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车上路，一个人的八万公里》 

金一诺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我和一诺都是幸运的一代。

我们都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刚断奶就遇到票证制度取消，大家开始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当我们开始读书识字时，又正逢浦东开发开放，上海再次腾飞，我记忆里的少年时代，始终伴随着上海各个工地施工的声响。我们一年一年长高的同时，也见证了上海的天际线一年一年变高，我们目睹黄浦江上第一座大桥出现，见证上海第一座高架、第一条地铁出现的全过程。我们也迎来了小家庭里逐一添置的冰箱、彩电、电话，然后是电脑和网络。当我们成人之际，差不多也是新世纪到来之时，我们是家族里第一批坐飞机出门的人，也是第一批能熟练运用外语如上海话的人。

如今一个上海的青少年，几乎生来就拥有这一切，或许对此习以为常。但我们是亲历这些东西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慢到快的人。从我们出生之际，往前推100年，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历程中都多少经历战乱或者饥馑或者闭塞，但从我们开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和平与开放。倘若一个人的童年，是和一个国家的高速发展上升期密切关联，那么这种同情共振，会对一个人的心理产生多少深远的影响？

于一诺，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当她想要去看看这个世界，她就这么做了。

▲书作者在东帝汶旅行

28个月里，她从不同城市出发，沿着不同路线，用做中餐的方式交换免费住宿，靠搭车环球两圈，到访85个国家和地区，丈量了八万公里道路。她去了许多观光客不会涉足的地方，学了许多当地的方言，交了许多当地的朋友，收获了许多美景和见闻。当她回到上海做新书推介活动，底下乌泱泱坐满慕名而来的读者，其中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开口谈的第一句感想就是“你们这代人幸运，我们过去出国，想也不敢想”。

为一诺新书作序的知名媒体人曹景行，是一诺父亲的老朋友，他们都是黄山茶林场的知青。曹景行说他到了46岁才第一次出国，而他还是同龄人中的领先者。我还记得1998年我母亲第一次去澳大利亚，为表示隆重，全家盛装前往机场欢送。而此前的出行准备工作更是紧张，为了在冬天的上海买一身能在南半球穿的夏装，母亲逛遍了上海大大小小的商场。那时上海的购物场所少得可怜，今天回想起来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外面的世界对我们的父辈而言，曾经是个遥不可及的存在。不仅是因为当时他们没有机会，没有护照，或者手头拮据，也是因为他们的大半个人生，都曾是缺少选择权的。

外面的世界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终于是触手可及的了。包括对内，我们面对自己的人生时，也有了在求学求职上的自主权，当然，新的烦恼会随之而来。但毕竟我们有了父辈所没有过的快乐——当一个年轻人想要游走的时候，她需要的就是出发。

▲书作者拍摄的智利小岛风景

一诺分明是一个人外出旅行，但她也是带着父辈们未曾拥有的自由出门。当一诺的爸爸，当曹景行，当我们80后的整个父辈，昔日不得不去工厂或者农场或者街道生产组，委身在一个角落里“修理地球”，除草养猪，或者拧螺丝时，当他们为了生存和养家糊口不敢随意辞职换岗时，他们是想也不敢想的吧——有一天自己会脱离眼下的局限，自己的孩子能拥有环球旅行的可能。

所以我想，一诺在书里洋洋洒洒写了她的见闻和机智，写了她认识的当地人和游客，她没有写的是，当她出门的时候，她是带着时间和空间的两个维度一起出门的。于空间，不消说，是丈量八万公里的地理距离；于时间，她的背后是时代变化洪流中的上海，是城市赐予个人的机遇。思及这份她所走过的时间距离，真是逝者如斯夫。

不是每一个上海的80后都如一诺那样周游世界，但每一个上海的80后都见识了生命本身的旅程呈现给我们的风景。行在路上的她，或留在此处的我们，都背负着各自的时空往前走。也把从我们父辈手里接过的接力棒，去传给我们的后来者，为他们争取更大的选择权。

因为生命不息。这是一场关于时代的游历。

作者：沈轶伦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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