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新中国随之诞生，而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则风雨飘摇，退据台湾。但几十年过去了，盛传中的大陆黄金被蒋介石秘密运往台湾之谜一直未能破解。

2009年岁末，当笔者面对当年蒋介石“总账房”吴嵩庆之子、今年七秩高龄的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医学院正教授吴兴镛先生时，他终于向笔者道出了这在两岸都一直是个谜的蒋介石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终于使这个埋藏了一个甲子的历史真相浮出水面。

吴兴镛先生及夫人吴于艳秋女士2009年岁末在南京期间，笔者是在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主任郭必强先生陪同吴先生伉俪参观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陈列室之后在原国民政府国民党励志社旁的一家茶馆兼餐厅进行采访的。

吴兴镛介绍，蒋介石从大陆所运出的黄金总价值有700万两之多。这价值约700万两的黄金包括400万两左右的黄金，以及与300万两左右黄金等价的银圆和外汇，这约700万两黄金是分六批先后秘密运往台湾的。这六批黄金运台，有三批是父亲吴嵩庆参与负责的。蒋介石政权退据台湾后，他手下的约200万军政人员(其中军队约100万)得以生存、发展，完全是靠这700万两黄金的支撑。

大陆黄金运台，实际上蒋介石早有准备，他预知自己的政权在大陆已支撑不了多久，于是他把政权交给李宗仁，自己则脱身密谋下一步行动，而700万两黄金则是蒋介石密谋当中的一个关键部分。于是，自1948年12月1日午夜开始到1949年8月，大陆黄金有计划、有步骤地分6批先后运往台湾。

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大陆运往台湾的第一批黄金于1948年12月1日午夜开始前后分两次从上海运出。这批黄金计有黄金260万两、银圆400万块，由时任中央银行的总裁俞鸿钧主持。尽管此事的保密工作做得滴水不漏，但还是被英国记者乔治·瓦因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中发现了。于是，乔治·瓦因立即向英国伦敦、向世界发出了蒋政权从中国大陆运出黄金的电讯。这是西方媒体首次报道蒋介石从大陆运出黄金的报道。

1948年12月初，国民党军队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在双堆集被击败瓦解，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所率领的徐州剿总余部在徐州西郊青龙集、张庙堂一带被围，邱清泉所率第二兵团1月10日在陈官庄被歼，同日杜聿明又被中共俘虏。迫于形势，蒋介石于1月21日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

蒋介石在下野前，密召时任联勤总部财务署中将署长、47岁的吴嵩庆嘱其秘密行事。为了避免“代总统”李宗仁和立法院、财政部的所谓“干扰”，蒋介石密令吴嵩庆与财政部以及中央银行订立“军费草约”，把原先作为金圆券准备金的国库资金，全部转运到财务署，以“预支军费”的名义保管起来。然后再由吴嵩庆将这99万两黄金秘密运出。

1949年1月20日深夜，这批黄金以“预支军费”的名义由上海运出，用军舰先行运至厦门鼓浪屿地下金库，后再由鼓浪屿金库运至台湾。尽管这笔所谓的“预支军费”操作时极其秘密，但还是被西方媒体嗅出了味道，美国合众社第二天就有了“箱子装的是金条”等推测性的报道出现于报端。

第3批黄金运台是从1949年的2月8日至9日，60万两黄金从大陆的上海由飞机空运到台北。这次黄金运台，吴兴镛的父亲吴嵩庆可能也参与了，但不能最终肯定，因为那几天的日记显示了完全空白。“不知是父亲忘记了，还是故意未记。”吴兴镛对笔者解释道。

第4批运台黄金为20万两，是在1949年5月前上海解放前夕由汤恩伯从上海运出的，吴嵩庆参与其中。

1949年8月，又有两批共计20万两存放在美国的黄金由美国运送到台湾，这就是第5批和第6批黄金运台。从此，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依恃这价值700万两黄金的这笔钱在台湾惨淡经营了起来。

吴兴镛说，有意思的是，台湾最新发现了蒋介石5件亲笔写的信件，其中最后的一封是在1949年5月23日(上海解放前几日)写的，信中蒋介石告诉中央银行的工作人员，要他们留下2万两黄金(即100万块银元)。说是留100万块银元，最后汤恩伯只留了30万(即6千两黄金)，可见汤恩伯中饱私囊的丑恶嘴脸。蒋介石用这样的人，焉能不败？

吴兴镛告诉笔者，父亲对自己以前所从事的工作守口如瓶，从不跟晚辈说，我们对父亲在蒋政权里面做什么工作也并不知晓。上世纪70年代，吴兴镛在台湾大学对面的小书报摊上发现了李敖所写的台湾禁书《蒋介石研究》，书中看到了父亲吴嵩庆的肖像，并被李敖称为是“蒋介石的总账房”，并说吴嵩庆是除了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之外的另一位在1949年前后“盗窃”大陆国库资金运到台湾的重要人物。但因为吴兴镛在海外的医学工作太忙，未能顾及父亲过去的工作，也没有向父亲打听他从前相关的事。

时间一晃近20年，1990年，吴兴镛回台时，有一位洛杉矶的记者朋友陆大声恰巧也在台北，有一天他来吴家，向吴父请教上海“沦陷”前中央银行黄金运出的事情，而父亲迟疑片刻后即断然回答道:“此事我不清楚”。

1991年9月，已经90岁高龄的吴嵩庆老先生有机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大陆浙江镇海老家探亲，两周后返台当天即去世。当时母亲也已是91岁高龄，身体又不好，所以吴兴镛匆匆从美国星夜飞回台岛，准备父亲的丧事。此时，母亲指着书房父亲的手迹对吴兴镛说:“快把这些寄去美国，由你保管吧。”吴兴镛说，母亲考虑到父亲早年有许多工作牵涉到国民党政府的机密，因为父亲不止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财务、军需总监长达15年之久，而且每周参加国民党政府“总统府”军事以及财经两次最高机密会议。如果给留在大陆的几个儿子看到这些资料，怕会影响到他们在海峡那边平静的生活。既然父亲已经作古，而大陆的孩子也已经过了古稀之年，“不该知道的事”还是少知道些为好。

5年后，吴的父亲去世5周年前夕，台北《传记文学》社长、也是吴嵩庆的老友刘绍唐先生向吴兴镛约稿，嘱吴兴镛写篇文章以纪念父亲过世5周年。为了写好纪念文章，吴兴镛想起父亲的遗档，检视之后，在遗档中发现了他1949年的军费记录。这是迄今为止，除2008年美国史坦福大学所公布的蒋介石日记之外，记录国共内战时有关军费日志的第一手材料。

此后10余年，吴兴镛利用一切业余时间，花了大量时间、精力在海峡两岸、国内外图书馆、档案馆、报章杂志以及网络上面查询相关资料，并多次寻访到与当年大陆黄金运台有关的亲历者以及目击证人，这其中包括其父当年的海、陆、空、后勤方面的同事，及新闻、财经方面各界人士，最后才基本掌握了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的资料。

——摘自《百年春秋：从晚清到新中国.解读悬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作者：张群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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