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维多维奇之墓》[南斯拉夫]丹尼洛·契斯著 王幼慈译 中信出版社2014年8月版
■田方
“家族史的许多细节将永远晦暗不清了：1944年，我的父亲和所有的亲人都被带到奥斯维辛，几乎无人返回。”而这只是前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多舛命途中微乎其微的一页。对东欧文学颇有研究的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认为：“童年对契斯的文学成长有着很大影响，他从乡民那里知道了各种匈牙利神话和格言，从母亲那里知道了塞尔维亚的许多抒情诗和史诗”。
《达维多维奇之墓》是契斯的三部短篇小说之一，故事几乎全部取材于真实文献资料，包括档案、传记、回忆录和新闻报道。该书被视作为是继奥威尔《1984》、库斯勒《正午的黑暗》之后描写极权的一部经典作品，既可谓之是精炼的传记典范，又讲述了深陷在意识形态统治的世界中的人们的生与死。主人公达维多维奇是一位坚强的革命家，年轻时当过学徒、码头工人和司炉工，组织过罢工、街头示威和暗杀。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在俄罗斯指挥征粮，与白军作战。西方一篇评论对他的评价是：“他是一个奇特的混合体——没有道德观念，愤世嫉俗，对理念、书籍、音乐还有人类有一种天然的狂热。要我说，他看起来像是教授与强盗的混合体。”
达维多维奇被捕后遭到残酷刑讯，两个陌生青年被带到他身边，由于他拒不认罪，年轻人成了替罪羊，当场遭到枪杀。达维多维奇终于屈服了。一个坚强的革命家，怎么就因两个年轻人之死而屈服了呢？“这仍是心理学上的秘密，在法律上还是最有趣的一个：一个被恐怖和绝望逼到绝境的人，是否可能有如此激烈的争论与体验，在无外在压力、无暴力与拷问的情况下，就因为另外两人的观念，竟然质疑起自己多年来历经养育、教导、习惯于训练所建立起的一切认知。”作者契斯如是说。“我相信文学必须纠正历史所犯下的错误……文学以独特的个体弥补历史对独特性的匮乏，从而矫治了史料的冷漠。”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契斯的基本信念是普世的人道主义，这就必然会与民族主义发生矛盾。在契斯看来，民族主义只是一种否定，一种媚俗，它只有通过拒绝才能兴盛。它没有普世价值，没有美学或伦理价值。民族主义是最大的偏执狂，个人和集体的偏执狂。所以，尽管这部小说集看来十分单纯，但《达维多维奇之墓》“做到了伦理道德无法成就的美学”（布罗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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