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读书小组在杭州陪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右起：毛泽东、邓力群、胡绳、陈伯达、田家英）。

新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力群自述（1915-1974）》，由宋平作序。在《序言》中，宋平说：“和力群一起在《红旗》、在研究室工作的同志，尽管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完全相同，但是对力群正派耿直、勇于承担责任和保护同志的品质，看法是一致的。”“我亲听小平同志说，力群是我们党的理论家。这是很高的评价。”书中作者记述了他的亲历和他对一些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的个人看法。

我被调到《红旗》之前，从1952年到1958年在中办工作了六年。这六年里帮助做的事情都属于技术性的工作，很难说起什么作用。帮助中央领导同志做一点文字整理工作，只能说是开始介入和切入中央的工作吧。如果说中央需要助手，我们这几个人也只是大助手的小助手。大助手是陈伯达、胡乔木。小助手帮助大助手也还是做些技术性的工作，跑跑颠颠，抄抄写写，有时提供一些材料或者写那么几段，供他们参考。

应该说，这几年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胡乔木与陈伯达起草文件方法的比较

胡乔木和陈伯达这两个大秀才有根本的不同。胡乔木政治品质好，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家，而陈伯达，后来变成为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我这里只讲他们两个起草文件不同的工作方法。

陈伯达接受了任务之后，找助手，说要完成一个什么任务，你们分头去看点书，看点材料，提供一些意见，交给他。不行，就再来一次；还不行，又再来。怎么不行，他也不讲。到最后，他觉得哪个人搞得有点基础，就一边改，一边谈。不满意的，就由他口述，我们笔录。陈伯达就这样反复推敲，直到满意为止，一点也不含糊。

胡乔木与他相反。他要你帮助他做事，一开始就和你讲清楚是什么题目，要讲哪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什么，第二个问题讲什么，文章的要点给你讲了一遍。你根据这个要点起草，交给他之后，他就再不找你了。要改，要重写，都是他自己干了。而陈伯达这个人非常麻烦，一而再，再而三，要你反复改，也不说应该怎样改。这个办法当然也有好处，就是逼着你认真思考。胡乔木的做法是什么都给你想好了，按照他的意思整理出来，交给他，就完事了。

所谓“引蛇出洞”

1957年三四月间，我随少奇同志从南方返回北京。这时中央已经做了整风决议。中央的意思是欢迎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顿作风。作出这样的决定，同对当时阶级斗争的认识有关。认为阶级斗争问题解决了，阶级矛盾解决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了。现在看来，那时太乐观了。

党中央、毛主席当时担心的不是人家进攻，而是人家不讲话。所以，毛主席本人一路上动员，从北京讲到天津、讲到济南、上海，要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要又鸣又放。民主党派有人讲要大鸣大放。好啊，大鸣大放也可以，只要你讲话就好。

这样一放，结果什么东西都放出来了。这才引起毛主席的警觉。后来说引蛇出洞。实际上是蛇出洞咬了我们几口，这才想到这些蛇不是那么老实。“引蛇出洞”的说法，有点自我解嘲的意味。

面对这些蛇出洞，主席和中央的方针是让他们出来，让他们讲话，会上讲，报上登。特别有一条，凡是骂共产党的话，都不扣住，在报纸上发表。很多报纸都如此。《人民日报》对这条想不通，毛主席派胡乔木去整顿。不论那些人讲什么，都在报上登，激发了工人和农民对右派分子的不满：你们这样骂共产党，不公平。同时，也出了一点问题。有些人的发言经过记者整理、加工，与人家的原意不一样了。当时影响大的如葛佩琦，他是我北大同学，秘密党员，在敌人军队里做过工作，后来到了人民大学。在大鸣大放时，他说了这样的话：如果共产党这样或那样的话，人家就要杀共产党。报上登出来，被说成他主张要杀共产党。那还不是大右派！

在一段时间里，除了在报上公开登载他们的不满意见外，还有一个小刊物——《内部参考》，一本一本地登这些东西。我那时看这些东西，确实是越看越生气，越看越忍不住，希望党中央赶快下命令进行反击。这种情绪，在党内，在工农群众中，是普遍存在的。

等到6月8号《这是为什么》这篇社论一发表，全国就很自然地形成反右派斗争的热潮。以后连续发表《工人说话了》《事情正在起变化》《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在思想感情上，我都跟主席的指示是一致的。

毛主席采取的办法是，凡是反对共产党的话，不要替他保密，公之于众，让群众来辨别，相信群众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应该讲，这是一个很高明的策略。这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间，中国共产党有几十年的雄厚的基础，右派翻不了天。

关于反右斗争扩大化。在大鸣大放中，党内外有许多人讲话。很多是对本单位领导处理各种问题不妥当有意见。后来，发展到把对单位领导有意见同反对党的领导划上等号。这样，反右斗争自然就扩大化了。再加上当时还下达要划多少右派的指标。后来对反右派斗争的结论是：反右斗争是必要的，问题是扩大化了。扩大得太厉害了，打了五十多万右派，其中大多数是对本单位的领导有意见而被看作反对党的领导，戴上右派帽子的。这就伤害了知识分子里的不少人。

但是，由此也得出一个很好的结果，即对三大改造以后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经过毛主席的总结，有了一个比马、恩、列、斯大进一步的认识。在反右斗争前，苏联的领导和学者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矛盾。我们不一样，讲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有矛盾，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陪毛主席读书

《红旗》杂志1958年6月1日创刊。我5月调到那里工作，担任副总编辑。到1964年下乡搞“四清”，实际做了六年编辑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在那里挨批斗，以后到《红旗》的五七干校，直到1975年复出，都在《红旗》。在下去搞“四清”之前，实际上也不完全在杂志编辑部做事，参加了中央的一些活动，如：陪毛主席读书（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觉得国内、党内的问题解决了，有条件读书了。1959年10月31日，主席到杭州。住在里西湖金沙港南端的刘庄招待所（现名杭州西湖国宾馆）。12月上旬，他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接到通知，我们几个就一起到了杭州。

刘庄三面傍湖，北面倚山。这山名叫丁家山，也叫康山。因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晚年曾在这里隐居而闻名。丁家山是一个四十多米高的小山。山上有三间宽敞的平房，砖木结构，四壁摆放书橱，古朴典雅，名为“蕉古山房”，也叫“康庄”。这里树木葱茏，幽静，清爽。山石上镌刻着康有为庚申（1920年）三月的题词“蕉石鸣琴”，点出了这里的雅趣。主席喜欢，读书就在这所平房里头。

毛主席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诵读，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俩轮流念，我专门记。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主席随时发些议论，大家有时也插上几句。起初主席没有注意，后来发现我不读，专门在那儿记，就问：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重，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做记录，没有再说什么。

在杭州前后二十五天，除去三个星期天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二十一天。时间抓得比较紧。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点左右开始，一直到九点左右吃晚饭为止。也有从三点、五点、六点开始读，到七点、七点半、十点结束的。

记得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晚上九点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绳、田家英和我就利用假期到苏州去逛一逛。当晚出发，夜半到达。星期天白天在苏州活动了一天。为了不耽误读书，星期天又坐夜车，星期一早晨就回到杭州了。

12月26日，是毛主席六十六岁生日，读书也没有中断。只是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个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其夫人吴仲廉。江华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和老部下。饭后，主席赠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上丁家山那所平房只能步行。12月30日下雨，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读书。这天从下午六点读到晚上十点，读了二十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天，照常读书。

在杭州这段时间，读完了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开了头。我每天下午做记录，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就整理一遍。梅行同志帮助我一起整理。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加上了一个标题：《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

1月4日，我们随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把第三十三章读完。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在上海会议期间，大家知道主席领着几个人在读书，也听说主席发表了很多议论，都想知道主席发表了些什么议论。各个组纷纷要求传达。我所在的那个组有朱总司令、小平同志。胡绳同志那个组、田家英同志那个组也都要求传达。我问：主席没说让我们传达，可以传达吗？小平同志说：可以，可以。于是我就按整理的记录一段一段地详细传达，用了两三个半天。胡绳、田家英和陈伯达在他们所在的小组里也传达了。主席也知道。

胡乔木同志在上海听我传达毛主席的谈话后，觉得主席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否定太多，肯定太少。问我，记录整理是不是还有漏掉的？是不是还有没有整理进去的？我说有。毛主席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划横道，或者在旁边划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划。从头至尾都这样做。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或长或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些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只是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那本教科书上。也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道道，既没有议论，也没有说对还是不对。这些没有整理到谈话记录中去，没有传达。

乔木同志把我的那本书拿去翻了一遍，对我说，他自己听传达后的印象不准确，你传达的也不全面。他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主席划了道道的地方，有主席简要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整理的谈话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主席读书的见解。

上海会议后，主席又带我们到广州，在白云山把余下的部分，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还有结束语，全部读完。这时已是1960年2月9日。

陶铸同志、胡乔木同志参加了广州的这段读书活动。

在读书的整个过程中，毛主席的心情好像很平静。给我的印象是，庐山会议的问题解决了，中国就没什么问题了，可以放心了。其实，庐山会议决议往下传达后，下面出现的一些问题，谁也不往上报。给主席造成了一种错觉，好像是天下太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