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山修司，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导演、赌马评论人。被称为怪杰、幻想家、反叛文化旗手、前卫艺术家。日本作家、电影导演岩井俊二曾经评价道：在我的困顿期，寺山修司的作品和想象力给了我最多的启发与安慰。博览群书的寺山修司，在《幻想图书馆》（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中，畅谈头发的典故、青蛙的趣闻、后宫的传说、拷问的艺术、狼人的故事……从神话、民俗或广告单、画报中引经据典。就像是沿着艾柯的阶梯，进入博尔赫斯的图书馆，实践了本雅明未曾实现的理想——写一本完全由引文组成的书。

 

世界上最古老的书

 

书的百科

 

发现一本名为《书》的书，我情不自禁地驻足于前。

 

那是我常去的一家巴黎书店。里边的老爷爷愉悦地点着头，脸上挂着一副“果然被你发现了”的表情。

 

可以说这是一本“关于书的书”，或许不是用来阅读的书。

 

如果有人像路易十四一样，是个“对读书完全没有兴趣，对书却十分热衷”的爱书人，肯定会从这本书中获得满足吧。

 

编者杰勒德·唐纳森也说，这本书是为了那些“像伊拉斯谟一样，把钱先拿去买书，剩下的才用来买衣服和食物”的爱书人所写的。

 

立刻来看看这本“关于书的书”里面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内容吧。

 

书狂

 

什么样的人会被称为“书狂”呢？

 

1842年，被称为“书狂”的迪布丁博士曾为此下了定义。

 

书狂会有以下症状：

 

收集大开本的书；对于裁纸刀尚未伸入的书感兴趣；想要有插图的书；想保有高质量的皮制的书；想拥有第一版的书。

 

以现代的标准来看，即使不是特别爱书，只要是对书有兴趣的人，在十五世纪也会被当成一种病，甚至还会被强制送到愚人船里收容，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那么，要治疗这些“书狂”，用什么方法才会有效呢？

 

依当时的文献记载：

 

一、去协助公共建设的施工。

 

二、只读实用性的书籍。

 

三、尝试书写过去大作家的传记。

 

由此可知，以上的记载目的在于告诫十五世纪的知识分子，以防他们变成“书虫”，闭门不出，甚至偏执于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忽略了现实生活。

 

迪布丁博士曾斩钉截铁地说，“书不是东西”，而是“知识交换的媒介”。

 

或许博士说得对，但对于博士认为“把书当成物品收藏，把知识当成私有物品贮存”是一种病的看法，却也无法一笑带过。

 

迪布丁博士说这话时带有一定的自我警惕意味。我自己也是这些“书狂”的其中之一。

 

书中的内容是现实世界的隐喻，但书的实体却不过是“纯粹的纸堆”。

 

只是这样的“纸堆”常使人疯狂，甚至打乱了人的一生。

 

书人

 

1877年夏天，我认识的一位绅士搬到了普林斯顿街。

 

翌日早晨，他在厕所中发现了一张纸，上面印着哥特体的文字。

 

他想知道这张纸的出处。

 

于是，他仔细寻找后又发现了两三张纸。他询问这家房子的女主人，得知她的父亲喜欢搜集古物。在他死后，她发现抽屉里塞满了纸条。

 

女主人想，“反正我又看不懂”，认为这些纸“我留着也没有用”，于是就把它们撕碎，当成纸抹布和厕纸来使用。

 

几乎都被使用殆尽，剩下的已经不多了。

 

他将散落在房间里仅有的两三张纸片拼凑起来，发现这是威廉·卡克斯顿印刷技艺的接班人温凯恩印制的贵重书籍。雕刻的黑色文字是木版印刷的，书则是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情节的参考底本之一：英国十三世纪的拉丁文小说《古罗马人传奇》。

 

和“书狂”相反，也有所谓的“对书一无所知”的人。对书完全不抱任何兴趣，把如此有名的著作当成厕纸，擦完屁股就丢掉的人也不在少数。

 

“讨厌书”的人，呼吁人们把所有的书都烧毁。在雷·布拉德伯里的科幻小说《华氏451》中，地球上的人口增加了三四倍，所有的东西都快速增加，人与人之间只能以电波作为媒介交流。在书中，连《抽烟和肺癌的关系》这类实用书，也都以“会让抽烟者感到困惑”为由被丢到焚化炉里。

 

《圣经》、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格列佛游记》等则被简略为两行字的长度，收录在名为《必读社交会话大全》的一本书中，成为家家户户必备的一本藏书。

 

其他的所有“书籍”则完全从城镇里消失。

 

为了“抵抗烧书”，有人将喜欢的书完全背下来，成为一个“书人”。

 

他们因为吃掉了书，所以官员无法将他们烧毁。

 

那些“书人”集结在森林里，白天背诵着他们喜爱的书。

 

只要有人要求，他们就能够把书中任何一节的内容毫不费力地写下来。这真是令人欣慰。

 

但是，他们同时也是“不工作的人”。他们没有任何社交生活。对他们来说，世界是“只存在于书中的回响”。

 

鱼肚子里的名著

 

几年前，还是在国王执政的时代，我曾被法拉王妃邀请到伊朗，参加波斯波利斯的遗迹艺术节。

 

我看到，在平缓的设拉子沙丘上正建造着一栋十分美丽的建筑物。

 

“那是什么？”

 

当我这么问时，介绍人穆斯塔法回答：“是正在建造的王室图书馆。”

 

几年后，我再度受邀，来到波斯波利斯，沙丘上应该已经完工的图书馆却完全消失了踪迹。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纳闷着询问了饭店的主任。

 

“图书馆是盖好了，可是……”他吞吞吐吐地回答着，“在把书放进图书馆时，因为太重，沙丘沉了下去。你看，地面上还可以看到一点痕迹，那就是屋顶。”

 

看来，书的重量似乎不只是思想的重量。

 

我的房东每次来收房租时，都会跟我说：“二楼已经倾斜了，请不要再买书了。”

 

我重新思考了书“存在的价值”，认为书的价值或许是为了“从死去的过去中，找出活着的现在”。

 

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就是一本打开的书，问题在于如何来“解读”。也就是说，书并不是静态存在着的，而是在读者开始阅读行为时才“成立”的一种无以名之的状态。

 

在文章接近尾声之前，再回到《书》这本书，介绍一则奇异的故事。

 

1626年6月23日，剑桥的市场里送进了一条冷冻的鱼。一剖开鱼腹，人们发现里面有一本书。书已经污黑，用船员的T恤包裹着，被黏液覆盖着。里面是约翰·弗里斯所写的宗教论文，是他在被监禁时写的。

 

被视为叛乱者的弗里斯，长期被囚禁在鄂霍次克海的鱼仓里，同志们受不了盐腌鱼的腐烂臭味而纷纷死去。

 

之后，只有弗里斯被囚禁在塔里，1533年以不愿改变宗教信仰为由，被处以火刑。而这本被发现的书（因为社会的状况也已有了很大的改变），后来被有声望和权势的剑桥人士印刷成书。

 

这以后，人们才开始谈论十六世纪时期宗教压迫的政治内幕。本书被命名为《鱼之声》或是《书之鱼》，现在它成了一本足以改写历史的重要名著。

 

猎奇杂志

 

 

我年轻时曾在摊贩处买了一些书，里面就有许多“猎奇杂志”。

 

湿热的夏天夜晚，我把学校的功课放在一边，在蛾群聚集的灯光下读这些杂志。这时母亲突然进来，她吓了一跳，拿起杂志喝道：“你在看什么！”

 

然而，人们被禁止阅读时，通常只会更想阅读。

 

于是，我后来就成了一个猎奇杂志迷，背着母亲偷偷地阅读当时刊行的《犯罪科学》《猎奇画报》《风俗草纸》《猎奇》等。

 

我尤其喜爱民俗学者藤泽卫彦主编的《猎奇画报》，比江户川乱步的小说更令人爱不释手。

 

我很好奇，究竟昭和五年（1930年）左右的日本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充满愤怒和不平的时代

 

《犯罪科学》的副刊中，刊登着学者草间八十雄的一篇文章《游民生活大解剖》。

 

里面谈论的，是关于现在几乎难以见到的游民风俗。

 

虽说是游民，但其维持生计的方法和行为可以说是各式各样，十分有趣。例如，“向他人要钱的游民”大致可分成两种。

 

其中，一味博取他人同情，乞求施舍的游民可分为“尾随”“恳搭”和“施布”。

 

在餐厅、咖啡座、妓院等地方向客人求乞剩食的人被称为“尾随”；“恳搭”则是众乞丐坐在人群聚集的寺庙佛阁、浅草观音寺的御堂前等，用惹人怜悯的腔调向“身边经过的先生”乞求施舍而获得一钱二钱的零钱施予。“施布”是站在门口，或是在特殊的日子（祭奠、祭祀），抓住过路者的袖子，说着“拜托打赏！”

 

相较于这些被动的“乞讨游民”，主动要求施舍，甚至用半强迫式的方式乞讨的游民，被称为“猎乞者”或“爬乞者”。

 

能够确定的是，当时的游民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不得已为之；而现代的游民则是从人生的路途中“退场”的集合体。

 

我并不是要说以前的时代更好。只是在翻阅这些猎奇杂志时，不禁回想起了那些令人怀念的“充满愤怒和不平的时代”。

 

限制接吻的新闻

 

翻阅这些杂志还有其他的乐趣，那就是夹在里面的新闻附录页。

 

这些新闻里登载的报道，最有趣的是那些令人读来分不清真假的部分。

 

例如，昭和五年《猎奇画报》（5月号）的附录“猎奇新闻”中，有一则“接吻限制令”。

 

其实在国外，人来人往的街上、停车场、公园，甚至是父母亲和小孩面前，男女都大方地接吻。接吻的时间，有时长达一小时或半小时。接吻虽然不是坏事，但是如果不在卫生方面多加注意，就很容易产生传染疾病。因此，美国的堪萨斯州健保局发布了“接吻限制令”。

 

接吻限制令的其中一项规定：“如果不得不在混杂的地方或是通风不良的地方接吻，最好马上用芥子汤漱口”。此外，“如果预感见面可能会接吻的话，最好随身携带小瓶漱口水出门”。啊！到这个地步还会想接吻吗……

 

这则令人欣羡的夸张报道，应该是藤泽卫彦写的吧。

 

姑且不论其是真是假，有趣的是，报道的内容让人深深体会到时代的变迁。

 

这类附录的新闻，不禁让人想象，在世上的某个地方似乎存在着“另一个谜一样的社会”，甚至让人有“想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