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38年（上图）、1948年出版的《西行漫记》。

周铁钧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解放区采访、考察五个多月，写出一部纪实通讯集《红星照耀中国》。该书1937年在英国出版，八个星期内五次重印，售出十万余册，引起广泛国际反响。白求恩、柯棣华就是受这部著作感动、鼓舞，毅然奔赴延安支援抗日的。

当时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工作的中共党员胡愈之，读完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敏感地意识到，这部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揭穿国民党对解放区造谣污蔑，介绍陕北真实面貌的书籍，应马上着手翻译出版。他的想法得到中共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的支持。刘少文刚从延安至沪，知道书中许多重要内容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的审定，准确可靠，出版重任就此落到了胡愈之肩上。

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出版管制十分严厉，出版物须经“新闻总署”审批。《红星照耀中国》这样的“赤书”不可能得到批准。胡愈之的胞弟胡仲持想出办法，成立一个文化社团，以“抗日读物”名义出版。当时“淞沪会战”刚结束，国民爱国热情高涨，许多民间文化团体创办报刊、编印书籍宣传抗战。

不久，一个名为“复社”的文化团体在上海成立。经胡愈之、胡仲持和中共党员梅益、林淡秋聘请，《上海周报》主编吴景崧、编辑邵宗汉，《译报》主编冯宾符，《救亡日报》编委傅东华，《中华书局》编辑倪文宙和进步学者章育武、陈仲安、王厂青十二人组成《红星照耀中国》翻译小组。大家得知译书的重大意义，纷纷跃跃欲试地索要样书，怎奈样书仅有一本，胡愈之只得将十二章三十多万字的书拆开，每人各分得一章。

众人各自翻译，却发生了许多难料的险象与意外。如倪文宙被人诬告私藏禁书，家中遭特务搜查，未译的书稿被翻出。幸亏书页没头没尾，倪文宙谎称翻译论文，得以蒙混过关。冯宾符把书稿放进保险箱，午夜贼人入室撬开，将书稿连同钱财一起掠走。没了原稿，冯一筹莫展，后几经波折，在一位英国侨民那里找到一本，才救了燃眉之急。

二十多天后，译稿陆续交齐。胡愈之通读后不禁叫苦，原来，“各自为战”式的翻译，内容无法前后照应，许多回忆、倒叙的情节接续不上甚至自相矛盾。另外，译者对书中内容不完全了解，许多名字、术语不知如何翻译，只好音译。如“林伯渠”、“杨家岭”，有的译成“蔺波趋”、“林博曲”、“羊夹铃”、“洋伽灵”等。译稿谬误百出，胡愈之只得放下手头事情，把自己关在亲属家阁楼里，用了十三个日夜修改、校正错译和笔误。他后来回忆说：“为把译稿校对得通顺无误，我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十三天瘦了五斤多。”

书稿校完，确定书名时又出现了争议。有人主张维持原貌，依然用《红星照耀中国》；有人提出，“红星”会让人联想到“共产党”、“红军”，为避免麻烦应改名。胡愈之与刘少文商议，决定取名《西行漫记》，因当时党中央在大西北，“西”也可以暗喻延安、共产党。

书稿敲定，还面临一个更严重问题：资金。经预算，印刷二千册需二千五百元。当时上海民不聊生，工商业经营惨淡，极难找到富豪资助出版。这时，上海《读书》杂志编辑杜元启欲投奔解放区，来找胡愈之帮忙联系。他得知《西行漫记》出版遇到困难，自告奋勇去找其远房叔叔——上海帮会大亨、时任“上海各界后援会”主席的杜月笙。当时杜月笙爱国热情正高，听说侄儿要出版抗日书籍，很爽快地拿出一千元。

得到千元资助，胡愈之却高兴不起来，因为还有一大半经费没有着落。杜元启又出主意，《读书》杂志麾下有个“读友会”，会员二千多名，不妨将《西行漫记》打折预售，缴钱就发一张代金券，出版后凭券领书。此法果然奏效，没几天就筹到了一千五百元。

资金齐备，胡愈之满心喜悦地联系印刷。问题又来了，因淞沪战争，印刷厂多已迁往内地。如在沪外印刷，书在运输途中极易被查，凶多吉少。后经多方打听，终找到一家未搬走的印刷厂，但已停业，工人也全被辞退。在“上海工人救国会”的帮助下，找到十多位印刷工人，大家夜以继日苦干二十多天，二千册《西行漫记》终于印就并运到“复社”。胡愈之等人翻阅历经艰辛、坎坷出版的新书，心情激动，感慨由然而生，这部著作必将像焰火一样，为憎恶黑暗的人们指引光明方向。

果然，《西行漫记》1938年2月面世，到11月已四次重印，售出二万余册。武汉、南京、重庆等地相继出现翻印本，人们读后，不仅了解了红军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八路军的抗战决心和力量，也知晓了共产党的英明主张、解放区的大好局面。许多有志青年、进步人士从延安、解放区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冒险跋涉，奔向延安，寻求革命真理，实现救国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