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善，背后是上海博物馆特别顾问聘请书（董存发摄于2016年10月有）

本文作者杜维善（1933—），系海上闻人杜月笙第七子，收藏家、古钱币研究专家。1949年5月随父亲杜月笙离开上海赴香港。1951年杜月笙去世后，随母亲姚玉兰赴台湾。曾到澳大利亚学习地质学，并在台湾、香港工作。后致力于古钱币研究，享誉海内外。自1991年起将一批珍贵的丝绸之路古钱币和中亚古钱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此后陆续向上博捐赠古钱币数千枚，并担任上海博物馆特别顾问。现定居加拿大温哥华。

蒋经国很想跟大陆沟通，我给朱学范带了两次信

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也很想跟大陆有沟通，通过陆京士找到朱学范与大陆联络。

那个时候，台湾的地方主义和台独的势力慢慢强大起来，台湾与大陆没有任何管道联络。蒋经国叫陆京士找朱学范试探一下，让我带信给朱学范，信的具体内容我不知道，当时陆京士也不会对我讲什么，不可能讲的，只是说让我带一封信给朱学范。我想开始应该只是问好吧，不会说什么别的事，可能是先牵个线、探探路。

陆京士叫我第一次带信给朱学范，那是1982年，我第二次回大陆的时候。

我第一次回大陆，只是在上海，别的地方都没有去。陆京士把信交给我，带到北京，我把信转交给朱学范。朱学范请我在仿膳吃饭，吃的是驴打滚、豌豆黄，当时还有杨麟也在，他是我父亲（杜月笙）的朋友杨管北的儿子。

我那个时候是重要的统战对象，所以到了上海，统战部的张承宗部长也请我吃饭。因为，张部长既是统战部部长，又是上海文管会主任，跟上海博物馆的汪庆正副馆长他们在一起。当时，我也正在与上海博物馆谈我的丝绸之路钱币捐赠的事情。

张部长还把我岳父谭敬拉来一道吃饭，谭老也是刚刚从劳改所出来没多长时间，从安徽回到上海。

我先后带了两次信，都是带给朱学范的。朱学范有一封回信，也是我带给陆京士的，然后陆京士再带一封信给朱学范，都是我带来带去的。

朱学范和陆京士是最合适的。他俩的关系很熟，是师兄弟，是我父亲（杜月笙）的左臂右膀之一，抗战的时候，他们一起在苏浙别动队里，分别担任队长，带队伍打仗，是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患难之交。到了台湾以后，陆京士继续当官，写信的那个时候，有很高的身份，相对中立。

朱学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位也很高的。他们两个的关系，当然最合适的了，他们的身份地位也好，不是在行政位置上，但又是有很大影响力的位置，差不多是对等的。所以，我估计他们之间的书信来往，一定是有原因的，应该有特殊意义。

我带了两次信，但两岸后来有没有进一步联络沟通，我就不晓得了。因为很不凑巧，我来回带了两次信以后，陆京士突然生病去世了，他是1983年去世的。

根据其他的一些资料，蒋经国去世前，还派了沈诚三次来大陆沟通联络，后来蒋经国身体也不好，很快过去了，他是1988年去世的。

到了李登辉上台，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他主张台独。那个时候，中国大陆也遭遇一些事情，估计也没有精力、没时间顾及这事。

要不然历史要改写了！好在我登上了长城

有些事情的成功，需要具备条件，还要有合适的时机。本来章行老（章士钊）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但突然在香港去世了；朱学范陆京士，又是一次时机，但陆京士突然去世了。两岸统一的事情，就擦肩而过了！

要不然，历史恐怕要改写了！至少，可能不会有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的事情了。

有的时候，他们来找我跟我讲要做统战啊什么的，我笑笑心想，我做统战的时候，你们还没有生出来呢！我是老统战了啊！

▲1981年，杜维善（右）代表母亲姚玉兰领取促进国剧（京剧）发展大奖，左为陆京士，中为陈立夫。

我为两岸传递书信的事情，外面没有人知道，大陆和台湾也没有人知道，当时是很秘密进行的。那个时候台湾人要是知道了，可不得了，“立法院”要闹起来了，蒋经国私通邓小平，那还得了。

其实，蒋经国与蒋介石相比，对共产党的感情更深，他去过苏联，还加入过共产党。

嗨！这就是天数啊！这么好的机会，突然之间人都走了。毛泽东、蒋介石、章士钊，还有蒋经国、陆京士、朱学范都不在了，朱学范是1996年去世的。

还有我母亲，在陆京士之前一个礼拜过世了，所以，陆京士的丧事，我们都不能够参加。因为我母亲的丧事。哎！这些人都没了，都走了。

不过，到北京是我一直的期待，登上长城是我的心愿，这个实现了！

我去北京，除了送信，第一要紧的就是要去长城。我是一直想去北京，一直没有去成，所以那次是我第一次去北京，我送完信以后，就是要去登长城，什么颐和园、博物馆啊我都没去，连故宫我都没去，我主要是去看长城。

那个时候的长城，还比较古朴，也没有什么人。

我喜欢历史，研究半两钱，对始皇帝有特别的关注，所以对长城特别向往，我第一次去长城的感受也很特别。我很高兴，我还能够上去、能够在有生之年登上长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