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陈 峰著，重庆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

北宋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号称盛世；二是军事积弱，立国160多年即被金所灭。出现这样的历史现象，与北宋实行的“崇文抑武”国策有着密切的关联。

宋太祖鉴于唐末及五代武人专权之弊，重用文人，抑制武将。这一政策经太宗、真宗完善，到仁宗朝“崇文抑武”政策已达极端，文人代替武将掌兵。英宗、神宗、哲宗三朝虽欲扭转这一政策的弊端，但积重难返，终致徽宗、钦宗被金人所掳，北宋灭国。

北宋实行“崇文抑武”国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不仅体现于宋朝在对外关系中始终处于弱势，更体现在内部政治运作中文武关系严重失调，导致杨业、陈尧咨、王德用、张亢、柳开、种世衡、狄青、王韶等人的悲剧命运，而这些有血有肉的案例，又折射出北宋立国基础的脆弱，最终导致繁荣的北宋悲哀落幕。

本书作者陈峰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书摘：序

北宋崇文抑武国策及其消极影响

漆侠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古今中外，历代历朝，没有一个国家对作为武装力量的军队不加重视的。结束五代兵变、篡权局面的宋太祖赵匡胤，对军队与政权兴衰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在建国之后，以“养兵可为百代之利”作为立国的基本国策。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有宋一代养兵高达126万之多，为中国历史上所少见，不能说是不重武。但另一方面，由于赵匡胤承五代藩镇割据之后，对骄兵悍将给专制统治造成的巨大危害有着直接的感受，因此在夺取政权后，即针对将、兵中的不利于专制主义的各种因素，“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纤细靡遗，以致“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产生了不少消极因素。

宋太宗赵光义篡权起家之后，原打算通过消灭北汉，收复燕云，以改变自己不大光彩的形象。但是，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辽高梁河之战，宋军大败亏输，宋太宗乘驴车逃逸。从此，宋太宗在治国政策上做了重大的调整，防内重于防外，把预防搞政变的奸邪问题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在“守内虚外”的政策下，武将成为防范的重点，所谓“重文轻武”“以文驭武”的局面，在宋太宗时既已形成，真宗、仁宗两朝不过是此前政局的继续，由此所造成的恶果则在这两朝彻底暴露出来。

对上述宋初立国国策及其演变，先师邓广铭先生的研究给后人开创了广阔的道路，我们应当继承下来，并沿着这个途径继续探索，使此前的研究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陈峰同志，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前几年完成了《漕运与古代社会》一书，现在又写出《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一书。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需要从多角度进行观察和探索，对宋代“崇文抑武”这个重大问题的观察和探索，也同样是如此。

《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一书，是从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戏剧性的“杯酒释兵权”史实入手的。是稿充分利用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及野史、笔记等大量宋代原始资料，详细地论述了赵匡胤以下北宋诸帝在崇文抑武方面的所作所为，中间述及王安石变法试图扭转这种局面而未果，最后以徽钦北狩、靖康亡国来说明尚武精神沦落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作为结束。

实际看来，“崇文抑武”政策并未因北宋亡国而告结束，南宋高宗赵构、秦桧继续执行这个荒谬政策，不遗余力地打击抗战派，并以残害岳飞作为其向女真贵族屈服投降的重要条件，靖康耻不仅未雪，大片国土却出卖给金王朝，又造成新的耻辱。不论从哪方面说，陈峰同志的这部书稿，为深入探索“崇文抑武”这一重大历史问题做了良好的开端，兼之本书文字流畅，可读性甚强，我认为可以作为一本好书向广大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