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诤（左）和刘寅（右）

1931年1月，毛泽东、朱德在中央苏区接见了刚参加红军的两名新战士。毛泽东对他们说：“等到将来胜利了，全国的电台都让你们来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当年的一句鼓励的话变成现实，他们分别担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第一副部长，四机部部长、常务副部长，担负起领导全军通信工作和全国电子工业的重任，这两人就是王诤与刘寅。

两名俘虏成了红军首批电台人员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这是毛泽东所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上半阕，描述了红军1930年12月30日在江西龙冈全歼国民党军第18师、活捉师长张辉瓒的场景。此战红军还缴获了1部电台，并俘虏了9名国民党军电台人员，其中有中尉报务员吴人鉴，见习报务员刘达端。

吴人鉴，1909年出生，江苏武进人。1927年从省立第二高级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军事交通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后入黄埔六期无线电科学习，结业后到国民党军第9师任电台报务员，1930年9月任第18师中尉报务员，随部驻扎南昌。在这里吴人鉴结识了比他小1岁的南昌青年刘达端。刘达端初中毕业即失业，曾以摆摊为生，经人介绍，到18师拜吴人鉴为师学习无线电技术。经吴人鉴的悉心传授及自己的刻苦学习，在短短3个月时间里，刘达端就熟练地掌握了收发报技术。吴人鉴和刘达端两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

当时红军没有电台，指挥联络不通畅，这一直是毛泽东、朱德的一块心病。几个月前，红军两攻长沙未克，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此次攻打长沙不克……技术条件不具备，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现在缴获了电台，可红军没有会用电台的人，毛泽东、朱德命参谋处长郭化若在被俘电台人员中想想办法。郭化若与他们逐个谈话，宣传红军的优待政策，耐心做开导工作，然后召集大家开会，真诚希望他们留下来参加红军，要回家的也发给路条和路费。当他说完“愿意留下当红军的请举手”，吴人鉴第一个举手要求参加红军，第二个举手的是刘达端。吴人鉴参加红军后，担心亲友遭受国民党迫害，同时为表达投身革命重获新生的心迹，改名王诤，并为刘达端改名刘寅。

有了电台，又有了会用电台的人，毛泽东、朱德十分高兴。当时追歼敌谭道源部的战斗还在继续，在紧张的战斗间隙，毛泽东、朱德在宁都小布一个祠堂里召见王诤、刘寅。毛泽东热情地同他们握手：“欢迎你们当红军！无线电还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门技术很有用，也很难得。现在你们是红军了，希望你们好好地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朱德殷切地说：“你们先把电台用起来。白军有的我们也会有；没有，白军也会陆续送来。”毛泽东接着说：“等到将来胜利了，全国的电台都让你们来管。”作为红军新战士，王诤、刘寅还不能理解这些话的全部意义，但他们一致表示：要尽力做好工作。

毛泽东、朱德还下令在生活上对王诤、刘寅他们给予优待，一个月发给30块至50块银圆的技术津贴。而当时红军战士一天只有3个铜板的伙食费。这种特殊关怀使王诤、刘寅深受感动。随着觉悟的提高，他们联名给总部写信请求免发技术津贴。

用“半部电台”设立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

缴获的那部电台只能算“半部电台”。电台发报机被几个红军战士误作不好带的“笨重东西”给砸坏了，只剩下收报机。郭化若问这半部电台还有没有用，王诤说可以用来收听国内外新闻电讯稿和侦听情报。王诤、刘寅用“半部电台”设立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收听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并择要抄录给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参阅。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说：“这是不是报纸的报纸啊！”这成了他了解外界情况的唯一便捷途径。于是，抄收中央社新闻电讯稿被作为电台的一项常规性工作固定下来。后来，郭化若给这种信息资料起了一个规范的名字叫“参考消息”，这便是今天新华社《参考消息》的前身。

不久，红军又在东韶战斗中缴获了一部完整的15瓦电台。自此便有了一部半电台。1931年1月中旬，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通信队正式成立，毛泽东、朱德亲自任命王诤为队长，特务大队政委冯文彬兼任政治委员，刘寅是骨干报务员。

4月，蒋介石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毛泽东、朱德要求电台侦听敌军动向。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红军有了电台，所以仍使用明码联络。5月15日黄昏，王诤、刘寅侦听到国民党军第28师电台与吉安留守处电台正在联络，师部电台发出：“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电台问：“到哪里去？”师部电台答：“东固。”东固正是红军总部驻地。王诤感到敌人这一动向很重要，马上向总部首长报告。毛泽东、朱德依据这一情报下达命令，于拂晓前占领东固有利地形。次日6时，敌军进入红军的伏击圈，红军突然发起攻击，激战一昼夜，全歼敌第28师和47师一个旅的大部。接着，红军一鼓作气，五战全胜，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为此写下“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豪迈诗句。在苏区军民欢庆胜利的集会上，毛泽东称电台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表扬王诤、刘寅立下了头功。

东固一战，缴获了1部100瓦电台。这时中共中央从上海派来了伍云甫、曾三等电台技术骨干。6月，组建无线电通信总队，王诤任总队长，伍云甫任政委，刘寅任报务主任。王诤调整电台配属，由他和伍云甫等带15瓦电台跟随毛泽东、朱德到前线，曾三、刘寅等带100瓦电台随叶剑英留守后方，前线有事随时架台发报，可使后方及时了解前线情况，实现了人民军队无线电通信史上的第一次联络。王诤、刘寅巧妙地发挥电台联络、侦察、破译、伪装的综合功能，使毛泽东和朱德能够对敌情了如指掌，运用电台实施便捷指挥。6月30日，电台侦获蒋介石给何应钦急电，得悉国民党军乘红军主力出击赣东、闽西之机，将向赣南苏区大举进犯。毛泽东、朱德依据这份情报急电一、三军团主力回师赣南，避其主力，打其虚弱，六战五捷，毙伤俘敌3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兴奋地说：“红军有了无线电通信，使红军从内线转到外线作战，就更加灵活了，部队就更能撒得开，收得拢了。”

这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的电台增加到6部。12月，国民党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给红军带来了8部电台和40多名技术人员，红军无线电实现了飞跃发展。红军总部与各军团，中央苏区与闽赣、湘赣、湘鄂赣苏区相继建立起电台联系。特别是曾三、刘寅用100瓦电台经过数月不间断的守听和呼叫，终于与上海党中央取得无线电联系。中央的各项决议、指示和情报通过无线电及时传到苏区，对红军实施战略指挥。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王诤作为代表出席会议，刘寅列席会议旁听。会议期间，王诤、刘寅还利用100瓦电台，建立起红军第一个广播电台——“红色中华通讯社”，这是新华社的前身。“红中社”广播电台向全中国及时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和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消息。

为表彰红色通信战士在反“围剿”中做出的特殊贡献，在中央苏区1933年“八一”建军节的庆祝大会上，王诤作为通信兵的代表，与陈毅、罗瑞卿、张云逸等一道被授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级红星奖章”。

伪装发报诱使敌人中计，红军得以跳出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

1934年1月，成立军委通信联络局（后改称三局），王诤任局长。长征前和长征中，王诤、刘寅先后经三局政委伍云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红军总部配属两部电台，对外称一分队、六分队，担负着同各个军团，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的通信联系，刘寅任六分队队长。长征中，每日天上几十架敌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红军处于频繁作战状态。为保证中革军委对各部队不间断的无线电指挥，王诤决定由他率刘寅的六分队，伍云甫率一分队，交替行军和工作，保证一天24小时始终有一部电台工作。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王诤、刘寅他们冒着敌机的轰炸，迅速把遵义会议决议发往中央红军各军团，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和江西苏区中央分局。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军委三局与二局密切配合，在保障通信畅通的同时，及时地截获破译敌人的密码情报，使毛泽东指挥作战心中有数。在四渡赤水的关键时刻，为实现毛泽东“声东击西”的作战意图，王诤、刘寅以单部电台伪装总部发报，诱使敌人中计，红军得以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

4月27日，红军在云南曲靖突遭敌机轮番袭击，紧急疏散隐蔽在一片树林里。敌机飞走后，红军急行军十几里，突然发现王诤不见了。周恩来闻报指示立即派人寻找。三局连夜派一个排的兵力，打着火把原路寻找未果。事发突然，三局内部议论纷纷。因为长征以来，队伍中有掉队的，有开小差的，有投敌的。这时，刘寅站出来说：“王局长是经过考验的。我敢打包票，只要他没牺牲就一定会回来！”王诤果然在第三天回来了。原来那天躲避敌机空袭时，他在一隐蔽处大便，因疾未愈，身体虚弱发软而昏迷过去，醒来时太阳已下山，他拖着病体急忙追赶，直到深夜才追上一军团的部队，在那里做治疗后归队。

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决定了北进方针，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伍云甫率刘寅等骨干随左路军行动，王诤随右路军行动。

面对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的危机，中央急于恢复与红二、六军团中断了的联络，以便有效地与张国焘做斗争。但当时张国焘控制了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的密码并与之建立了电台联络，还冒用中革军委的名义对其发号施令。中央政治局在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把“完成与红二、六军团的通信联络”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交给了王诤。

王诤带领电台不间断地守听，捕捉红二、六军团电台的信号。1936年1月27日深夜，在红二、六军团电台与红四方面军电台收发一份800余字的电报时，终于捕捉到了红二、六军团电台的信号。王诤亲自上机伺机插叫。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闻讯赶来，在王诤身边焦急地等待着。当这份长电报发到400字时，红四方面军电台要求暂等10分钟。王诤立即开机用明语呼叫，红二、六军团电台报务员龙振彪问：“你是何台？”王诤用明语答：“我是总队长王诤。请阎知非队长上机，有重要事要谈。”阎知非上机后，双方沟通了联络。在良好的通信联络保障下，党中央指挥红二、红四方面军迅速北上，10月中下旬，三大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

随红四方面军一起行动的刘寅，因来自一方面军，得不到信任，被调到通信学校任教员。刘寅向伍云甫反映，伍云甫提醒他：“党内出了坏人，要警惕。”长征结束之后，刘寅又随西路军西渡黄河，经过半年的征战，刘寅历经千辛万苦，于1938年5月下旬抵达延安，与分别近3年的战友王诤重逢。王诤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你辛苦啦！我们长征走了二万五千里，你们走了三万五千里啊！”

解放战争期间，发出的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电报300余份

全国性抗战爆发以后，王诤一直任军委三局局长，刘寅先后任三局秘书长、副局长等职。王诤提出了建立以延安为中心、沟通党政军各方面和全国各根据地及各游击区的无线电通信网络的构想，与刘寅等一道艰苦努力，建立了6个无线电通信网。刘寅积极协助王诤选派得力干部，随八路军3个师和新四军到华北、华东、华中之敌后工作，既保障中央军委与各抗日根据地的无线电通信，又发展壮大了抗日根据地的通信队伍。同时选派技术精湛的通信干部到蒋管区和日占区各大城市党的秘密电台工作，其中就有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李白。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延安通信材料奇缺，王诤、刘寅等自己动手，创办了一个通信材料厂。利用缴获的破飞机、旧汽车、旧铁轨等废旧材料，成批生产无线电通信器材，保证了电台的正常运转。毛泽东感慨之余挥笔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通信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

抗战胜利后，刘寅协助王诤派遣延安的部分通信领导干部赴各大解放区工作，建立起700多部电台构成的通信网络，为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做好通信准备。1947年3月2日，三局电台收到西安地下党电台密报的由地下党员熊向晖弄到的国民党军即将“闪击延安”的绝密情报。毛泽东、周恩来据此立即制定应对措施，在胡宗南20多万人马到来前，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有条不紊地撤离了延安。3月29日，中央政治局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委，到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4月初，中央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委，在晋绥建立中央同各解放区联系枢纽，形成中央前委、工委、后委“一分为三”的战时体制。

相应地，军委三局也分成3个部分：组建中央前委通信大队，由军委通信总台副台长黎东汉带4部15瓦电台，随毛泽东和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保障统帅部对全国全军的指挥；组建中央工委通信科，保障中央工委与中央前委、中央后委以及对各下属大单位的通信联络；王诤、刘寅率三局本部随中央后委转移到山西临县三交镇，开设集中发信台、收信台，负责同各大战略区、各中央分局战略台的联络。

无线电台成为中央指挥解放战争的最重要的手段。周恩来在前委机关干部会上打比方说：“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任弼时进一步解释：“你们看，一大队是电台（通信），二大队是电台（情报），四大队还是电台（新华社），我们4个中央委员（毛、周、任、陆）加上你们3个电台大队，不就是党中央吗？”

4月13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转战到安塞王家湾，在这里停留56天。中央前委有114份文电通过电台传到各战略区，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其中包括《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等重要文电。国民党军用新式无线电台“测向仪”测到王家湾一带有一个电台群，胡宗南电令29军军长刘戡率4个半旅，袭击王家湾，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夜间冒着大雨与敌周旋，成功甩掉敌人。

鉴于敌军已有“测向仪”这一新情况，王诤与刘寅商量，并报经中央同意，实行了“前轻后重”的战时通信体制。后委以大功率电台建立军委通信总台，前委一大队和各野战军都使用电波弱、不易辨别的小电台，以中间的大型固定台转发两头移动小电台。此举缩小了中央前委这个指挥机关的目标，使国民党军队难以搞清楚毛泽东到底在哪里，既保障了中央对全国各战场的指挥的畅通，也保障了中央领导核心的安全。毛泽东对此十分满意，说解放战争结束后，要给王诤颁发一枚最大的奖章。

1948年8月至1949年1月，是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军委三局电报量急剧增多，由延安时期的每月90万字增至140万字，而且大多是4个“A”特急电报，有时4个“A”后面还加了个“毛”字，表示这是毛泽东亲自交代必须立刻发出的特急电报。在此期间，总台发出的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指挥作战的电报就有300余份，其中包括关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作战方针等重要电报。王诤、刘寅轮流在总台坐镇指挥，三局干部战士超负荷运转，以毛泽东为首的统帅部，通过无线电通信，运筹帷幄，指挥各野战军决胜于千里之外。

以干扰抗干扰，协助导弹部队先后击落5架U-2飞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军委三局的基础上成立中央军委通信部，王诤任部长，刘寅任第一副部长。在他们的努力下，全军的通信队伍发展成为一个兵种——通信兵。他们还根据中央的部署，从全军抽出数以万计的通信干部，对原国民党政府、军队、警察、邮电、铁道、交通、新闻、广播、民航等部门的电信通信机构、设备、企业进行全面接管，使这些部门很快恢复正常运营。

王诤兼任国家电信工业局局长，积极组织电信工厂的恢复重建，推进军品和民品生产。1953年，以电信工业局等为基础成立第二机械工业部，刘寅到二机部任副部长，分管电信工业。随着机构调整，刘寅又先后任一机部、三机部副部长。电信这条纽带始终把王诤、刘寅紧密地连在一起，他们携手为国家电子工业奠基，把计算机、半导体、空间电子技术列为国家战略发展重点，成功组织了我国“两弹一星”通信控制系统和第一部电子计算机的研制。1955年，王诤被授予中将军衔，刘寅因在政府部门，与将军衔擦肩而过。

为适应国家和军队发展的需要，1963年成立了专门统领电子工业发展的四机部，王诤任部长，刘寅任常务副部长。王诤提出了24字方针：“平战结合，以战为主；军民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以民养军。”两位老战友一起踏上开创新事业的征途。

上任不久，王诤看到一份“情况通报”，国民党空军美制U-2高空侦察飞机频繁深入大陆腹地侦察骚扰，如入无人之境。王诤了解到敌机是利用电子技术避开导弹攻击，就对刘寅说：“这是我们电子工业部门的耻辱。”王诤向中央主动请缨，要用电子技术手段保障击落U-2飞机。王诤、刘寅把这一任务作为新部成立后的重点工程，组织一批专家制定出“以干扰抗干扰”的作战方案，协助导弹部队先后击落5架U-2飞机。从此，U-2飞机再也不敢进入大陆的上空。王诤、刘寅还精心组织研制出一批战略性的产品，装备部队。按照军用通信装备半导体化、小型化、轻型化的要求，组织100多个单位进行技术会战，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全军半导体化国产通信装备的换装。被击落的U-2飞机残留有400瓦短波单边带电台，王诤说免费送来的技术不能浪费，立即组织四机部第十研究所攻关10个月，研制出短波单边带电台样机，陆续装备部队。后又研制出全系列单边带短波电台，使中国的短波无线电通信设备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1973年初，周恩来拿出一张尼克松访华时送的卫星通信地球站图片给王诤看，并把自主研制卫星通信地球站的任务交给了他。王诤向周恩来立了3年完成任务的“军令状”，连续49天蹲在工厂、研究所调查研究，组织150多个单位进行技术攻关大会战，终于在1975年底建成我国第一座卫星通信地球站。王诤把这一喜讯报告给周恩来时，生命垂危的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整整三年，言而有信！要开庆祝大会，要盛大！”

我国计算机研制成功后，王诤支持刘寅“裸机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观点，着力抓应用。1974年8月，由四机部牵头，实施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计算机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在论证会上北大教授王选的方案并没被采纳。工程办公室负责人找刘寅汇报王选方案最为可行，刘寅拍板让王选方案上马。“748工程”带动了两个产业，一是印刷业告别了铅与火，迎来光与电；二是中国计算机激光照排系统从无到有，发展成一个成熟的产业。

1977年4月，王诤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四机部部长，主持军队电子对抗工作。1978年初，总参在武汉组织电子对抗演习。当时，王诤已罹患癌症，他带着氧气袋到现场指挥。由于过度操劳，他的病情急剧恶化。7月21日晚，他一边吸氧气，一边主持召开生前最后一次部党组会，一再叮嘱刘寅他们：“不把电子工业搞上去我死不瞑目！”8月12日晚，王诤病危，闻讯而来的200多位王诤的老首长、老战友守候在病房外，谁都不肯离去。13日零时18分，王诤心脏停止跳动。王诤的治丧安排报告呈报叶剑英，叶剑英亲笔写下“叶剑英主持”。

刘寅不遗余力地继续推进王诤的未竟事业，直到1985年5月26日因病逝世，追随老领导、老战友王诤而去。他们的身后，矗立起一个有2500多个企事业单位、100多万干部职工的兼顾军民的电子工业。直到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广播电视以及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网通、中国铁通等产业集团，都始终不忘王诤、刘寅是行业的奠基人。

王诤和刘寅是师生，是上下级，是搭档，由同一人介绍入党，是在同一战壕战斗了近半个世纪的生死战友。李先念和杨尚昆两任国家主席分别对王诤和刘寅有过精准评价。李先念称王诤是“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杨尚昆称刘寅是“半部电台开创我军通信事业先河，毕生精力贡献国家电子工业建设”。

——摘编自《党史博览》2018年第二期

作者：梅兴无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