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英] 凯瑟琳·阿诺德著，田奥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

美国的各个监狱是流感袭击的首要目标，因为流感能在过度拥挤的囚犯群体中迅速传播。1918年加州圣昆廷监狱的疫情暴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当地1900名囚犯中有500人感染了流感，而这些病患可能被充作了臭名昭著的医学实验的人体样本。

鉴于圣昆廷监狱的生存条件，这里暴发流感疫情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驻狱医师利奥·斯坦利早在他1913年抵达时就被这里恶劣的卫生条件震惊了。“通风管道早就不管用了，犯人的床都挤在一块儿，没留下多少供人呼吸的空间。”他在记录疫情时这样写道。斯坦利特别关注肺结核的传播，这在当时是主要的致死传染病，他也表达了自己对监狱没有执行种族隔离感到恶心，话语中充斥着那个年代的偏见。“白人、黑鬼、印第安人在这里随意混居”，他写道，而且“周围环境极其恶劣”。如果忽略他是种族主义者这个缺点，斯坦利算得上是个称职的医生，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中。斯坦利在监狱中有四个带薪助理，还有应征的犯人作为雇员和护士，他发明了一套高效的治疗体系，让犯人早晚两次排队取药。也正是斯坦利，以高效的方式按时间顺序记录下了1918年4月流感首次在圣昆廷暴发时的情形。

圣昆廷的第一次流感暴发开始于4月13日，一位囚犯（下文称为囚犯Ａ）从洛杉矶县级监狱转来，当时洛杉矶县级监狱里已有数个囚犯患病。囚犯Ａ在抵达圣昆廷之前就已患病，“浑身疼痛，伴有高烧”。他正式进入圣昆廷“是4月14日，正值周日，1900名囚犯聚集在监狱院子里，他就混在人群中，用餐时也和大家在一块儿，到了晚上，他和另外20名新囚犯一起被关在牢房里”。囚犯Ａ的病情在第二天恶化，他被送到监狱医院，当时已经“发101华氏度（约38.3摄氏度）的高烧，背部和全身骨头都有明显的痛感”。从此时起一直到5月26日，圣昆廷遭受了不同寻常的致命疾病的侵袭，101名病患被送至医院，其中7人出现了支气管肺炎症状，3人死亡。

疫情在4月23日星期二达到高峰，一天之内有8个新病例留院观察；4月24日，又有16个人住院。仅这两天之内，囚犯中的一半人都患病了。

尽管当时的医生对流感尚未有明确认知，但他们仍保留了维多利亚时期盛行的看法，即新鲜空气对病人来说是有益的，这才有了当时医生们的恳切忠告，鼓励每个有流感病患的家庭都能打开一扇窗子。

斯坦利着实被圣昆廷数量如此巨大的流感病患吓了一跳，尤其是他一直坚定地认为许多囚犯是为了不干重活才假装生病的。在斯坦利的回忆录中，他记得自己可以“分清装病的、不满的和疑似患病的”，尽管“这种识别谁在装病的天分让我在囚犯之中招致怨恨……他们把我形容成一个暴虐狂医生，通过折磨病人获得快感”。在斯坦利看来，这是他作为一名严厉但公正的驻狱医师所须付出的代价。

但圣昆廷眼下的情形，当真是囚犯们都病了。尽管许多患病的囚犯仍继续工作，但患病人数实在太多，“麻纺厂、缝纫店、家具厂和铸造车间几乎不可能维持运转，管理者甚至考虑完全停工”。斯坦利的文章显示了流感的暴发到底有多急速。“此时的天气温暖惬意，阳光倾洒地面，患病的囚犯得到允许时不时地离开工厂，去外面透透气。有些人病重到压根就没法回来工作，只能就这么躺在地上晒太阳。”

圣昆廷的疫情逐渐趋于平静，但斯坦利回想起来认为，囚犯中当时有超过500人患病。他特别提到“在流感传染的第二周和第三周，患病人数每周都是在周二和周三达到高峰值”，为此斯坦利提出了一种解释。每个周日的早晨，囚犯们获得允许观看一部电影，放映两次，一次在8点，另一次在10点。放映电影的房间有一部分位于地下，通风条件很差，需要人工提供照明，而且总是“挤到爆”。几乎整个圣昆廷的1900名囚犯都会来看，早晨还没结束，整个房间就“又潮又热，满是烟味和体味”。房间里不得不安装电扇，但也没多大用，而且两场放映之间也不剩多少时间通风。一拨囚犯前脚离开，另一拨囚犯后脚就进来了。还有些囚犯两场都看。

这些电影放映活动是圣昆廷流感疫症的缘起之地吗？斯坦利是这样认为的。

假设这种呼吸道疾病是在每周日的放映活动上感染人群的，那么它的潜伏期似乎就是36-60小时，所以第二周的周二或周三才会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病患。许多病例的典型经历就是周日去看了电影，到了第二周周二、周三他们突然头疼、发烧、打寒颤、骨头痛、严重虚脱，有时候还呕吐。这座监狱疫症的传入和缘起似乎跟从洛杉矶转来的那个新囚犯有关，因为起初只有他患病，等他入住后其他人都病了。

斯坦利承认，囚犯Ａ与其他人交往密切，很可能通过飞沫把疾病传播了出去。斯坦利也是首批留意到这种流感的特殊症状的医生之一，包括“气喘（呼吸困难），发绀（因为血液中极度缺氧），而且通常会从肺部涌出一股稀薄的带血脓液”。斯坦利也留意到这种病的另一个特征，迄今没有其他人记录，即复发效应。病患看似病情好转，但接着就复发并再度住院治疗。“在这次疫情中，9%的病例在两三天内就摆脱所有症状并出院，但10天之内就会复发再次入院。”

这种新流感后来引发的影响极其恶劣，因为它无差别袭击所有人，不分种族与信仰。在圣昆廷的病患中，73%是白人，18%是墨西哥裔，6%是非裔，3%是华裔。据斯坦利所言，有些流感病患身体过于虚弱，甚至发展成了肺结核，其中一人因此死亡。

斯坦利关于囚犯Ａ将流感传染给了其他囚犯的推论似乎是可信的。但这个假设也生出许多问题，比如囚犯Ａ抵达圣昆廷时的待遇。如果斯坦利说得没错，囚犯Ａ在抵达时就已患有普通感冒，那他理应被隔离以免传染他人。事实正相反，他获准自由地与其他囚犯接触，甚至可以在一间不通风的拥挤房间里观看电影。是这种草率的管理导致了悲剧发生吗？还是另有隐情？

与此同时，在圣昆廷之外的世界，这种新的致命流感开始了悄无声息、无影无形的杀人之旅。它的传播在美国始终未受到多少关注，在某地突然暴发带来巨大影响，而后又突然烟消云散。在翔实的军队记录和古怪的斯坦利医生的笔记之外，流感带来的冲击其实难以判断。到了1918年初夏，西班牙流感的“第一次感染潮”似乎退去了。

作者：凯瑟琳·阿诺德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张裕

来源：本文摘自《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英] 凯瑟琳·阿诺德著，田奥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