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左）与彭德怀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大批特务组织、单线情报员和秘密联络员有计划地潜伏下来，妄图在北平解放后长期与人民政府周旋，梦想东山再起。北平解放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平市改称北京市），隐蔽战线上对敌斗争的形势严峻，任务艰巨。1950年破获的台湾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北平潜伏台”，就是深挖潜伏敌特的第一个战役。

神秘的“0409”

1949年12月初，毛泽东访问苏联。11月中旬，国民党特务组织隐匿在北京的“北平潜伏台”向台湾“国防部保密局”总台发了密码电报，急报这一政治情报。我军委某部监听台截获了这个密码电报，并迅速上报党中央。毛泽东在该报告上批示：“公安部，在我回来之前，镇压了这个反革命。”

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亲自领导侦破此案。他在布置侦察工作时说：“毛主席批示，在他回来之前镇压了这个反革命。主席马上就要出国，时间对我们是很有限的。为了尽快找到敌人，部（公安部）、局（北京市公安局）侦察力量，统一由李广祥（公安部调查研究处处长）、苏玉涵（公安部调查研究处副处长）与北京市公安局冯基平（副局长）通力合作，统一指挥。曹纯之（调查研究科长）、成润之（调查研究科副科长）具体负责外线侦察力量的调遣，每天把侦察工作的进展情况及你们采取的相应措施及时向我汇报。苏玉涵通知宋德贵（公安部行政处长），后勤工作要跟上。为侦破这个案件，所需要的物资和车辆，不必经过我批，要保证供应。”

当时我们掌握的全部案情资料，仅有敌人密码电报的破译文和署名“0409”的特务代码。军委某部破译“0409”可能是“郭、国、顾、巩”四个字之一，除此以外，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曹纯之决定调公安部的“机械化部队”——电讯监听台，查找敌台地址，揪住“0409”的狐狸尾巴。与此同时，李广祥和冯基平要求北京市各分局从户籍上查找“郭、国、顾、巩”四姓中与本案有关的可疑人。经过详细审查核对，并未发现与此案有关的线索。

李广祥、苏玉涵又通知曹纯之和成润之，派侦察员分头去调查外汇，凡是从国外、境外往北京汇款的人，全部摘录登记下来。经过两天的努力，北京所有的收汇名单中还是没有查出可疑对象。对此，杨奇清说：“告诉同志们，不要失望，在北京没有查到可疑外汇，并不等于一无所得。敌人每天还在发报，说明敌人每天还在活动。敌人活动，他就需要有活动经费。既然北京没有查到可疑汇款，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去天津、保定及北京附近其他能办汇兑的城镇去查。我想是一定能够查到的。”根据这一指示，第二天曹纯之就带了几个侦察员去天津，很快在天津市黑龙江路银行查到从香港汇给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的一笔款，取款人留下的手续落款是“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计爱琳”，并留有手章印记。为什么这笔款不直接汇到北京而汇到天津绕个弯子呢？显然，这个户头可疑，而且，最近又汇来一笔款还未取走，这笔未取走的款，比前几次汇款的数额多好几倍，这就更令人生疑。

▲原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

经调查发现，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是以司徒美堂（爱国华侨领袖）为董事长，集社会游资、广征海外侨胞投资的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同时也查到，计爱琳真名计采楠。为了进一步查清计采楠的真面目，公安部决定往新桥贸易公司派一名侦察员，从公司内部了解计采楠的活动情况。

多方侦察

李广祥从侦察队选了一名熟悉北京社会情况、口才好的共产党员。该同志一进入新桥贸易总公司，就拜访了司徒美堂，很快得到司徒美堂的赏识并得到重用，安排他做交际秘书。我们很快就了解到：计采楠是新桥公司的股东之一，她在新桥公司没有担任具体职务，很少到新桥公司去。新桥公司有个叫孟广鑫的职员，是计采楠的姘夫，经常请假不上班。据新桥公司其他职员反映，孟不上班时常到计采楠家去。

根据这个情况，曹纯之派侦察员对孟广鑫进行跟踪监视，很快找到了计采楠的住址——和平门外虎坊桥梁家园东大院甲7号。查对户口发现，这个大院有一个叫沈德乾的户主，是个商人，与公家合营周口店中华窑业公司，1946年起就在此居住。沈德乾的妻子计致玫当过妓女，日本投降后，与国民党高级官员交往。与沈德乾住在一起的还有其岳母计赵氏及其妻妹计采楠，计采楠的丈夫解放前逃往海外。我们开始对计采楠的住地进行监视，对计采楠家的电话进行监听，对计采楠及与其有来往的人进行跟踪，并在这个大院建立了我们的特情。不久，特情汇报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一次，她听到计致玫与其丈夫沈德乾为归还挪用计采楠的钱吵架时，沈德乾被逼急了说：“你们哪里来的钱我还不知道，我给你们报告了，谁也活不了。”由此，初步推测，计采楠就是特务“0409” 的特务经费收取、保管人。于是，我们把她作为重点侦察控制对象，从多方面开展工作，力求从这里打开缺口，找到“0409”。

在跟踪与计采楠有来往的可疑人时发现了不少重要线索，也发生过侦察员暴露身份的事。一天，有一个乡下衣着的老头儿从计采楠家出来，坐三轮车走了。我们一个新参加工作的侦察员骑着自行车跟踪，他把手枪柄上的红樱露在了衣服外面，让老头发现了，结果那老头儿面向后，趴在三轮车的靠背上看着他。杨奇清得知后说：“隐蔽工作暴露了，就等于在战场上作战伤亡了，再不把这个侦察员撤下来，不仅对现在的工作不利，而且会对今后的工作造成极大的损害，这样下去这个仗还能打胜吗？幸好工作才开始，现在跟踪的对象还不一定是我们要找的敌人，下一步跟上了真正敌人了，这样不精细的侦察员是不能上阵的！你们想一想，一个乡下人进城，发现一个带枪的、穿便衣的小伙子老跟着他不放，人家能不害怕吗？回头看看，时隐时现就更害怕，所以，干脆转过身来一直看着他。”根据他的指示，第二天就把那个侦察员调回机关。

此时，我电讯监听台又截获了一封敌台密码电报，内容是：“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因“0409”报告了毛泽东访问苏联的重要战略情报立了“大功”，给予“0409”通令嘉奖，由中尉台长越级晋升为少校台长，并决定发给奖金银元300元。毛人凤还指示他：“因兄本局现在需搜集近来苏中两国之间谍活动，及军事人员之布置（尤以沿海地区）等材料，希就可能范围内尽量设法侦查，详实具报为盼。皓辰一六八号。”

“0409”受到毛人凤的嘉奖后干劲更大了，每天不断把搜集、窃取的各种情报用密电发往台湾，这让我们的侦破更加紧迫起来。

▲毛人凤

一天晚上10点多，我们得知计采楠的姘夫孟广鑫要到天津去，通知侦察队已经来不及了。李广祥和苏玉涵当即决定由我去跟踪，然后由天津市公安局的同志接哨。苏玉涵说：“如果你和接哨的人没有联系上，你就跟到底，等敌人住下了，你给‘1969’这个电话号码打电话，就说你是北京来的，叫什么名字，他们就会接你。我已给天津市公安局打了电话。”他还交代给我孟广鑫的相貌特征、车厢号和座位号。我从前门火车站上火车后，进了头等票车找到孟广鑫，坐在他隔壁。那是我第一次去天津，往哪里走，我也不知道，反正有他给我“带路”。到了海河大铁桥上时，桥对面走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人按规定的暗号，给我打了招呼，我也按规定的暗号作了回答，其中两人跟上孟广鑫走了，一个人带我回到天津市公安局。第二天早上，我返回北京。

锁定计兆祥

一天，公安部在电话侦听时发现，计采楠通知与她有联系的人，让相互转告，于×月×日到北海公园漪澜堂御膳餐厅聚餐，庆祝“0409”嘉奖晋职。按照计采楠所说的日期，我们十多个侦察员也按时到达北海公园，以各种不同的游人身份在漪澜堂御膳餐厅内外守候。

聚餐中间，一个看样子大约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人，好像发现了什么意外情况，走到计采楠身边，说了几句话，向参加聚餐的其他人打了退场的手势，就匆匆忙忙走出漪澜堂御膳餐厅。这个年轻人引起了我们侦察员的注意。我们分析，他可能就是“0409”，并马上对其展开跟踪。他出北海公园后门，有意绕了几个地方，没发现我们的侦察员，就坐三轮车到北城豆角胡同33号院门口，下了车回过头看了看，快速走进院内。

同一天，李广祥派人去查计采楠的户口，发现计采楠原住西城二龙坑××号，她原有一个弟弟，名叫计兆祥，迁到了北城豆角胡同，这就和我们跟踪的那个年轻人对上了号。豆角胡同也和我们监听台发现并截获代号为“0409”的敌台相距不远。又经进一步查阅缴获的敌特档案，在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北平特警学校1948年最后一期毕业班的同学录上，查到了计兆祥的名字。这期特警培训的内容就有潜伏、搜集情报、收发电报、密写通信和爆破、焚烧、暗杀、投毒等特务技能。

在对计兆祥的调查中，我们还通过曾在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北平绥靖总队一大队当过报务员的在押犯叶清林、宫裕民了解到，北平解放前夕，计兆祥曾向他们透露过，1948年底，绥靖总队大队长陈恭澍向他布置了潜伏任务，并发了电台和活动经费。1949年初，叶清林还见到计兆祥带着怀孕的妻子吴岚到市立第三医院检查过胎位。

不久，我电讯监听台侦测到敌台的发报讯号从北城古楼附近南移到了故宫附近。与此同时，我外线侦察队也侦察到计兆祥已从北城内五区豆角胡同33号搬迁到了内六区磁器库南岔7号张姓大院。

我们猜测计兆祥可能是“0409”，有三个吻合点：（1）计兆祥迁到现地址的时间与“0409”潜伏台向保密局报告的时间相同；（2）计兆祥的小孩出生的年月与叶清林供出的计兆祥妻吴岚怀孕时间相近；（3）计兆祥所报的职业是周口店窑业公司职员，又与沈德乾挪用计采楠的款联系上了。

于是，侦察员以电业局职员的身份，通过查电表发现，计兆祥家每天的用电量比同院同等条件的人家多出好几倍。李广祥又派侦察员晚上到这个大院里隐蔽起来，用测电表查看计兆祥房内晚上用电量增加的时间及室内灯光闪亮的时间，并一一记录下来，结果与我监听台收到的敌台发报的时间完全相同。敌台每天发报的密电内容与我外线侦察员所侦查的计兆祥每天活动内容也完全相同。这样，我们初步确定，敌台就在计兆祥住的房间里。

正当侦察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并向纵深发展的时候，由于杨奇清与滕代远要布置毛泽东回国的安全保卫工作，“北平潜伏台”的侦破工作改由李克农代管。

12月7日，李克农指示，把与计兆祥没有特务关系的被跟踪对象予以解脱，集中力量监视计兆祥、计采楠等10名重点嫌疑对象，把计兆祥作为重点中的重点，将其一举一动置于我们的视线之内，跟踪时，宁肯暴露，也绝不能脱掉，以免敌人狗急跳墙进行破坏或逃跑。

▲李克农

1950年1月初，我们又发现三条新线索：（1）天津市公安局在对吴光宇的侦察中，在天津海港商业来往电报中查到一封香港来电，要求天津富贵大街58号天源行义记交吴光宇锡2吨；（2）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电告“0409”电台，“发兄黄金20两，已与商家谈妥，希照前办法，以吴光宇名义领取”；（3）计兆祥以吴光宇名义给天津天源行义记经理王寿恒打电话，要求抓紧办理香港拨汇黄金的事。至此，案情进一步明朗了。

李克农指出：“这是敌人台长、报务、译电、情报集中于一人——即敌人吹嘘的万能情报员，也叫万能台，主犯就是计兆祥，其他可能是为计兆祥领取、保管特务经费，为计兆祥提供掩护特务身份证件、掩护其进行特务活动或者知情不报的从犯。破获了保密局潜伏在我们共和国首都——北京的这个重大间谍特务案，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等毛主席访苏回来，发表了中苏友好联合公报，是对蒋介石的第一个沉重打击；接着发表我们侦破蒋匪保密局‘北平潜伏台’这个巨大的间谍特务案，这是对蒋介石的第二个沉重打击。这个案件已经基本侦察清楚，破案的时间，由李广祥同志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决定。不要忘记，要在毛主席访苏回国之前破获此案。破案时，我要到现场去看看，到时通知我。”

真相大白

1950年2月26日早晨7点35分，在北京市公安局、天津市公安局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京津两地分头同时行动，逮捕了主犯计兆祥及为其领取并保管特务活动经费、积极协助其间谍活动的计采楠（计兆祥之二姐），以及与本案有关的其他从犯吴兰（计兆祥之妻）、计致玫（计兆祥之大姐）、沈德乾（中华窑业公司总经理）、孟广鑫（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职员）、计兆堂（计兆祥之兄，惠群公司庶务）、吴光宇（计妻之堂兄）、王寿恒（天津天源行义记经理）、雷玉璞等10名罪犯，并从计兆祥家暗室内搜出美式直交流15瓦电台1部、密码4本及收发报底稿2本、《通报统计》和《人员通讯联络法》各1份、美式2号左轮手枪1支、子弹20发、假证明书1本及北京防疫队袖章1个。在计采楠的住处搜出领取特务活动经费所用的“计爱琳”手章1枚。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计兆祥以及其他罪犯对间谍行为供认不讳。

▲计兆祥被捕

第二天，李克农拿着他亲自拟好的电报稿到侦破此案的指挥中心云南会馆，命令计兆祥按照原来他给台湾保密局总台发报的手法，使用他原来的电台，把这个电报发给台北的保密局总台毛人凤，其内容如下：

毛人凤，你吹嘘的神乎其神的万能潜伏台被我们侦破了。你们来多少，我们就消灭多少。你还有本事吗？你有本事就亲自来嘛！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不要怕嘛。你好好听着，“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你们丧失八百万军队逃到海岛，你们阴谋策划的新“皇姑屯事件”已彻底破产；你们吹嘘的“万能潜伏台”已被破获。这种种教训你还不接受吗？寄人篱下，好景是不会长久的。人民政府对你们有国人共睹的政策：既往不咎，奖功折罪；率部归来，立功受奖。我李克农保证你安全。发报人，是你新提升的少校台长计兆祥。

3月4日，也就是毛泽东访苏回到北京的同日，李广祥“请”计兆祥向我们调查研究处的全体工作人员全面交代其活动情况。他只得如实交代：

计兆祥，又名计旭，24岁，北京人。1948年初，自北平特警学校毕业后，曾先后充当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第三方面军第一总队司令部中尉报务员、绥靖总队第一大队北平区台中尉报务员等。1948年11月我军包围北平前夕，他受绥靖总队华北第一大队队长陈恭澍（军统特务）之命准备潜伏，充任该总队“北平潜伏台台长”，从事情报破坏活动。当时他领到美制交流直流两用15瓦电台1部，“丁密”“伈密”及公用电码3本，美制2号左轮手枪1支等；另外领得伪钞金圆券7千元、军米1袋作为潜伏活动费用。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前夕，他潜伏在北平北城豆角胡同33号，密设电台。从2月开始，他就与南京绥靖总队正式通报。4月下旬，我军解放南京后，他改归台湾“国防部保密局”领导，被任命为保密局“北平潜伏台台长”。从1949年2月开始，到1950年2月26号被捕，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竟先后发报215次，收发报文稿字数达3万余。

计兆祥的特务间谍犯罪活动，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如根据其关于北平南苑机场的情报，1949年5月4日上午7时半，国民党派空军6架B-24型轰炸机轰炸了该机场，投弹30枚，炸毁我方飞机4架，死伤24人。

1950年6月2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计兆祥判处了死刑，执行枪决。与本案有关的其他从犯，依据其犯罪情节轻重，都受到了严惩。

——摘选自2007年01期《百年潮》

作者：孙有光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