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英]哈里·狄金森著 陈晓律 宋涛 等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郑渝川

由精英政治向大众民主体制过渡，同时要尽可能避免过渡转型带来的冲击，这是迄今仍然困扰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关键问题。二战后，在东南亚、南亚、非洲，冷战后的原东中欧地区，都上演了这样一股过渡转型的浪潮，结果却很难令人满意，一些国家持续陷入政局混乱和社会动荡状态，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后，迎来了工业革命，海外殖民扩张踊跃，在持续了多个世纪的英法对决中占据了上风，击溃了拿破仑，并最终推动欧洲大陆形成了有利于英国的均势格局。但与此同时，英国国内的政治发展却相当平稳，迟至十九世纪才迎来了三次议会改革，一步步扩大了选举权，并最终让英国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英国为什么能够避免发生法国、俄国那样的剧烈政治革命？英国大众与政治精英在过渡期内是怎样进行博弈并最终达成了各界认同的关键妥协的？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历史学会主席、爱丁堡大学杰出教授哈里·狄金森的力作《十八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一书，向读者展示了一直以来被忽略的十八世纪英国的政治转型历程。

全书第一章就当时的英国人民在议会选举中扮演的角色，介绍了有产的精英阶层是如何通过一定的金钱、时间支出来影响选举者投票，达到控制下院成员人选的目的。十八世纪的英国国家和地方政治，毫无疑问仍是由精英主导，有产精英通过操纵选区政治规则来控制议会席位的分配。即便如此，取悦选民仍然是必要的，有产精英必须展示自己将首先为选区利益服务，否则就会遭到反对。英国十八世纪著名政治家、保守主义理论家埃德蒙·柏克就曾因此被布里斯托尔的选民所抛弃。

虽然英国十八世纪的选举权仅限于拥有一定财产资格的成年男性，但仍无法避免多数选举资格集中在社会的中等阶层而非有产精英。书中指出，“整个十八世纪有很多例子证明平常恭顺的投票者们显示了他们的独立”，有产精英为了避免选举危机必须增加其时间、金钱和精力投入。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起，当伦敦等大选区的选民开始表现出“一种对国家事务和议会政治更加深刻、更加连贯的政治意识”时，就已经传达出比之前大得多的政治压力。

在选民逐渐认识到自身力量的过程中，其他各类主要的利益集团在十八世纪的英国议会政治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传统的大土地贵族与新兴的贸易商、银行家利益集团的矛盾变得更为紧张。值得一提的是，英属北美殖民地最终走向独立，就在于殖民地的经济利益集团不能在英国的议会体系中发挥维护其利益的重大作用。作者还提到了圣公会等十八世纪的英国宗教和道德压力集团，这些压力集团在推动英国废除奴隶贸易等重大政治决策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在十八世纪展开的纷繁复杂的博弈，为英国后来的议会政治创造了诸多基本的博弈规则，有助于将政治和社会压力吸引整合到议会政治框架之中。

十八世纪的英国迎来了城市化进程，经济增长迅猛，市镇扩容使得治安、卫生、供水等公共问题更为突出，城市居住密度增大，“大市镇里充满了随意可见的消费、社会流动性和激烈的竞争”。但要看到，这也带来了更多的公民结社，并促使社会规则和公共仪式发育得更为成熟。而市镇当局处理公共土地征用、调整税收政策，也常常引发民众选择在议会政治之外进行抗议。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成为了十八世纪英国国民所获得的宝贵的民主训练。

书中第四章还介绍了十八世纪英国本土频繁爆发的民众骚乱，分析指出这些骚乱不仅来源于新的经济秩序对旧有行业、职业形成的冲击（造成企业、作坊倒闭，手工作坊工人大批失业等），而且也与人们对新的政治、社会、经济秩序表现出不适应相关。作者将相关的暴力行动和骚乱，理解为英国居民为捍卫政治权利而展开的抗争——而这些行动所引发的暴力压制烈度却要低得多。书中解释道，无论是英国正规部队还是民兵，都极不情愿参与到这类压制活动之中，英国政府也努力避免动用武装力量来处理矛盾，“更喜欢通过安抚、仲裁和温和手段去缓和压制政策造成的不满”，这也意味着，民众骚乱行动最终成为推动英国政治权力分配和平进行的动力。

全书后半部分探讨了近代英国人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公共参与，以及通过公共参与重塑英国政治的情况。这项转型存在于保守与激进的持续对立中，前者强调英国古老体制长久保障国人权利的价值，而后者则希望加快实现普选及其他方面公民自由的进程。书中列举了双方在人民主权与反抗权、自然权利与公民自由、积极政治权利等多组重要命题上的争论，剖析了十八世纪晚期出现并掀起巨大波澜的激进主义，强调指出这类派别对于教育公众、普及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理念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使得许多权利与自由命题成功列入政治议程。而与之同时兴起的大众保守主义，尽管其目的是遏制激进主义，但仍然促使了宪政传统的公众宣传，也避免了激进主义改革浪潮引发更大社会动荡乃至于暴力革命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