斗，为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被剥夺了在党内军内的领导权。随后，“紧跟”毛泽东的杨至成也受到牵连。“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时，以杨至成“不能从正规上补给红军”、犯了官僚主义为名，撤销了他总供给部长兼政委的职务，贬为负责军容风纪的队列科长。

1934年10月，杨至成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的边城黎平，来到了杨至成的家乡。由于当地地瘠民贫，老百姓从未见过红军，又受反动宣传的蒙蔽，不少人躲进了深山，并藏起了粮食，红军生活遭遇了极大困难。杨至成利用自己是贵州人，且是侗族人的身份，到部队驻地周围的村寨开展工作，向他们宣传红军是“干人儿” (即穷苦人)的队伍，是打欺侮“干人儿”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通过艰苦细致的宣传工作，红军队伍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缓和不少，长征队伍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少数民族地区。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实事求是地肯定了红军反“围剿”战争中的后勤供给工作：“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质上的需要……造成了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这是对杨至成所负责的红军后勤工作的正确评价。重新回到红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决定立即起用杨至成，任命他为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杨至成受命后，立即在遵义、桐梓等地大力筹集粮食、物资，充实红军财政收入，为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奠定了物质基础。红军翻过大雪山后，杨至成受命在毛儿盖、芦花荡等地筹集粮食30多万斤，支持中央红军通过草地，使濒临绝境的红军渡过了难关，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方强：因听从毛泽东的作战建议而被关保卫局，遵义会议后起用立功

方强，1911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平江青年义勇队政治指导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1师2团政委等职。1933年6月，方强从中央警卫团政委调任红22师政委，率部近万人驻守中央苏区南大门———江西会昌筠门岭。当时，前任师长程子华被调走，接任师长周子昆尚未到任，方强肩负起整个作战的指挥重任。10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当时“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红军不能按照正确的战略战术打仗，红22师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惨烈的战斗，最终只能被迫撤退。而毛泽东此时正好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份来到了赣南。他虽已不再担任红军总指挥，但时刻心系红军的生死命运。毛泽东与方强非常熟悉，在获悉撤退的情况后，他直接给方强打电话，告诉他要总结经验教训，并提出下一步的作战建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红22师在后来的战斗中打了胜仗。当时的临时中央负责人知道方强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后，立即撤销了他的师政委职务，并把他关进了国家保卫局。1934年10月初，方强被押着随中央红军长征。

在抢渡湘江后，红军突然改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进军。按照原先计划，红军应该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方强感觉到有些不同寻常，悄悄地问保卫营营长吴烈这是谁的主张。在得知是毛泽东的主张时，方强重新看到了希望。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即“遵义会议决议”)。正是这个《决议》， 挽救了方强和一批关押在保卫局的红军干部的政治生命。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郑重地向方强宣布:你自由了，党将重新给你分配工作。方强被分配到中央军委红军干部团，先担任政治营的政治教员。不久， 调任干部团的党总支书记。卸下了“包袱”后，干劲十足的方强率领侦察排，伪装成国民党部队，强行渡过金沙江的皎平渡， 一举打下火焰山阵地，歼灭了数倍于己的敌军，夺取通安州战斗的胜利，保证了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使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

王观澜：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遵义会议后被起用为中央工作团主任

王观澜，浙江临海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1931年初，王观澜秘密回国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指派他担任总编辑，主编《红色中华》。当时，王观澜的住处和毛泽东的住处仅一墙之隔。一向重视宣传工作的毛泽东，经常到《红色中华》编辑部去看望大家，指导工作，同王观澜促膝谈心，交换意见，两人成了知心朋友。后来，毛泽东被排挤出中央领导集体，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王观澜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他的正确意见。此举引起坚持“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的不满，他被强行开除党籍，撤销了《红色中华》总编辑的职务。毛泽东将王观澜留在中央政府土地部担任秘书工作，并以“在中央政府工作，需要解决党籍问题”为由，恢复了王观澜的党籍。随后， 毛泽东用中央政府的介绍信，派王观澜作为中央政府代表到各地检查工作。

身处逆境，王观澜的革命意志毫不动摇。他不怕戴“狭隘经验主义”“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毅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乡进行“查田”试点工作。王观澜把铺盖搬到农民家中，同农民群众朝夕相处，了解的情况更多、更细、更实，毛泽东深为赞赏。

1934年10月，王观澜踏上了长征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恢复了领导地位。随即，党中央起用王观澜担任中央工作团主任。在翻越雪山的进军过程中，为了保障红军能顺利过草地北上抗日，王观澜奉命筹集粮食。他四处奔跑，加之身染重病， 处境极度困难。毛泽东得知后，将自己从江西苏区带来的一双新布鞋送给王观澜，徐特立和林伯渠则分别送给他一条裤子和一块油布。长征后期，王观澜正是身披林伯渠送的油布，腿穿徐特立送的裤子，脚蹬毛泽东送的布鞋，历经千难万险，才顺利到达了陕北根据地。

李井泉：两度被撤职，遵义会议后起用为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

李井泉，江西省临川县人，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1930年夏天，李井泉受东江特委派遣，去中央苏区红四军前委做联络工作，时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接见了他，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很年轻，精明强干，又有文化，很适宜做政治工作，希望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深入实际，深入基层与士兵共甘苦。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贡献给工农大众。”随即，他被分配到红一方面军政委(毛泽东担任)办公室担任秘书长，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得到毛泽东的器重和赏识。李井泉先后担任红四军补充团政委、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红三十五军政委、赣南独立第三师政委、红二十一军政委等职。

由于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1933年初夏，在前线的李井泉得到通知，要他去瑞金中革军委接受“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实际是指责他拥护毛泽东路线，要他交待自己的“右倾错误”的，还要他揭露邓、毛、谢、古等人。谈话后，负责人对李井泉宣布了三条处理意见:一是通报批评; 二是取消其上“红校”深造的资格;三是从主力红军下派到地方武装带新兵。这既是党内处分，也算是惩罚。李井泉以大局为重，服从分配到红三军团第一补充师任政治委员。

1934年春夏之交，红军第五次反“围剿”进入了极度艰难时期，当时担任红三军团第三补充师政委的李井泉接手对突击扩红组建的部队进行集训。尽管他工作做得很细，但仍发生部分新兵走失的现象。他如实将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其实， 当年出现这种现象的部队很多，但由于李井泉是曾被列入“右倾机会主义”黑名单的人，所以他带的部队出了逃兵的情况就成了别有用心的人拿来做文章的“依据”。李井泉随即被撤职查办，并在军队干部中开展批判。

1934年10月，李井泉参加了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李井泉的问题被重新审查，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被撤销。不久，他被起用为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协助司令员刘伯承抓好直属纵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为红军大部队做出表率。后来在一次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毛泽东曾经就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两度遭贬的事，要他写个申诉材料报中央。而李井泉并没把此事放在心上。在后来的长征中，李井泉先后在一、四、二方面军工作， 他两次过草地，历尽艰辛，始终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为革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摘自《党史纵横》2014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