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园路林宅现在的样子

张爱玲有句豪言：“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可见林语堂的风头当时比她劲。

张爱玲念书靠近愚园路西头，居所靠近愚园路东头，关于其与愚园路的关系我已有文章专述，但没想到她所叫板的林语堂与愚园路的关系更直接。不仅林语堂上过的圣约翰大学在愚园路附近——穿过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即是，回国之初的林语堂可能还住过愚园路上的宏业花园，就连林语堂当编辑的《天下》月刊的办公地点也在愚园路上。《天下》杂志是民国时期一份高质量的英文学术刊物，林语堂为主要编辑之一。

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林语堂在上海的生活经历主要分两段：1912年至1916年就读于圣约翰大学；1927年回国到1936年8月出国（其间1931年5月至1932年5月旅欧），住在上海长达13年。上海可以说是林语堂人生的重要始发站和转折点，其间他主持参与《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的编辑工作，1935年8月创办《天下》月刊并开始《吾国与吾民》的写作，出国后还不断在设于愚园路的西风社出版物上撰文并出版了《生活的艺术》。这些都表明林语堂和愚园路有着不解之缘。

又据1936年2月15日的一篇报纸报道，林语堂先生曾安家在愚园路上：“这是一所精致的洋房，右边是小花园，有儿童体育的设施装备。我走进客堂，四壁张望一下，布置得很幽雅，寸把厚的地毯，中西合璧的陈设，真有些富丽的气息。林先生正在‘有不为斋’写‘林语堂启示’，他说每天早晨著述，这是多年的习惯。”另有报道说林语堂一篇写“参观刘海粟画展”的文章，从他出门说起，沿途风光连电杆木、梧桐树也写了一大堆，及至到了大新公司（刘在大新公司画厅展览），文章便突然结束。有一位朋友问林语堂是不是没有写完？他答得妙：“心里想看他的画，但看了路上的景色已经满足，所以也不必再看了。”林氏幽默可见一斑（此文见报道转述但未查到原文，盼有林语堂研究者查考出确凿出处）。

林语堂先生本人也写过《愚园路中所见之万象》一文（此文写得并不理想，但却反映了林语堂此阶段对自小所受基督教神学的怀疑）。所谓愚园路林宅，其实并不在愚园路上，确切位置是在当时的忆定盘路（现江苏路）43甲（见《林语堂传》等资料），可能因为愚园路作为东西向主路，人们知道得更多些，才把靠近愚园路的林宅说成是在愚园路上。当然，另一种可能是因为林宅靠愚园路太近，从愚园路也可以抵达。更有意思的是，文史爱好者陆琰先生、上海纽约大学的顾蓓蕾老师还从《申报》等报纸广告中找到了林语堂曾当过编辑的《天下》英文月刊编辑部地址，居然就在我自小长大的弄堂门口的公寓里，门牌号码是1283号。一位叫文森特·斯塔雷特的美国记者还曾访问过林语堂的办公室，所记也是这个门牌号。这从钱锁桥先生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和其他林语堂传中也得到印证。我们小时候都随俗叫它“天堂间”公寓，住户都是邻舍隔壁，从小在一起玩耍，至今我的童年小伙伴还住在里面。公寓顶层就是我回忆童年文章中写到的那个晒台，我们在晒台上放风筝，摘梧桐树上的毛栗子。不知当年的林语堂是否在编辑之余，也叼着他的雪茄烟斗登上过此晒台，在梧桐树隙中眺望下面的街景，触发写作灵感。更可贵的是，陆琰先生还从1928年5月2日《申报》上的一则“东方联合商务汇报征稿启事”中找到“上海宏业花园九十四号林语堂转”的字样，据此推测林语堂先生回国之初可能住过愚园路的宏业花园。

▲林语堂是《天下》月刊主要编辑之一

《吾国与吾民》在国际上一炮打响后，美国记者文森特·斯塔雷特来到林语堂在上海愚园路的编辑办公室作了一次访谈，期间讨论到该书中文版事宜：

我问道：“你会自己翻译吗？还是请别人翻译？”

林语堂很不自在。

“我想我不会让其他人做，”林语堂坦诚说道，身子在椅子上扭动，“好多人告诫我，为了中国，我有责任自己再做一遍，写成中文。”

“你是说要重写一遍？”

“也不是，可是最终好像还真差不多是这么回事。表达的方式不同，是吧？得用中文、中国人习惯的方式，是不是？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写的时候只考虑到英文读者。要用中文为中国人写，那有的部分要展开，有的部分要修改。这事很麻烦，真的很麻烦！但这书确实也是为中国的。也许我应该用我的母语再搞一遍，你说呢？”

“可要是有人要求我把中文版再译成英文，那怎么办？天哪！”

林语堂从未把《吾国与吾民》译成中文。次年他便移居美国，基本上都用英文写作，根本没时间。因此，该书在中国的影响和讨论只限于能说英语的知识群。

据《林语堂传》介绍，1932年9月林语堂写了一篇小品，说要搬家了。他不得不搬家，因为隔壁邻居买了个无线电收音机，每天强迫林语堂一家听他最爱的音乐，比如珍妮特·麦克堂纳的《大军进行曲》，或者“苏州小调”，随便什么时候想听就打开收音机，没完没了地听。“在这种情况下”，林语堂写道：“一个英国人会走到邻居面前直接对他说：‘你必须立刻停止，否则我给警署写信。’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则会准备适应新环境，做安神功夫，只当邻居不存在。”而林语堂说自己是个“受过西洋教育的中国人”，只能在自家门口竖起“出租”牌子，搬到公寓去。他临时搬去的公寓不知是不是《天下》月刊所在的那一幢。1933年8月，林语堂才又搬回了自己的独立屋，即忆定盘路的住宅。

这些史料便是林语堂与愚园路的情缘。后来因为出国，林语堂卖掉了愚园路上（实际上是忆定盘路）的住宅。

张爱玲豪言“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估计是因为她也嗜好英语，而住在她家附近的同是教会学校出身的林语堂成名在先，给她树了个榜样。林语堂的《开明英文读本》畅销一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就是通过林语堂的这本书开始学习英语的，它也给林语堂带来不少经济收入，让他在上海文化界博得“版税大王”的称号。

将林语堂与张爱玲相提并论，其实是小看了林语堂。林语堂是实实在在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并产生影响的第一人，凭借他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他所介绍的中国文化是真正走出去了，其影响恐怕至今没有第二人能超过。若想研究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可以从研究林语堂开始。而有学者将鲁迅、胡适和林语堂作为中国现代思想的三个坐标，是凭借扎实的学术思考得出的结论，对于当下中国如何步入现代性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张爱玲住过的常德公寓引来慕名者纷纷，楼下的咖啡馆也因此情调倍增，而我们弄堂口的那幢公寓却一直寂寂无闻。我建议现在开的那家买手店可改名为“天下”，兼营咖啡，凭借林语堂“幽默闲适”的“抒情哲学”，不愁文艺青年不来。

作者：徐锦江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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