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祖籍河北大名，是北宋王朝的陪都，当时称作北京。千百年来，这里民众间流传下来“说书讲古”的习俗。祖父辈迁徙到山海关外，也把这个传统带了过来。农闲时节，人们吃过晚饭，聚集在场院里，几杆旱烟袋，一壶糊米茶，“李唐赵宋”、“南朝北国”，讲起来没完。这种环境的耳濡目染，渐渐地培植了我对于历史的深深爱好。一般地说，单纯的爱好是先于知识的渴求的。待到入塾启蒙、求知问学，接触到的“四书五经”，左史庄骚，也无往而非史。过去有两句老话，一曰“文史不分家”，一曰“六经皆史”，都显现出华夏民族特殊发达的史学传统。

而历史本身更葆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朱光潜语）。而历史题材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和足够的“想象空间”，更具备一般现实题材所欠缺的文体张力。这一切，都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我。青灯独对或者沧桑看云，我常常设想以一条心丝穿透千百年的时光，使已逝的风烟在眼前重现奇华异彩。数十年来，读史、述史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精神享受、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一种无须选择的自动选择。

不过，历史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矿，真正去着手探查，里面的文章可就多了。正所谓“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当然，要说简单也很简单，无非一个是人，一个是事。相传波斯王即位时，要史官为他编写一部完整的世界史。几年过后，史书编成了，多达六千卷。年纪已经不轻的皇帝，日夜操劳国事，一直抽不出时间看，没办法，只好让史官加以缩写。经过几年刻苦劳作，缩编的史书完成了，而皇帝已经老迈不堪，连阅读缩写本的精力也没有了，便要史官作进一步的压缩。可是，没等编成，他就已经生命垂危了。史官赶到御榻前，对波斯王说，过去我们把世界史看得太复杂了，其实，说来十分简单，不过是一句话：“他们生了，受了苦，死了。”这九个字，“他们”是人，“生了，受了苦，死了”是事。事是风云人是月，可看作是对历史的概括。

那么，月与风云谁为主从呢？当然月是中心。“烘云托月”，“云开月上”，“月到风来”，月总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历史以人物为中心，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是人创造并书写了历史。光照简册的万千事件，诚然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空古绝今，惊天动地，撼人心魄，可是，又有哪一桩不是人的作为呢！人的思想，人的实践活动，亦即人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是一切史实中的最基础的事实。可以说，历史的张力、魅力与生命力，无一不与人物紧相联结着。

历史中，人是出发点与落脚点。人的存在意义、人的命运、人为什么活、怎样活，向来都是史家关注的焦点。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多次强调，“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没有人怎会有事？”“历史存在依人不依事，而人则是永可以存在的。”又说：“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因此我来讲历史人物，特地希望我们要看重人，拿人来做榜样，做我们一个新的刺激。”其实，也不单是历史学，在关注人生、人性，关怀人的命运方面，整个人文学科都是相通的：哲学思索命运，历史揭示命运，文学表达命运——无往而非人，人是目的，人是核心。

二

读史，主要是要读人，而读人重在通心。“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这也是钱穆先生的话。读史通心，才可望消除精神障蔽与时空界隔，进入历史深处，直抵古人心源，进行生命与生命的对话。我很认同这一说法：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决不是死掉了的过去。事实正是如此，读史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撞击，心灵对接，生命叩问。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后世读者一种心灵的参与和介入。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勘核，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每个读史的人只要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加以省察、比证、对照，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然与轻松了。

通心，首先应能设身处地地加以体察，也就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境中去进行察核。南宋思想家吕祖谦有言：“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借用钱钟书先生的说法，就是“遥体人情，悬想时事，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

二是强调感同身受，理解前人。研究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苛责前人，率意做出评判，要比感同身受地理解前人容易得多。而换位思考，理解前人，却是一切治史以及读史者所必不可缺的。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渔说过：“凡读古人之书，论前人之事者，盖当略其迹而原其心。”法国年鉴学派的著名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也曾指出：“长期以来，史学家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任情褒贬。这种态度能够满足人们内心的欲望”；而“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其实，“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十分有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前辈判断是非善恶吗”？我体会他的意思，不是说不应该评骘、研判、褒贬——治史、读史、写史本身就意味着评判，而是如何进行评判，亦即按照什么尺度、坚持什么原则、采取什么态度加以评判的问题。

三是在读人、通心过程中，不仅仅限定在作为客体对象的历史人物身上，同时也应对于作史者进行体察,注意研索其作史的心迹，探其隐衷，察其原委。对此，清初著名文学家金圣叹有十分剀切而深刻的体会。他说：“人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读史过程中，我也经常着眼于隐蔽在书页后面的潜台词、画外音。研究《周易》有“变爻”、“变卦”之说，我于历史也往往注意其演进过程中的“变爻”、“变卦”，从而作出旁解、他说，所谓别有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