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本文作者与白先勇（左一）、林青霞（左二）、金圣华（右一）合影于香港。

《细说红楼梦》

白先勇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曹可凡

白先勇先生生于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这或许注定他一生浪迹天涯，漂泊四方，桂林、上海、南京、香港、台北、圣芭芭拉……到处都留下他的生活印迹，但哪里都算不得他的家，只有在古老的昆曲工尺谱中，白先生似乎才能找到心灵的归宿，获得无限的慰藉。诚如林怀民所言：“台北不是他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不是任何地方，而是一份好深好深的记忆和怀念。白先勇回去的‘家’，正如计程车后，消逝在黑暗中的长路，那些属于中国的辉煌的好日子，那，我们五千年的传统。我们五千年的五千年的五千年的……”十余年来，白先勇以“昆曲义工”自谦，兢兢业业致力于昆曲复兴。曾记得2004年隆冬，寒风凛冽，我赶赴苏州采访，只见先生身披一件褪色军大衣，与汪世瑜、张继青两位昆曲大家在四面透风的一幢烂尾楼里，带领一众年轻昆曲演员排演青春版《牡丹亭》。彼时，先生犹如一位指挥若定的将军，驰骋于古老传统艺术的疆场。他誓言要让昆曲走进高等学府，让更多莘莘学子亲近那悠扬的“水磨腔”。于是，先生果真将属于我们辉煌的好日子又带至我们身边，绵延六百年的古老昆曲又得以复兴。每当我端坐于剧场之中欣赏昆曲，看见如潮人流，看见观众由“白发”转为“黑发”，常常有着眼热之感。这巨大的转变中凝聚着白先勇作为一个文化大家的担当与奉献。

至于《红楼梦》，那更是白先勇魂牵梦绕的“天下第一书”。对于当下很是得到追捧的张爱玲，先生认为，其文学风格得益于她喝下的第一口“奶水”——《红楼梦》，故而张爱玲的创作绕过了“五四”新文化，直接脱胎于《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列传》等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其实，《红楼梦》之于白先勇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先生看来，世上仅存有两类人：“一类是读过《红楼梦》的，另一类则是没读过《红楼梦》的。念过《红楼梦》，而且念通《红楼梦》的人，对于中国人的哲学，中国人的处世的道理，以及中国人的文字艺术，和完全没有念过《红楼梦》的人相比，是会有差距的。”白先勇专攻外国文学，他常戏言，读外国小说，必须正襟危坐，全神贯注，而读《红楼梦》则可采取任何姿势阅读，且无论翻至哪页，均可饶有兴致地一口气往下读，几乎令人无法释手。借着先生此言，两下相较，东西文化的特质之异显现无疑。而《红楼梦》贾府整个家族的兴衰，特别是“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那样的文化崩溃，更让他心有戚戚焉。先生自幼体弱多病，几乎在与世隔绝的氛围长大，同时又遭遇大时代的冲击，故内心极为敏感。恰如《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先生也将自己的悲悯之心投射至自己笔下的一人一事一物一景。《台北人》里的诸多篇什，如《永远的尹雪艳》《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游园惊梦》等莫不如此，即“过去”与“现在”存有天壤之别，“‘过去’代表青春、纯洁、敏锐、秩序、传统、精神、爱情、灵魂、成功、荣耀、希望、美、理想与生命。而‘现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乱、西化、物质、色欲、肉体、失败、委琐、绝望、丑、现实与死亡。”（欧阳子语）。显而易见，白先勇的创作与《红楼梦》可谓一脉相承。私下以为，若将张爱玲和白先勇两位先生以为曹雪芹之私淑“弟子”，亦不为过。这也让我们能够借着先生的《细说红楼梦》，得探“红学”之别径。

作为媒体人，我感恩能够在生命的河流中与先生相遇，感佩先生卓越的文学才华与高尚人格。我视先生为自己的灵魂导师，更是精神上的父辈。

阳春三月，古老的北京城柳丝飘拂，玉兰绽放，“理想国”假座国家大剧院，为白先勇先生暖寿，学者云集，高朋满座。先生虽已八秩高龄，然其通透似宝玉，潇洒如梦梅，风度翩翩，器宇不凡。

唯祝先生身笔两健，激情常伴，耄耋之岁，弱冠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