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雨平生蓝天野》蓝天野 罗琦著 三联书店出版

他是《封神榜》中仙风道骨的姜子牙，是《渴望》中温文儒雅的王子涛，是《茶馆》中丰神俊朗的秦二爷，是《家》中虚伪道学的冯乐山，是《甲子园》中饱含家园之情的黄仿吾……北京人艺元老、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在他最近面世的回忆录《烟雨平生蓝天野》中，回顾了他从一个执著绘画的少年,如何阴差阳错地走上戏剧之路，从此在表演和导演艺术上钻研一生、奉献一生的人生历程，该书既是个人回忆录，亦折射出新中国话剧事业摸索前进的历程。

恩师李苦禅

1992年，李苦禅先生（右）观看话剧《茶馆》后，上台与蓝天野合影

1974年，我听说一些老画家又被请出来画画。我们驻外机构的办公场所，过去那些装饰都被当成“四旧”、“封资修”给毁掉了，墙上空空荡荡的，没有什么像样的装饰，总不能都挂上样板戏的剧照吧，所以请出一些老画家来作画。我听说苦禅先生也被请出来了，在外交部出国人员服务部画画，我马上去找他，到了那里，人家说他们已经离开了。我一想，索性直接到他家去了。

一见到苦禅先生，我们都很激动，没想到还能再见面，真有两世为人之感。我知道他是在“文革”当中受冲击最残酷最多的一位画家，因为他耿直，从不说一句违心的话，我自己也在“文革”当中受到冲击，所以再跟苦禅先生相见，真觉得分外珍惜和亲近。

可能是又能公开画画了，苦禅先生的精神状态看上去很好。我说：“我去找您了，但是没找到。”他说：“对啊，现在换了地方了，就在老六国饭店。”

老六国饭店位于台基厂南口，1974年，这里正空置着，就安排了李苦禅、吴作人、李可染、黄胄等四位画家来画画。我来这里找苦禅先生时，其他三位陆续离开。从这时起，每星期我至少要去三次老六国饭店，看苦禅先生作画。

这段时间给了我一个良机，是我跟苦老学画最多的一个时期。能有那么多机会看先生作画，从构思到用笔、章法、设色到完成一幅作品的整个过程。先生这些日子给我讲画法也比较多，我也难得比较自在，画得比较多，时时拿来请老师指点。苦老兴致很高，说古人画法，聊京剧，也聊些家常。我还见先生翻出早年作的一批画稿，大多是以较大张的元书纸所作，章法都极具创意。

苦禅老此时心境大好，一种更展现其个性的画风流露于画面，笔墨也进入更高境界。这是先生创作欲望更旺盛的时期，我感觉，一种质朴而灵动的苦禅画派在形成。

这期间，也有一些人特意来看望苦老，但不像以前在家时那样人流不断，来的都是熟悉的朋友和学生，也都是刚知道他在这里画画，所以相对还是比较清静。有一次，只有我陪着先生在画室，他的学生蒋正鸿来了，带了裁好的纸，兴致盎然地说：“先生，跟您要一只白鹰来了。”在此之前，我还没看过先生画白鹰，首次得见，看苦老当场画出的白鹰，不是用铅粉画，而是全以线条勾出造型，用补景的着色挤（衬托）出来的，意境动人。我惊羡不已，忙问正鸿：“你还有没有纸？”正鸿又给我拿出来一张。这时离午饭时间也就还有半个小时了，老师情绪很好，当即又给我画了一张，且与前一幅鹰的姿态和构图全不相同，先用墨画完之后，抓紧时间用吹风机吹干，再以花青赭石着色，并略点些石绿，画成，就到午饭时间了。这幅先生随意画来的白鹰，只有半个小时，先生仍从容落笔，斟酌章法，笔下线条的功力，在近代中国画坛还没有人能达到。这幅画是我这一时期跟老师学画的一个纪念。以后，苦老发展探索，他的白鹰图成为表现其美学观和独到创意的代表之作。

这期间，我做了一件大家都觉得高兴的事。1974年，侯宝林先生敬慕苦禅老，很想前去拜望，侯宝林和我大哥杜澎是好朋友，知道杜澎曾是苦老的学生，就提出这个愿望，看杜澎能否为他引见，杜澎说：“我也许久没和苦禅先生联系了，这样吧，让我的弟弟蓝天野帮你办这件事，他现在常到苦老那儿去。”

于是我就从中联系，苦禅老也很高兴，然后约定时间，我带侯宝林和杜澎前去，同去的还有北京人艺舞美设计王文冲。

苦老和侯宝林一见投缘，他们之间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侯宝林真情仰慕苦禅先生的修养和成就，苦老也对侯宝林为提升相声文化品位所做的贡献很是赞赏。而且他们都具有深厚的民族性，并且可以说，都与民间有很深的渊源。那次最高兴的可能是李燕了，他几乎熟记侯宝林所有相声段子的词，并且兴致勃勃地一一模仿，整个上午欢声笑语不断。我也很高兴为大家促成了这一次会面。

有了这次初识，侯宝林此后常去看望苦禅先生，大家都很高兴。

我每次看老师作画，都能感到那力透纸背的线条、点染。先生行笔一般很慢，不似有人如角斗士般使尽全身力气，那颇像《打渔杀家》中教师爷的功夫了。先生佳作的章法时见新意，时有奇绝布局，但多于险中求平淡，绝无造作之痕，而是一派率真，甚至若似漫不经心的感觉。这是最值得揣度的，我体会苦禅师是一种欲发先收、举重若轻的定力和境界。

许多人见过苦老晚年每天下午坚持用不少时间临帖。每次见他用元书纸对着碑帖作书，但和帖上字的结构、行笔不尽相似。先生说临帖是“怕老了手发抖”，我觉得他是在探索思考。先生书法一生认真，就是生活中随手写来也都一丝不苟。从几次纪念展中见到先生手札、信稿，特别是所藏碑帖上的题签等，都使人们获得感悟。所以苦老晚年写出“书至画为高度，画至书为极则”，把自古众人皆云的“书画同源”，阐述达到一个升华的地步。

“文革”后，重修齐白石老人墓，由苦禅先生为恩师书写墓碑“齐白石之墓”是最适合不过的了。苦禅老晚年留下书法作品甚多，我真心以为，当代书法，李苦禅先生堪为第一人。

早该认识的黄永玉

二○○○年，蓝天野（左）与好友黄永玉在万荷堂聚会

在许麟庐先生家，我认识了黄永玉。

从上海之行又对画萌发了兴趣之后，很多活动交往都是和剧院舞美设计王文冲一起，而且大多是由他引领我。文冲年轻时在京华美专学中国画，专攻工笔人物、花鸟，科班出身，出了名的开朗幽默，热心结交。

“文革”后期，文艺各界略松动些时，一天晚上，我跟王文冲一起到许麟庐先生家去了。一个人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画，给许先生看：“今天画的。”我看了一眼，满纸黑底，一枝黄色细瓣菊花，颇有特点，非中非西。再看来人，中等身材，样子很普通，却又觉得很不普通，到现在我也说不清当时的第一印象，反正是那种引人注目的神态，这倒不只是因为他穿着双拖鞋就来了。

我马上有个直觉：黄永玉。

就在这时，王文冲对我说：“他就是黄永玉。”我高兴地对他说：“老想见你，终于见到了。”黄永玉也说：“是啊，咱们好像多少年以前就该认识了。”从那以后，我们常常见面，经常晚饭后我到他那儿去，他偶尔也到我家里来。那时我住在史家胡同，他住在北京站路口美院宿舍内，相距甚近。这段时间里，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永玉率直，我也坦诚，我自以为是性情中人，人皆认为属特立独行，但比起永玉好像又差了。

“文革”中，黄永玉全家被赶到院子北房一个犄角的小房子，是里外间，里屋是卧室，外屋是客厅兼画室。屋子很小，也就十来平方米，中央摆了个大木墩当桌子，旁边的凳子也是用整根原木剖成厚板做的，有种原始的质感。直到现在，他在通州万荷堂作为画室的大厅里，桌凳也还是这样的。

这时，黄永玉已经开始作画了，每天至少画三张，勤奋，也极聪明，有才气。他原先是搞版画的，但他的作品典型地不是学院派，属于自学成才，年轻时为学画跑了很多地方，曾为烧窑做过搬运砖坯，还参加过一个文工队，在队里什么都干，主要是画，画布景，画广告，这个队的队长就是北京人艺的老演员徐洗繁。以后到了上海，跟丁聪、叶浅予等一起搞漫画活动，而他主要是搞木刻版画。再后来到了香港，已颇有成就。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表叔沈从文先生写信把他从香港邀回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任教。

黄永玉当时在那么个环境里，画画的条件肯定很差，那间小屋连窗户都没有。那天我又去他家，见墙上多了一幅画，让我惊异的是，他画了一个窗户，窗外晴朗的蓝天，好像屋里也真亮堂起来了。这就是黄永玉，什么情况下都自得其乐。因为这么小个屋子，东西都摆满了，没地方，他就靠墙竖起一块板子，上面挂块毡子，竖着画，用的是一个油画箱，但里面装的大多是别种颜料。有一次他向我自嘲又颇得意地说：“我现在能有这个本事，如果我正在画，一听外面来生人了，几秒钟连纸、笔、颜料，所有家伙都收起来，一点痕迹都没有，就像耍猴儿的一样。”老北京耍猴的也是用一个箱子，要表演的时候，猴子把箱子打开，从里面拿出衣帽道具，演完了再往箱子里一收，外面就什么也没有了。这还是黄永玉，在这种逆境中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状态。

黄永玉有一幅木刻代表作《春潮》，画面上一条大鲨鱼在波涛汹涌的海上翻滚着，远处，右上角是一艘小船，船上一人摇桨，另一人手里的鱼标刚刚出手，扎向鲨鱼，妙在系住鱼标的长索曲折翻展的动态，整个画面极具张力。我早就非常喜欢他这幅作品，就问他：“你的版还在吗？”他说：“我跟你说实话，版还在，但是没法印，因为印版画必需最好的油墨，现在没地方能找到。”“我给你找！”我很高兴，专门找到印刷厂一位老工人去要最好的油墨。这位老工人是我捞鱼虫时认识的，是鱼友，我提出：“你给我弄点最好的油墨，一定要最好的！”他说：“你找我算找对了，给你一筒，这是专门用来印袖珍版《毛泽东选集》的，保证哪儿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了。”

第二天清早，我就拿了这桶油墨来给永玉，问：“你看这油墨怎么样？能用吗？”他一看很高兴，说：“这墨行！”

我们俩就整整印了一天。印版画确实不易，像他这样搞专业动作熟练的，也只能一个钟头印一张，换了我这个生手，两个钟头也未必能印出一张来。因此是由我帮着他，两个人一起印。除了给我印，他也顺便给他的孩子黑蛮和黑妮各印了一张。此外他还有别的代表作的版，也印了几张。一个上午干不完，他的夫人梅溪出去，在菜市场买回一条很大的红鱼，肯定是海鱼，我也叫不出名儿。梅溪把鱼做成两样，一盘红烧，一盘是怎么做法我也不懂，只觉得特别好吃。

有一天不知道怎么又聊起戏来，说起瑞士作家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永玉赞赏不已。我又从剧院图书馆把这个剧本借来再读。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你将来什么时候排这个戏，我给你当舞美设计。”我也极为兴奋，但这只能是一种精神会餐，还能演这样的戏？没想到，“文革”之后，我还真的导了这个戏！

1982年，我在导演《贵妇还乡》的时候，真的很想找他搞舞美设计，也向剧院提出了，但当时有些难办，考虑到剧院有那么多位设计人员，都是十年没搞戏了，这种情况下从外面请人来，恐怕不合适。后来请他来，对已经设计好的图纸提意见，他还随手画了一些诸如轿顶的样式。

《贵妇还乡》演出后，《人民日报》准备为此剧发一版评论，问我请谁来写比较合适，我建议他们去找黄永玉。不久，永玉的文章在《人民日报》整版发表。2012年有一篇评论迪伦马特的文章，其中有些部分完全是照抄了永玉当年给我们的演出写的评论。黄永玉看到此文后特意写了篇文章斥责其抄袭行为，文中说：“这是我当年给我的好朋友蓝天野排这个戏时写的一篇文章。”

这些年我和黄永玉联系少了，因为住得太远，也都很忙。倒是北京人艺六十周年院庆，演了《甲子园》，得知何冀平当年和永玉是同院邻居，于是邀上一大伙人，到他的万荷堂热闹了一天。永玉事先就写了副对联，“人说八十不留饭，偏要吃给他们看”，众人在上面落笔签名。我说：“这对联归我了！”但永玉说要在即将举办的九十岁大展上展的。只好作罢，怕将来也得不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