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乡的窗口，守望》

夏榆著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林颐

在《番石榴飘香》里，马尔克斯和门多萨对话时，谈到自己在古巴拉美通讯社工作的经历，以及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友情，他认为古巴正在艰难甚至是矛盾的道路上行进，将来会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民主、大家都满意的社会制度。

网络遍布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逝世新闻和悼念文章之时，我正在读夏榆的采访集《在异乡的窗口，守望》。其中有一节：《魔幻超现实——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这篇文章与《番石榴飘香》相互印证，再次陈述了两者亲密无间的友情。在这样特殊的时刻，读到这样的文章，心情很微妙。2014年4月，马尔克斯病逝；2015年7月，古巴与美国恢复自1960年以来断绝的外交关系；2016年11月，菲德尔·卡斯特罗也走了。“公正、民主、大家都满意”的古巴并没有实现。盖棺未必能定论。有些人的离去，带走了一个时代。

“古巴”之于世界，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具有符号意义。拉丁美洲盛产火一般的革命激情，在二十世纪中期，古巴一度是魅惑召唤的朝圣之地。在夏榆的这本书里，我还看到了“海明威在古巴”。放纵不羁的海明威在二战之后长期定居于古巴，《老人与海》的主角就是古巴渔民。夏榆通过描述马尔克斯和海明威的古巴，重新定义了“哈瓦那的魔幻现实”。在2010年夏天的一次采访中，夏榆又通过和法国思想家雷吉斯·德布雷的访谈，对切·格瓦拉和1960年代法国思想浪潮进行了深度剖析。德布雷因为与“格瓦拉之死”密切相关而饱受争议，当事人的亲自陈述宛如揭开了尘封的盖子，让我们一起沉浸那段跌宕岁月的悲情与热浪。

这本访谈集里的大部分人都是从那个年代里走过来的，他们睿智而悲悯，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伊凡·克里马书写自己的集中营经历，记录捷克曾经的历史苦难；阿摩斯·奥兹诉说“爱与黑暗的故事”，替以色列承担光荣与罪恶；诺特博姆描述西班牙经历“3·11”恐怖袭击后遭受的重创……人性的黑暗令人沮丧，没有人可以回避政治，在人道主义与极权主义、与暴力的抗争中，他们是喉舌、是锋矛，是划破黑夜的一道道光束。以米沃什为代表的流亡作家，身上有一种不屈服的品性。个人颠沛流离的生活体验和一个民族多难的历史经验的重叠，所得到的生命质感如同我们脚下的土地，厚重而深沉，营养丰富。

何谓知识分子？回答是多侧面、富有启发性的。阿尔·戈尔和雅克·希拉克投身于政治生活，苏珊·桑塔格被视作“美国的良心”，平山郁夫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帕慕克是民族意识强烈的小说家，他们以自身的号召力试图改变社会的不公。他们比较符合中国人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认知。但是，这个认知可能过于狭隘了。马丁·瓦尔泽说：“你也应该赋予作家不管社会、只管自己的权利，他有这个权利。”这是另一种态度，更强调写作的个人性，强调写作的内心需要。瓦尔泽还谈到君特·格拉斯，他说：“格拉斯喜欢教育大众，我只是表达自己的信仰。”特罗亚诺夫更加坦率，他说格拉斯很自以为是，带着成见去观察事物，甚至说格拉斯是一个非常会自我推销的人，永远都知道怎样让别人注意自己。这两位德国作家对格拉斯的看法和我们中国人对格拉斯的评价有很大出入。这非常有意思。质疑和批判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权，也是所有人应当具备的独立思维。

导入、聆听、展开、牵引、暗示……访谈需要技巧，更需要诚意。夏榆的提问精简到位，显然他作了大量的准备，充分了解受访对象，然后隐退帘幕之后，把光亮的焦点留给嘉宾，自由地畅谈看法，不至于被打断或碎裂。好的访问，不仅还原事实，还可以徐徐引导内里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夏榆任职《南方周末》文化部高级记者近十年，他因此有机会接触这个世界最光辉的一群人，离职之后，这些磁带和文稿成了一笔重要的财富，见证了思想对话的交流脉动，也见证了媒体人的良心和知识分子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