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蘅

那天，她穿着带领子的线衫，外套短袖带滚边的毛衣，一身素雅。花白整齐的短发，用一发箍别在脑后。清瘦的面容，高扬的眉毛，细长的眼睛炯炯有神……

画完，我怯怯地递给她看，她说我把她画年轻了。我脱口而出一句傻话：“是我眼花了，不知您的皱纹在哪儿？”

这次来南京前，北京艳阳高照，心想南京会更热，准备行装时淘汰了一件黑底花纹的衬衣，那还是参加黄裳先生葬礼穿过一次，此行就不必带了。

五天后，杨绛先生仙逝的噩耗传来，我正陪着九十七岁的老妈逛超市。以为又是谣言，打了三个电话给我的小亲戚，她回复这次是真的，只是官方尚未证实。我立即告诉我妈，她眉心动了一下，显得异常平静。但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们母女俩的心已不能平静了……

当晚，董宁文向我索要我为杨先生画的画像，说他存的找不到了。可我身在南京，而画在北京家里，于是赶紧遥控帮我做事的小友华丽，让她先到电脑里找。找到了，却因精度太低无法用。还好，我清楚地记得我画画的年份月份，她心领神会很快翻出本子，重新扫描发了过来。

记忆中时空拉回到了2004年4月9日。那年春天沙尘暴特别厉害，窗台上动辄是风吹来的厚厚一层黄土。然而，槐树花开了，落满地上、房顶、车顶上。忙碌的董宁文又来京探望支持《开卷》的老作者们。我先陪他去看了我姨妈，他说再想看看杨绛，两位老太太住在三里河南沙沟同一大院，叫我跟他一起去。我有点发怵，因为向来不敢打搅这位重量级的老人，虽然我珍藏着《干校六记》，读过《我们仨》，被那种“万箭穿心”的文字深深震撼。姨妈倒是支持我们去，还给了楼号门牌号。第一次拜访杨绛便成行了。

因为事先约好，一叩门，保姆开了门，她客气地引我们走进那与我姨妈相同格局的客厅。杨绛先生从书桌旁起身微笑着迎接我们，让我顿生打搅老人做事的歉意。显然她不认识我，我提了姨妈的名字，她好像恍然我的家庭背景，她和钱锺书在英国留学时好称宪益舅舅为“小杨”。我妈杨苡的名字她也知道，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亲近许多。

往下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因为她只盯着我看，全然不理睬带我来的董宁文。他刚要照相，就被她不客气地制止。当她得知我是画画的，显得特别高兴，说她最佩服最羡慕会画画的，她的姐姐就是画油画的。我趁机问，那我能给您画张像吗？她立马欣然同意。

那天，她穿着带领子的线衫，外套短袖带滚边的毛衣，一身素雅。花白整齐的短发，用一发箍别在脑后。清瘦的面容，高扬的眉毛，细长的眼睛炯炯有神。近距离观察九十开外的老人，我很有压力，不敢迟疑半点，时间只允许我用最精练的线条迅速画下最鲜明的神态。

画完，我怯怯地递给她看，她说我把她画年轻了。我脱口而出一句傻话：“是我眼花了，不知您的皱纹在哪儿？”

第一张画完，我胆子大了点，又画第二张。老人低头看书，书名我忘了，也许是董宁文带来的。她那种坐姿范儿，我熟悉，我妈身上也有，旧时代遗存的仪态和风度，不是多少运动能打压得了的！

第三张是我“抓画”的，记录下她接电话的情景。那一刻，电话铃响，她麻利地起身走到书桌旁，好像是出版社的事，她叙述条理清晰，略带江浙乡音。其时，我在一页纸上画了老人两个侧面一个背身。

画完，我们开始聊。聊旗袍，时下开衩过高，盘扣怎样不对，如何不合民国时代的事实。两代人已变作促膝谈心，我完全放松，像在自己家里和妈妈聊天。来前灌进耳朵里的杨绛不太理人的传闻，在那个下午全没了。

自那天后，我再没机会踏进杨绛先生的家。我深知，这样的老人，不该打破她平静的生活。即使两年后我的一本呕心沥血的书出版，我也只是以递书进去的方式顺带着问候了一下而已。

2015年，我在《从小木桌到大书房》里这样回忆：

“杨绛先生的书房是我见过的最简洁的，它从未装修却一尘不染。水泥地，大书桌，书橱，窗明几净，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但是书桌上的纸张、笔记，摊开的字典、书籍，都在告诉来客，书房里高龄的女主人笔耕不辍，这会儿是刚离开桌旁。”

在这间自1997年钱瑗病逝，1998年钱锺书走了之后，每日只有杨绛先生和保姆两人出入的空间，我有幸见识了什么叫朴素，什么叫孤独，什么叫耐得住寂寞，什么叫治学精神。不管网上这些天如何评头论足，钱锺书、杨绛、钱瑗他们仨，身居动荡时代，自始至终在捍卫做学问的尊严和理想。仅这一点，就足够我们后人敬佩之至！

这些年，杨绛先生自己写的书，她为钱锺书先生编的书出版的消息一次次传来，每一次都会唤起我对那年春天的记忆。

今早看新闻频道，屏幕中的老人远比我见到的样子衰老。她端坐着，在一堆人簇拥中认真地签署捐赠文件。她泰然、安详，特有的微笑，所有的事，为自己，为老伴，为女儿，为国家的事，她都做完了，再无任何后顾之忧。我想，一个人活到这份儿上，实在太爽了！

而我这个文学小晚辈，从此也烙上一个心结，这是杨绛先生的精神赐予的，它不会因岁月流逝而冲淡，那就是——生命不息、吐字不止。

写于2016年5月28日南京阴雨天，5月30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