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区中兴镇红星村，6栋改建自农房的五星级乡村民宿生意热络，但经营者、村民印刘琼心有计较：现有数量虽可集群但规模稍逊，尤其接待旅行团时，常因无法解决客人的分流难题丢了整单生意。她理想中的规模是15栋，而这也意味着需要盘活更多闲置农房。

乡村民宿规模化，既利好农民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性增收，也有益于村容村貌的改善，是乡村振兴途径中的重要抓手之一。但规模化的前提是对土地要素的盘活，更为具体的指向是：如何更高效地利用闲置农房、闲置集体用地等？

27日上午，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9月1日起施行。《条例》在有关集体资产盘活的表述中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利用农村依法建造的宅基地农民房屋、村集体用房、闲置农房、闲置集体用地等，发展乡村产业。”

要素资源流转，关乎集体经济的壮大；而乡村振兴，集体经济是支撑。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介绍，此次《条例》创设有“农村集体经济”专章，从三个方面作出引导和规范：一是建立完善多元投入、收益分配、流转交易等扶持机制，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营和发展壮大；二是统筹各类资源要素，结合积累程度、资源禀赋，创新发展模式，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造血功能；三是鼓励多种形式盘活利用集体资源资产，推动农村集体经济转型升级。

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解读，农村集体资产在乡村振兴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农村集体经济”专章就“就如何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盘活土地要素方面给与了一定程度的探索。”

他表示，《条例》在全面贯彻落实上位法要求的同时，将本市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固化入法，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法规的规范、引领和推动作用，助力上海在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走在前列。

鼓励入股等方式，提升农民积极性

印刘琼的6栋乡村民宿，1栋由自家农房翻建，5栋向周边农户租赁而来。腾房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租金，同时选择在民宿做清扫工作，赚取工资。

记者了解到，乡村民宿都会尝试消化屋主及周边农民劳动力，解决民宿清卫以及餐饮食材的供应问题，但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各有参差。印刘琼认为，“期待相关方投资乡村民宿时可同屋主协商一起入股：不再支付租金，但每年给屋主不低于租金的返利。让屋主与经营者共同对盈亏负责，以此调动积极性。”

对此，《条例》明确：“鼓励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具有专业化经营能力的个人、组织等，采用自营、租赁、联营、入股等方式，参与乡村休闲旅游项目建设、经营和管理。”

既拿租金，又拿薪金，还拿股金——事实上，奉贤区青村镇吴房村村民已从“入股”中尝到甜头。村支书秦瑛介绍，村集体向村民租赁闲置的宅基房，通过规划、设计，重新改造后，引入名人工作室、民宿、企业等业态，以企业税收为抓手壮大村集体经济。全村农户根据农龄持有股份，部分集体收益根据股份占比分红给农民。她例举，2020年村集体通过税收获益410万元，全村6.8万股，村民每股分红4.58元。

共同参与，共同富裕，农民积极性如何？秦瑛告诉记者，“一开始村民还抱有怀疑；现在像民宿、企业等提供的保安、保洁、保序、保绿工作是排着队求再就业。知道有人要退休，马上就有村民来找我，‘书记你要把这个工作留给我’。”

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规范乡村民宿，《条例》明确：“市有关部门应当制定乡村民宿建筑、消防、食品、卫生、环保（水源保护地）等标准，明确责任部门和工作流程，优化审批程序，建立乡村民宿管理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法制工作委员会相关负责人指出，“《条例》专门为乡村民宿今后的发展方向和相关标准作出制定，并且给出一些细化规定。”

鼓励建设养老服务设施，为农民解决后顾之忧

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这样一个现实议题：部分农房只有一两名上年纪的老人居住，他们愿意把房子腾出来，但去何处养老？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农民对土地和老宅的感情。印刘琼说，“农民有执着的念想：宅基地证揣在兜里，房子看在眼里，才能安心。”吴房村村支书秦瑛也给出相似的说法，“村里的老人愿意出租农房，但提出一定要‘落叶归根’，即离开的时候要在房子里至少是周边。”

这种念想固然对农房使用权的流转增设了难度，但人之常情总有通情达理的突破点。

此次，《条例》明确，“支持利用农民房屋和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房屋等资源，因地制宜建设养老服务设施。”

吴房村给出了一种解题思路：村集体从农民处租来农房，在村里打造了一处老年颐养公寓，共17幢31套房屋，“我们收取的租金是小套每年3600元，大套每年7200元；但支付给农民的房租是每年3.5万元到9万元不等。”

“如此为了让老百姓不离乡音、不离乡邻、不离乡土、不离乡愁。”秦瑛说。

立法明确、政府支持、农民配合；只有让老百姓确确实实享受到利好，才能欢欢喜喜参与到各种壮大集体经济的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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