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初期，反腐肃贪就被作为一项重要的斗争任务列入议事日程，苏区政府决定对党政机关中的贪污腐败案件予以公开曝光和坚决查处。于是，从1932年初至1934年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党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腐肃贪运动。其间先后查处了几起贪污腐败大案，在中央苏区引起极大震动，充分展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肃贪的决心。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一些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仍旧影响着一些党员干部，再加上苏维埃制度还不够健全，给一些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贪污腐败、铺张浪费之风盛行。中央苏区一些人的腐败行为严重损害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形象，败坏了党员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声誉，在群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甚至引发了一些群众不信任苏维埃政府的事件。

>>谢步升案：苏维埃共和国反腐第一枪

1931年10月，上海党中央指示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率领中央局成员于当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由于时间十分紧迫，中央局和瑞金各苏维埃区域的工作一下子紧张起来，而临时中央政府驻地选在了瑞金叶坪村，这可忙坏了叶坪村苏维埃的同志们，特别是村苏维埃主席谢步升。

叶坪村苏维埃成立时，谢步升被村民选为本村的苏维埃主席。受领到协助筹备“一苏大”的工作任务后，谢步升做了很多工作，如为确保参会代表能够有地方住，他逐一上户向群众做思想动员；为建设阅兵广场，他不断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在大家心里认为难于办到的很多事情，都被他一一办成了。“一苏大”如期召开，在整个筹备过程中，谢步升所表现出来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特别是听说他为了支持革命工作，连老婆离家出走都顾不上的感人事迹，得到了很多干部群众的认可，包括苏区中央局有些同志也对他赞不绝口。

但是很快就有人举报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是个严重的腐败分子。在临时中央工农检查部部长何叔衡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对谢步升的全面调查。经调查核实，谢步升果然罪不可恕。

早在1927年8月，谢步升觉得贩卖物资十分辛苦，便打起了邪恶主意。通过走村串户他物色了瑞林寨邱洛水开的布店，便趁着夜色带了两个人，蒙着面，对邱洛水店实施抢劫，把店里的布匹、现洋和养的鸡、鸭、猪洗劫一空，并威胁邱洛水如果敢去告状，就要了他的命。邱洛水被抢后，又惊又怕，觉得在当地发展无望，便回了老家福建汀州（今长汀）。他临走时把被抢物品的清单记在一个本子上，交代给邻居赖崇发说，如果抢劫事件被揭发，就交出这个本子。

不费吹灰之力就抢得现洋108块和总价值约270块大洋的物品，而布店邱老板的忍气吞声，进一步助长了谢步升的胆大妄为。1927年9月，在宁、瑞交界处，谢步升又一次伙同他人实施抢劫，抢走贺龙、叶挺队伍中一名掉队军医的两枚金戒指、5个光洋、怀表、毡毯、军用水壶和军装等物品，并将军医杀害灭口。

叶坪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已当选主席的谢步升不改贪腐本性，反而变本加厉。他将打土豪所得的50多公斤食盐挑回自家，将一包金银首饰私藏据为已有。“一苏大”前夕，他以协助筹备大会为名，用“大斗收小斗出”的办法收集大米，欺骗组织和群众，并将剩余的1500多公斤大米私卖，获利270多块大洋。

随着自身地位的提升，谢步升开始觉得自己的老婆配不上自己，便以欺骗的手段，用3头牛1700毫子的价格把她卖给了隘前乡山河村一个叫陈年生的老光棍，事后却向广大群众宣称，是其老婆不支持苏维埃工作离家出走，以此欺骗群众，沽名钓誉。

谢步升骄奢淫欲、贪色谋命。他长期与本村村民谢深润在白区与苏区之间贩卖物品，两人间关系非同一般。叶坪村成立苏维埃政府后，按规定，谢深润的家庭状况属于富农，但谢步升收受了谢深润300多块大洋的贿赂，硬将谢深润定为中农。谢深润一家对谢步升感激不尽，来往也进一步频繁，不久，谢步升与谢深润之妻朱秀秀勾搭成奸。后来，奸情被发现后，谢步升为绝后患，利用手中的权力污蔑谢深润为“社会民主党”，残忍地将其杀害。

谢步升违法犯罪的事实虽然查清，他被关押后，案情审理却遇到不小的阻力。何叔衡迅速派该案的办案人员瑞金县苏主席杨世珠连夜向毛泽东汇报案情。了解到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后，义愤填膺的毛泽东说：“谢步升案我听说了一点儿，这样的人必须调查处理。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有了毛泽东的拍板，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宣布：谢步升被处以枪决，并没收其个人一切财产。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声，谢步升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苏维埃共和国也由此拉开大规模的反腐帷幕。

>>左祥云案：第一个被处以极刑的中央政府机关要员

1933年6月，为确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按期顺利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专门成立了“二苏大”筹备委员会。经临时中央政府研究，决定在沙洲坝新茶亭的一个山坡下修建一座能容纳两三千人的中央政府大礼堂，作为“二苏大”的主要场所，同时决定在叶坪红军广场修建五大永久性纪念建筑——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公略亭、博生堡、红军烈士纪念亭。为做好这项工作，在中央政府总务厅机构内，专门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临时机构，全权负责这些工程的预算和实施。

时任总务厅厅长的赵宝成，轻信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的推荐，未严加审查就任命左祥云为“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并把中央政府筹措到的数十万元资金和物资，分期分批拨给左祥云支配用于各项工程的建设。1933年8月，红都瑞金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五大纪念建筑相继开工，工地上人头攒动，人们干劲十足。

然而，左祥云接手工程后不久，就出现了情况。1933年11月，中央工农检察部收到多封群众举报信，信中检举揭发左祥云浪费奢侈、经常下馆子大吃大喝、工作作风粗暴野蛮、强拆群众民房、任意砍伐群众树木、存在联手合伙贪污工程款等问题。接到群众举报后，中央工农检察部立即组织突击队，首先对总务厅浪费问题展开调查取证。经核实查明，总务厅的浪费问题较为严重。同时，有工人向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反映左祥云存在贪污公款问题，但赵宝成置之不理。工人只好直接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

很快，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责成赵宝成对此展开调查，可他未对左祥云的问题进行深入了解，便把调查大权交给了管理处处长徐毅。徐毅与左祥云本是蛇鼠一窝，自然不会有真实的调查报告给赵宝成。而赵宝成未作任何核实，便轻率地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说左祥云没有“贪污”行为，并称其工作踏实、能干，实属诬告等。总务厅厅长亲自为自己挡剑，左祥云更加有底气大肆挥霍、贪污、挪用工程款项，还进行嫖娼等犯罪行为。

赵宝成为左祥云挡了一剑，却挡不了苏维埃共和国反腐的决心。不久，各类控告信、检举信被送到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何叔衡手中，何叔衡看后拍案而起道：“苏区军民为了前线胜利，正勒紧裤腰带节约每一块铜板、每一粒粮食，送往前线红军将士手中，而后方竟出现了这种蠹虫！他匆匆来到既是司法部代部长又是“二苏大”工程总指挥的梁柏台处，将控告信一一拿给他过目。梁柏台看过控告信后说：“何老，看来，左祥云不是没问题，而是大有问题。”二人商量后，决定立即向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我看不止是左祥云一个人有问题，赵宝成问题也不少，我们号召全苏区军民搞节约、反铺张反浪费，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前方战士吃饱穿好打赢仗嘛！你们应该立即成立专案组，到工地里去，到群众中去。你们不要因为赵宝成是我毛泽东推荐为总务厅厅长的就不查了。要查！我毛泽东不是神仙，是神仙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他赵宝成的官僚主义作风，对群众的疾苦不关心、不过问、不调查、不研究就乱下结论，袒护包庇，为左祥云说好话。这样的人一定要从苏维埃政府机关中清除出去！”

有了毛泽东的指示，何叔衡、梁柏台当天成立了“全苏大会工程”专案组，由何叔衡任组长，梁柏台任副组长，立即开展调查。当调查证据确凿之时，专案组向毛泽东汇报了案情，毛泽东作出指示：“立即扣押左祥云。”由于管理处处长徐毅向左祥云泄密，导致左祥云逃跑出走。然而，法网恢恢，他不久就被专案组人员抓住了。组织上对赵宝成、徐毅、左祥云给予撤职处分，同时对他们的违法犯罪事实，交由苏维埃最高法院审理判决。

1934年2月13日，刚召开过“二苏大”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又成为苏维埃最高法院公审宣判左祥云等一批贪污腐败分子的场地。经审理，左祥云贪污公款大洋246元7角；盗窃我红军的军事秘密地图献给白军；偷取公章和介绍信到雩都（即今于都）参加主席团会议，企图搞反革命活动。赵宝成和徐毅等人的犯罪事实也均审理清楚完毕，最后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宣布判决书：“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徐毅处以6年监禁，剥夺公民权利6年；赵宝成罚苦工1年”。至此，左祥云一案的腐败分子均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本文节选自《炎黄春秋》2019年第六期，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作者：胡日旺 欧阳代德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