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2月“中国少年共产党旅欧支部”在巴黎波罗涅森林大会留影。后排左起第五为傅钟,第十周恩来,第十一汪泽巍,第十二萧朴生,第十四汪泽楷;中排左起第三为刘伯坚,第四萧三,第五李慰农,第六穆清;前排左起第二为赵世炎,第四郑超麟,第六陈乔年,第八陈延年,第十一王若飞。
现有的文献中,关于邓小平在法国加入少共以至转党的时间和介绍人,存在有几种说法,但较普遍的说法都不准确,这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关于邓小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参见百度百科:邓小平“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与这类似的说法比较多。例如:“1921年工学互助社改名……一部分人同年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2年邓小平也加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位四川青年1922年参加了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共法国支部的成员。”又如:“邓小平1922年就是青年团的成员。1923年,第二次青年团代表大会就把他选为青年团的领导。1923年6月的青年团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领导成员……同周恩来和另外三名干部一起担任领导职务。……1924年,他被吸收进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再如:“1922年周恩来介绍邓小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1924年召开的中共旅欧总支部的党代会上,邓小平被增选为中共旅欧总支部委员。”
这其中,邓榕(毛毛)在1993年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引用邓小平本人的话,第一次明确写出了入团介绍人的名字:“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的时间……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活动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我的入团介绍人是萧朴生、汪泽楷两人。”
1997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解说词也提到邓的入团时间:“1922年2月,邓希贤(邓小平)在这里(哈金森橡胶厂)当了一名制鞋工人。在这里他结识了汪泽楷、王若飞、郑超麟等一批当时的先进青年,并和他们同住在一间工棚里,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并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就这样诞生了。……不久,邓希贤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了一名青年团员。”“1924年7月……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二十岁的邓希贤当选为执行委员,并进入执行委员会的书记局,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员。”
所以,一般公认邓小平在1922年入团,而这种说法来源于邓小平晚年的回忆。可是,它与1926年邓小平在莫斯科写的最早自传有分歧。这个问题曾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奎松先生,1994年在一篇署名青石的文章中讨论过。杨奎松先生曾至俄罗斯中央党务档案馆查阅材料(第530号莫斯科中山大学文件案全宗第五卷),根据他题为“莫斯科新发现的‘邓小平自传’”的文章,邓小平1926年1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据学校党组织要求写的一份自传回忆道:“我的家庭对我很信任,所以我自小即染上了一种好赌好玩的习惯,不喜欢读书更是我的特长。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对于封建社会的所谓伦理所谓道德的旧社会很少侵染。”“入中学两月复去学,到重庆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校,一年毕业即到法国。从十岁到出国时(十六岁)的生活,都非常浪漫。那时除了好玩之外,可说是没有思想,不过将到法国的时间,我的脑中不外是以为到了法国什么都解决了,一则可以求学,再则可以找钱。谁知到法后,形势大不然,到法之初虽然入了五个月的学校,然自1921年初,华法教育会与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后,我便无法继续求学,只好出校到法国在Creusot(克鲁梭)大铁工厂作散工,两月后便又到巴黎领中法监护委员会所发的维持费。直到这一个时期,我的生活仍然浪漫非常,每日除了赌、玩之外,别无他事。至于思想更说不上。1922年初,因生活的压迫,使我不得不到Montargis(蒙达尔纪)的城作工钱极低的鞋工。那时我的生活虽仍浪漫,为其他所谓正经人所不可以,不过我自觉那时是有进步的,因为我起初在看关于社一(社会主义)的书报了。最使我受影响的是《新青年》第八、九两卷及社一讨论集。我作工的环境使我益信陈独秀们所说的话是对的,因此,我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一这一边的。那时社一的团体在西欧已经成立了,不过因为我的生活太浪漫,不敢向我宣传。及到1923年5月我将离Montargis,舒辉暲才向我宣传加入团体,同时又与汪泽楷同志谈了两次话,到巴黎后又与穆清同志接洽,结果6月便加入了。”
邓小平这一段,很详细、生动地描叙了他的思想变化过程,是这位巨人一生说实话的早年见证。在这份自传的另一处,邓小平说:“我自192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我加入团体是汪泽楷、穆清、舒辉暲三同志介绍的。”杨奎松先生的文章,对于邓小平在法的经历还作了其他的论证,结论是:邓小平实际上是在1925年4月“任党的里昂小组书记职或说是在1925年正式转党”的。
▲1927年的汪泽楷
1926年的“邓小平自传”,写于事后仅仅几年,应该可靠。比较这个与《我的父亲邓小平》里的回忆,差异在以下两点。一是入团时间,前者说1923年6月,后者说1922年夏季;二是介绍人,前者的说法是三个人,汪泽楷、穆清、舒辉暲,而后者的说法是两个人,萧朴生和汪泽楷。汪泽楷则是这两种说法都提到的唯一的入团介绍人。
邓小平1923年入团的说法与郑超麟的回忆相符合。郑超麟是1922年6月成立 “少年共产党”十八名代表之一。他当年与邓希贤、汪泽楷、傅钟等住在同一个木棚。他在回忆录《我在法国的勤工生活》中写到:“1922年秋,‘少年共产党’已经成立了,李慰龙和我负有在木棚中发展党员的使命。”“好多人通过我的手,加入了‘少年共产党’。……凡我认为谈话成熟的人,我就交给李慰农,由他带去同汪泽楷谈话,由汪泽楷决定是否吸收入党。”“1923年3月间,我已奉派去苏联东方大学读书了。……平时几个谈得来的朋友,约我晚上到工厂旁边的小酒店为我饯行。……回到木棚睡觉时,我告诉隔床的李慰农,今晚的饯行,四川小孩子(邓希贤)也参加了;我走后,你要注意作他的工作。”6郑超麟的回忆,同邓小平1926年写的1923年“6月便加入了”团体是吻合的。当然,郑超麟不知道李慰农后来有没有作邓希贤的工作。
2004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集),明确邓小平加入“团体”在1923年,却没有讲谁是他的介绍人,只写了:“离厂前,舒辉暲动员他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汪泽楷又同他谈两次话。”这里没有提穆清,也没有提萧朴生。同年出版的纪实文学《青年邓小平》描写汪泽楷同邓小平的两次谈话在1922年,但邓小平加入少年共产党在1923年春。邓小平1926年自传的说法,也在今年8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邓小平传》中得到正式认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中共党员称为CP,青年团员称为CY。“少共”成员经过一段时间可以转为党员并不需要另找介绍人,所以汪泽楷和邓小平都是自动转党的。因此,傅钟(1925年任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八十年代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曾对汪泽楷之子说:“你父亲还是邓小平的入党介绍人呢。”这一点应可澄清很多误解,比如1996年1月27日,《南方周末》第七版所载张篙山一文说:“从邓的档案上看,有的写1922年入党,有的写1924年入党……一说是萧朴生、汪泽楷是他的入团介绍人,又说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综合以上提到的史料,邓小平在法国加入“少共”的时间,不是在1922年,而是在1923年;汪泽楷,是公认的邓小平加入“少共”的介绍人。
——本文原载于《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11月3日第十版
作者:汪小京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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