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先生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本文作者（右）在北京海淀四季青养老院探望王尧先生。

■徐忠良

12月17日，本是个平常不过的日子，再有一周，就是平安夜了。听多位朋友说，王尧老师因吃饭呛着进医院救护了，不过已经无恙，便想着这几天去北京出差时再去看看老师。

孰料下午五点开始，就感到莫名的不安，头晕胸闷，坐立难平，心口堵得厉害。晚上七点半，收到了中国藏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冯良发来的信息：“今晚六点，王尧先生去世了，很平稳。”

这十四个字瞬间击中了我，眼泪夺眶而出，不敢相信！

痛彻心扉！11月21日北京暴雪那天，才和几位同事一起去海淀四季青养老院探望过王老师，那时他一切都很好呀！

王老师看到我来很高兴，一直拉着我的手，听我报告几个月来的工作，不住颔首、指点、微笑，说他在这里一切很好，让我放心。我们前前后后整整说了两个多小时的话，我送上了几本关于《圆明园四十景》原件再造的图书，也报告了即将要推进与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皇清职贡图》的合作，由于职贡图涉及乾隆时期二百七十多个民族，要请他做学术顾问，帮助把关，并参加原件再造展览开幕仪式和学术研讨活动，他欣然应允，还为我逐一指点门径。

那天，老师还很健朗，虽然坐在轮椅上，语速有点慢，但吐词清楚，思路清晰，怎么，才短短不到一个月，他就魂飞太虚了！

泪眼婆娑中，我脑海中闪出一幕幕跟随老师学习的情景以及近三十年的交往经历。

引领我踏入藏学研究大门

1988-1989年，我跟随王老师学习藏语文和藏族历史文化。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文成公主入藏和亲和汉藏关系研究》，之后又写了《金城公主入蕃和亲几个年份考辨》的文章，并参与敦煌佛经注音的研究，加入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写毕业论文过程中，我认真阅读、参考了王尧老师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吐蕃简牍综录》等著作，产生了向他学习西藏文的想法，在获得当时的工作单位杭州大学的同意后，我给王尧老师写了一封信，申请能成为他的进修生，学习藏语文和敦煌古藏文。不意很快接到了王老师同意接收我为进修生的亲笔信，要我9月开学后去报到。

学完一个学期的现代藏语文和藏族历史文化课后，次年开春又和荣新江、钱文忠、王家鹏、吕铁钢和日本学者高田时雄等组成七八人小班，听王尧老师讲敦煌古藏文研究，讲他的吐蕃三书：《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吐蕃简牍综录》。正是这次的进修学习，引领我从此踏入了藏学研究大门。

返回杭州大学后，由于申请援藏未果，我转而关注杭州灵隐寺前飞来峰的元代藏传佛教造像和凤凰山、西泠印社等地的其他环西湖藏传佛教遗迹，收集了大量资料。后来这个项目的研究由王门弟子谢继胜教授组成一个项目组完成，《飞来峰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研究》业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1992年初我离开杭州大学转入了浙江出版界工作。1997年有幸得到王尧、陈庆英先生主编的《西藏历史文化辞典》书稿，获得当时国家新闻出版署领导于友先、杨牧之和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新闻出版局领导的支持，确定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和西藏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因而和西藏人民出版社社长旺久、责任编辑冯良、美术设计翟跃飞结下深厚友谊。《西藏历史文化辞典》出版后，在拉萨举行了十分隆重的首发仪式，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旦增，党委常委、宣传部长肖怀远和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同时出席，一个省份负责文化工作的三位最高领导同时出席一部书的首发仪式，这在后来的图书首发式中再也未曾得见。图书出版后，获得了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并引发了全国出版援藏的热潮。

当年抗日战士,心系汉藏一家

因在杭州工作，后受王老师所托与他在浙江桐庐的堂哥王作保持密切联系，方知王老师竟然和堂哥同是新四军金萧支队的战士，曾在浙江萧山、安吉、桐庐等地英勇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因此王老师每次到南方，都会尽量到杭州，找机会看望兄长王作。最近的一次是2014年7月，王老师只身南下，将他收藏的德格版藏文大藏经捐赠给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之后，我陪同他前往浙江安吉，参观吴昌硕故居，探访这位“一月安东令”（王老师故乡江苏涟水旧称安东，吴昌硕曾任安东县令）旧迹，笑称要拜拜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家乡父母官。随后，又陪他前往浙江桐庐第一人民医院，拜见带领他投身革命的长兄王作。躺在病床上已经不能说话的大哥早就盼着兄弟，坐在轮椅上的王老师甩开轮椅，颤巍巍地走上去，一把攥住了大哥的双手，互相摩挲着，两人默默流泪，深情凝望，令我们在场的人都心伤不已。这是两位新四军老战士亲兄弟的最后一面，一个星期之后，离休干部、新四军老战士王作大哥安然去世。其后王老师与他家老二王敞几次和我说谢谢我，让他见了大哥最后一面。

2006年，杭州两所毗连在一起的中专学院的汉藏学生间产生矛盾，王老师到杭州出差，特意前往看望藏族学生，和他们拉家常，告诉他们汉藏是一家；也和浙江省公安厅和教育厅的领导沟通，希望给藏族学生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努力化解汉藏学生之间因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和矛盾。

2010年我已调到上海的中西书局工作，王老师来沪参加学术活动，特意带我参加一个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培训的西藏新闻工作者的聚会。听到他慈祥的藏语问候，在场的十几位簇拥着他的西藏媒体藏族记者涌出了眼泪，安静地听他讲述西藏历史文化和内地的关系，强调汉藏是一家等等。聚会结束后，王老师谆谆嘱咐，要我常去看望这些西藏新闻工作者，说他们长时间离开西藏在上海学习，你如能用藏语和他们交流，他们会很温暖的。这些话我一直记着，只可惜我的藏语长期不用，只能简单说几句了。

大力推动汉藏文献出版、文化交流

在王尧老师门下，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进修生，充其量是编外门徒，却在王老师及王门弟子群中受到厚待。2010年，中西书局和佛教学者李家振先生与西藏萨迦寺民管委主任萨迦·班典顿玉合作，编辑出版了一套“西藏萨迦寺佛教艺术”丛书，内含《萨迦普巴金刚》《吉祥萨迦》《萨迦大黑天》三册。图书出版后，好评不断，但专家和读者都有一种想更详细地了解萨迦寺的愿望，因此我专门登门求教王老师，是否可以和西藏文物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及王门弟子合作，组织出版一套扎实的萨迦寺历史文化研究丛书。萨迦寺是元代萨迦派主寺，是西藏归顺中央政府的象征，如能将萨迦寺所藏的相关汉藏文文献、文物，尤其是举世闻名的萨迦寺经墙经卷整理出来，那将是一个巨大的研究和出版项目，而且对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具有特别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个设想获得了王尧老师的肯定和赞扬，并立即多方联系落实。不久，我们就作出了由中西书局和中国藏学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这套大型丛书的计划，王尧老师和马丽华先生等组织召开了几乎全部王门弟子参加的项目论证会。可惜因为牵涉面过大及经费尚未落实等原因，没有能够真正启动。

2013年初我调上海远东出版社工作，碰巧和浙江安吉县人民政府合作，组织撰写出版了《幸福不丹·幸福安吉》一书，并邀请不丹前首相肯赞多吉来安吉、北京出席了相关活动。王老师得知后，特别高兴，说我做了一件国家想做没有做成的事，让我尽快和外交部亚洲司负责印度、不丹事务的李亚处长取得联系。不丹是明代中叶从西藏地方附属小邦独立出去的，虽然其经济和外交受到印度的控制，使用英语为官方语言，但不丹民众日常生活使用的仍然是藏语、藏文，城镇乡村满眼的藏式建筑，藏族文化弥漫全国。王老师对我们能以幸福指数话题为切入点访问不丹，面见不丹王国政府前首相利翁波·肯赞·多吉、国家研究院院长卡玛·尤拉和国家幸福委员会秘书长卡玛·塔斯蒂姆先生等政府高官，就幸福指数和幸福话题展开学术交流感到十分欣慰。不久李亚处长召集我们访问不丹的成员专程去外交部亚洲司，听取我们和不丹政要的沟通情况，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鼓励我们继续用学术文化的通道和不丹保持联系。我们正在积极沟通，努力促成由王门弟子组成学术团队承担不丹国家图书馆馆藏藏文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任务,也积极筹备将《幸福不丹·幸福安吉》译成英文出版。

一代学术宗师，国际藏学大家

王老师的一生，待人宽厚，性格开朗，风趣幽默，学养深厚，著作等身，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藏学家、敦煌学家和佛学家。然而他不单单只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位胸怀博大、视野宏阔，具有浓厚家国情怀的社会活动家。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藏学家，中国现代藏学之父、《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情歌》译者于道泉教授的衣钵传承人，其弟子任小波已经在《人民日报》2012年11月22日第二十四版发表过一篇文章介绍他的学术成就。沈卫荣先生在《诗书画》杂志“重温王尧”主持人语中，也做过颇为传神的介绍：王尧先生是中外知名藏学家中少有的文史兼通，对出世的宗教和入世的社会、历史和政治都有精深研究的藏学大家。他早年专治藏族文学，曾以翻译《萨迦格言》等藏文文学作品、研究藏族戏曲而蜚声学界。中年则专治藏文历史文献，著有《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和《吐蕃简牍综录》等。通过对这批最古老的藏文历史文书的收集、整理、翻译和研究，为图博历史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到了晚年，王先生从心所欲，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文章，擅用文学的笔法，将藏传佛教之甚深密意、藏族历史的错综复杂、藏文文学作品的优美奇特，形象生动地传递给读者。

而我，细思与王老师近三十年接触的点点滴滴，总结所感所受，认为他就是一位由藏语文进入藏族文学、藏族历史、藏传佛教，由学术而心灵，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具有甚深情怀的老战士、大学者、大菩萨。这样的学术宗师怕是越来越少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作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藏语翻译，王尧老师参与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接见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迎接藏历木羊新年的盛典；参与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谈判代表团的相关接待，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藏文版的翻译；改革开放之初，全程陪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考察西藏，走遍前后藏区，并同时开启了和国外藏学界的广泛交流，连续参加第三至第十届国际藏学大会，主编十七辑《国外藏学研究译丛》。他风趣地说：“做点小贩而已，贩些洋货回来，贩些土产出去。”同时又将藏在法国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引回国内，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到了晚年，他将自己的藏书分别捐赠给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和西藏民族学院；他培养的门徒遍布世界各地。谈起中国藏学，怎么也绕不开王尧老师，他对于中国藏学的兴起，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我曾多次和王老师说起，要着手安排请他详尽口述他参与西藏和平解放，和十世班禅大师、赵朴初会长、东嘎·洛桑赤列活佛、贡嘎上师和阿沛·阿旺晋美等佛学大德与西藏上层贵族交往的历史；他陪同胡耀邦总书记长达一个月的西藏考察经历；他和国际藏学界德国、匈牙利、法国、美国藏学家的学术交往等。他也觉得很好，愿意做这样的口述，将他亲身经历的这些历史留下来，供后人研究。可惜这个设想都来不及实现了。记得季羡林先生说过，敦煌学是二十世纪的显学，藏学将是二十一世纪的显学，我们欣喜地看到，季老的预言正在步步实现，然而，王老师却溘然远去……

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绿水之波澜。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

王尧老师，您一路走好！愿您早日乘愿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