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谈风雅》是作者陈歆耕继《美人如玉剑如虹》之后推出的一组历史文化随笔。以北宋元祐年间一场高端的文人雅聚—— “西园雅集”为开端，柳永、范仲淹、苏轼、王安石、黄庭坚、宋徽宗、王诜、谢叠山等历史人物纷纷登场，在作者严谨而又灵动摇曳的笔墨下，史实与史识兼融，反思与吟咏并举，人物与事件叠现，历史的血管中翻卷起壮阔的“惊涛骇浪”。其文风一如以往，敏锐鲜活，幽默诙谐，直陈“史”弊，痛快淋漓；话语虽不离文学和文化现象，但文字后却蕴藏更为深广的忧思。

《何谈风雅》

陈歆耕 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一

总是试图让史识构筑在坚实可靠的史实之上，但发现史料常常如一根晃晃悠悠、吱吱嘎嘎的独木桥，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沟壑……

我所能做到的是，如果连一根独木桥也无，绝不臆造一道虚幻的彩虹。

二

最初的阅读和探究兴趣，萌发于一段介绍北宋文人雅集的史料。后人多称这次雅集为“西园雅集”。原先对这个“雅集”也闻所未闻，研究艺术史的专业人士大概知晓。因为参与雅集的有几位是中国艺术史上无法绕过去的顶尖人物：苏东坡（不仅是文学家，同时是大书法家）、米芾（大书法家）、李公麟（开创白描人物画的大师级画家）、王诜（大画家、收藏家、驸马都尉）……但在更广阔的大众视野中，大多数人如我这般孤陋寡闻，只知有王羲之召集的“兰亭雅集”，不知有更让人惊叹的“西园雅集”。

于是，搜罗各类史籍和当代文论中有关这次“雅集”的记载，试图获得“雅集”完整而精细的资料，目的无他：书生的“老毛病”——很想围绕这样一个值得文学艺术史记载而又无更多人知道的“雅集”写一部书。阅读中发现很多关于这个历史时段的人物传记和史料，都有介绍，但通常是寥寥数笔，一带而过，可谓语焉不详。让我感到意外惊喜的是，从一个论文网站搜索到上海美术学院胡建君教授的博士论文《元祐文人圈与文人画的发展》，其中第一章第三节专题写到了“元祐文人圈与西园雅集”。这部论著，帮助我对“西园雅集”有了一个轮廓性的整体了解，为我提供了进一步向前探究的路径。

三

有了初步了解后，就纳闷，为何如此高规格的“西园雅集”，却闷在文史堆中，没有如“兰亭雅集”那般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

且来比较一下，两个“雅集”参与者各自的阵容：

——“兰亭雅集”：王羲之、谢安、谢万……共有42人；

——“西园雅集”：苏东坡、苏辙、李公麟、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米芾、王诜等，共有16人。

看两次雅集的阵容，我们就会发现，在“兰亭雅集”中，堪称文学艺术史上巨公伟人的，只有王羲之，其他人我们对其文学艺术成就，则所知甚少。而“西园雅集”中，有苏氏兄弟，加苏门四学士和大艺术家李公麟、米芾、王诜，个个都是文学艺术史上光耀千古的巨人，为何却未产生“兰亭雅集”那样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呢？这是我在阅读相关史料时产生的第一个问号。

毫无疑问，“兰亭雅集”之所以几乎家喻户晓，首先得之于王羲之的那篇文章和书法皆一流的《兰亭集序》。尽管书法原迹早已失传，但一代代书法大家的摹写，使得其清雅俊逸、超凡脱俗的书法艺术，仍能长盛不衰。有了书圣的笔墨，“兰亭雅集”也就成了中国文人“雅集”中的一个不朽事件；同时，文章本身又是代代学子传诵的千古名篇，其闪烁的光亮穿越时空，当然不可能被时光的尘埃所湮没。反观北宋的这次阵容强大无双的“雅集”，却未能给我们留下可与《兰亭集序》媲美的遗墨和文字。有苏氏兄弟和苏门四学士、几位艺术大家参与的活动，以他们才华横溢的诗文、艺术造诣，理应有不朽的记叙诗文和笔墨传世。遗墨和文字是有的，但在文学艺术史上一直存有争议。遗墨有李公麟所绘《西园雅集图》和米芾所题写的《西园雅集图记》。按理说，有这两位大家的图文载其雅聚，也足以震烁千古了。现将米芾的《西园雅集图记》全文引录如下：

李伯时（李公麟）效唐小李将军为着色泉石云物草木花竹，皆妙绝动人。而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气，不为凡笔也。其乌帽黄道服捉笔而书者，为东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观者为王晋卿。幅巾青衣据方几而凝伫者为丹阳蔡天启。捉椅而视者为李端叔。后有女奴，云鬟翠饰，倚立自然，富贵风韵，乃晋卿之家姬也。孤松盘郁，后有凌霄花缠络，红绿相间。下有大石案，陈设古器瑶琴，芭蕉围绕，坐于石盘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执卷而观书者，为苏子由。团巾茧衣，手秉蕉箑而熟视者为黄鲁直。幅巾野褐，据横卷画渊明归去来者，为李伯时。披巾青服，抚肩而立者，为晁无咎。跪而捉石观画者为张文潜。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视者，为郑靖老。后有童子执灵寿杖而立。一人坐于盘根古桧下，幅巾青衣袖手侧听者，为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为陈碧虚。唐巾深衣，昂首而题石者，为米元章。幅巾袖手而仰观者为王仲至。前有鬅头顽童捧古砚而立，后有锦石桥竹径，缭绕于清溪深处，翠阴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团而说无生论者为圆通大师，旁有幅巾褐衣而谛听者，为刘巨济。二人并坐于怪石之上，下有激湍环流于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嗟乎！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耶！自东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议论、博学辨识、英辞妙墨、好古多闻、雄豪绝俗之资，高僧羽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动四夷。后之览者，不独图画之可观，亦是仿佛其人耳。

其文与李公麟的绘图相对应，呈现了这一众多巨公伟人在聚会时的形态。其文末的一声长叹，似也足以如“兰亭集序”般，使后学晚生心灵为之颤动。但其实际效应，为何仍拘于专业学术圈内，在百姓中几乎寂寂无闻？胡建君教授的论文，较为详尽地概述了“雅集”图文引发争议的论点。参与论争的学者，不仅有中国大陆，还有美、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海内外众多的研究者。可以说，都持之有据，让人看了常有穿过一团迷雾，又堕入另一团迷雾之感。因李公麟和米芾原迹皆不见传世，后世学人只能凭借各种他人的文字和描绘摹本来推测。一推测，就难免公公婆婆，各说各理。我们只能说，某一种论点，所依托的证据，稍稍靠谱一些。诸如南宋楼钥的《题王诜〈湘乡小景〉》记载：“国家盛世，禁脔多得名贤，而晋卿（王诜）尤胜。顷见《雅集图》，坡、谷、张、秦，一时巨公伟人悉在焉。”稍后，又有同为南宋人的刘克庄在《跋〈西园雅集图〉》称：“本朝戚畹惟李端愿、王晋卿二驸马好文喜士，有刘真长、王子敬之风。此图布置园林、山石、人物、姬女，小者仅如针芥，然比之龙眠（李公麟）墨本，居然有富贵态度。”从刘克庄的记载看，李公麟的雅集图还不止一个版本。除了墨本，还有一个着色本。这个版本画得很精致，似画在扇面上。而米芾的“记”也是用蝇头小楷题写在纨扇之上。南宋人士记载北宋名士活动，算是较靠前的记载了。即便“图、记”是南宋人之伪托，但我也坚信雅集活动绝非无中生有。

台湾学者衣若芬在《一桩历史的公案——西园雅集案》一文中，从四个方面质疑其真实性，得出“图、记”为后人托名的结论。她的核心论据是“在明代之前，米芾的《西园雅集图记》，无论在他本人的文集抑或其他的文献记载中都不见提及”；而大陆学者杨宽胜则态度相反，他认为“从（米芾）《宝晋英光集序》中可知，在岳珂开始整理米芾诗文之时，已经散失了有十分之九之多。况且‘南渡而后，文献不足’，所以不能凭借南宋的典籍文献中没有收录，便否定史实与图记的真实性”。

▲《巫溪山居》 苏金成

四

甭管是质疑或肯定，都无可以用来板上钉钉的“铁证”。让笔者同样生疑的是，米芾的《西园雅集图记》为何却缺失了对活动时间的标注？我们都知“兰亭集序”，首句便是，“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而米芾的“图记”，无论首尾都无时间标注，使得后人围绕“雅集”举行的时间，也争得唾沫横飞。另还有让人生疑的是，整篇文字几乎都在介绍画中人物的形态，等同于该画构图的说明书，导致行文支离沉滞，缺少气韵贯通的淋漓和洒脱，似非米芾文章之水准，更像是普通文人的笔墨。其中对人物衣着的描写文字，“幅巾”一词出现了五次，也有违通常的为文之道。

“西园雅集”的“图、记”呈现较晚，又始终伴随着学界的争议，也许是这一阵容强大的巨公伟人的雅聚盛事，未能进入大众文化视野因素之一。

另一影响传播力的因素，也许与雅集的召集人、场所、时代氛围有关。文人雅集的源头很早，在《诗经》中就已有记载，只是能够为大众称道广泛流布的无几。在“西园雅集”前，名气最大的当然是“兰亭雅集”。该雅集，几乎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精神高蹈、超越功利乃至悟透生死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兰亭”的召集人为已弃官归隐的会稽内史王羲之，参与者人数众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诗与酒是雅聚的主要形态。背映叠翠峰峦、修竹茂林，惠风拂面，春阳和煦，酒香袅袅。文士们环绕曲水席地而坐，酒杯随溪水漂移，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吟诗饮酒。吟不出诗，则加倍罚酒……在这样一种醉眼蒙眬、文思泉涌的状态下，王羲之为诗集作序，翰墨飞扬，无意间登上了中国书法艺术和文采风流的双峰。可以想象，当时的召集人和参与者心态都是极度放松的，除了风雅，没有更多的心理包袱。

相比较，北宋文人的“西园雅集”，明显要压抑和拘谨多了。西园者，驸马都尉王诜的私家宅院也。雅集的召集人当为王诜。这就成了一件政治上高度敏感的事。按照宋代礼制，公主及驸马接见宾客须特许方可，所谓“家有宾客之禁，无由与士人相亲闻”。在“乌台诗案”中，王诜被“勒停两官”、贬放外地，遭严厉惩罚，就是因为他与苏东坡有私交，又在此案中为东坡印制诗集、泄露拘捕信息，违反了皇亲国戚不得与“士人相亲闻”的内禁。皇上设此禁的理由是防止内戚与外臣相勾结，擅权干政。因此“西园雅集”由于政治上的高度敏感，参与者很难进入“兰亭修禊”文士们那般阳光、洒脱的精神状态。活动只能在私密中悄悄举行。人数众多，车马辚辚，谁能确保不会走漏风声，被监官弹劾，或被政治对手密告？读米芾那篇真伪莫辨的《西园雅集图记》，愚夫则感到有些蹊跷，按文中所说：“李伯时（李公麟）效唐小李将军为着色泉石云物草木花竹”，苏东坡“捉笔而书”，在一旁坐观者为王晋卿，苏子由则“执卷而观书”，秦少游独坐盘根古桧下作沉思倾听态，米元章“昂首而题石”……从这么一幅图卷，我们不难看出，参与“雅集”者几乎都在各自“忙乎”，互不交接。友人难得一聚，那位苏子由居然还能“执卷而观书”，实在让人觉得不可理喻。子由先生不至于到了这把年纪（注：按照有些书籍记载，雅集在元祐二年举行，子由49岁），参加朋友聚会也还得勤读不辍？

五

由此，请允许我的思绪跳跃一下：宋代的文人们，包括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在内，虽然创造了忧乐天下的士大夫精神标高，但其整体的生命状态并不洒脱、快乐，他们即便想效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不可得。这样一种感受和判断，并非来自对“西园雅集”图、记史料的最初研读，而是持续近两三年对各类宋史资料涉猎的感受。范仲淹活得痛快吗？四次被贬、罢，主推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即夭折。王安石活得痛快吗？两次罢相，临终前手抚榻几，郁郁长叹，终夜不眠。苏东坡活得痛快吗？不计其数地被贬斥、流放，遭遇“乌台诗案”，险些断送“老头皮”。司马光活得痛快吗？他老人家生平志向并非要编撰一部《资治通鉴》，而是立根朝堂之上，实现他的政治抱负。郁闷多年，在实现元祐更化、尽废新法后，“刚大之气，一泻无余”。王安石归天后，他也紧随其后到“阎罗王”门下报到去了……

至于为何不痛快的导因？且容许我在后续文字中慢慢道来。

因为持续的阅读，也使得我打消了原初的写作构想和思考关注点。

宋王朝的天空确实星光璀璨。“西园雅集”中的数位，仅仅是其中的几颗。如同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但愚夫并不打算因此像某些写作者那样大唱盛世颂歌。

盛世风华，文星昌耀——这样一种单向一元模式的思维方式，浸透在无数涉及大宋王朝的书写中。写作者们恰恰忽略了，星光的亮度，常常与天幕的黑暗是成正比的。就如我们赞美荷花——可以用尽词库中最美的文字，来称颂它的娇艳、君子之风——上结莲子下育莲藕，将整个身心都奉献给了这个世界。但是……但是，透过洁净的水面，它的根部却是一片污浊不堪的泥淖。它出淤泥而不染，但我们岂可连“淤泥”也一起称颂？

我还联想到一个未必妥帖的比喻：宋代统驭者与文人的关系，如同一只喜欢精神游戏的猫和一只心甘侍猫的鼠。猫将鼠扑在爪中，并不想一次性地满足口腹之欲，它想获得更多的精神快感——于是放一放，再逮回来，再放一放，直至其疲惫至极不再奔跑……更何况，那些体力充沛的鼠，还可用来搬运猫食，为猫创造更多的附加值。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老鼠很容易让人想到“鼠辈”，怎可用来比喻宋代的文人？其实，在动物界，“猫”与“鼠”的生存方式各异，不应在“物格”上有尊卑之分。

卑鄙的“猫”和伟大的“鼠”，您更喜欢谁？

中国人的十二生肖中，鼠为首。在文学艺术作品中，鼠的形象常常是很可爱的，如米老鼠。庚子鼠年伊始，十四亿中国人居然被这个小东西“折腾”得户户隔离、停工停学、如临大敌，可见鼠的能量。有人甚至溯源发现，每逢老鼠登场，世界总是要地动山摇。

越是看起来卑微的生物，越是轻慢不得。

世间事物总是充满悖论。我们应该正视和承认这种悖论，才有可能稍稍接近历史的真相。

尽管关于“西园雅集”图、记的真实性疑点很多，争议不断，但后代文人们还是宁信其有，而不愿轻易否定其无。因而后续各个历史时期的文人、艺术家们，都兴致百倍地摹写其图、诵读其文，各种摹本层出不穷。我想，这其中有精神心理的因素在起作用：文人们长期生活在高压之下，逍遥自在、倜傥不羁式风雅，其实是一种奢侈品。难得据说有这么一次巨公名贤的高端雅集，它传递的精神密码给后世文人们带来一种神往和心理抚慰。至于真伪，反倒不重要了。

——摘自《何谈风雅》，作家出版社出版，原文标题为《“西园雅集”透泄宋代文人精神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