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花褪残红青杏小》是笔会今年1月13日收到的文章。可惜未及刊用，我们就惊悉汤世杰先生于1月28日因病去世，享年八十岁。下图是汤世杰先生在微信“朋友圈”留下的最后的文字：

当年花褪残红青杏小

——李国文先生与我

汤世杰

直到现在，今天，此时，我才终于缓过劲来，平复下来，能仔细想想这几十年前后的事了。

2022.11.25上午10点半，李国文先生夫人刘士蓉老师，就用李国文先生的手机，突然发给我一条微信，看得我一惊:“世杰，我是国文老伴刘士蓉。国文已于二十三日夜突发心脏病走了。孩子在陪伴我，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不必回信回电。”

天哪，我怎么可能不“回信回电”呢？我立马回信:“哎呀，太意外太突然了，二十一号那天，我还跟他通过电话啊！永失吾师，痛心不已！”“我无法说出我此时的心情！本以为，过几天先生就能看到他为我作序的那本小书了！心痛！”

想了想，国文先生走时，已届93高龄，就在那前几天，我不仅托朋友专门在他农历92岁生日前一天去看望了他，还在他生日当天，送上了九十九朵红玫瑰——近些年，每年我都是照例这么做的。先生的这一生，既历经坎坷，又成就卓世，多少人都把他记在心里，引以为傲。我多年置身偏远之处，与先生见面甚少，交谈也不多，甚至如他所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和世杰是淡如空气”，但人与人之间，有时就是那么仅有的几次交往，转眼就是一生。他往那里一站，就成了路标，成了灯塔！

“人生常常都是这样，最重要的时刻来临时，我们不是不知道就是不注意，我们净是在忙着过活。只有当我们回顾从前时，才能了解哪些才是生命的重要时刻。”(费德里科·费里尼《小丑的流浪》)

时间不经算，一算，已是40多年！

1979年，南国莺飞草长的三月，离红嘴鸥定期准时造访春城昆明的肇始年1985年，还要等六年。一群来自全国铁路各地的写作者，却相会在三月的昆明站台上。站台从来都是相见告别情意深浓的地方，不知发生过多少凄婉或豪壮的故事。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都没法绕过一个小小的火车站站台。没想到，我此生命运的转折，也与站台有关。原来分头在广西和云南采访南部战事的二十多个人，那时正为即将回京的几位送行。我茫然不知，一位素昧平生的长者正在那里等我。那就是李国文先生。

参与那场赴边境前线的采访活动，于我是个意外。此前，我因偶然原因，并非自愿地从一个底层养路工区，调到昆明附近一个铁路单位，搞宣传。部门负责人是位南下女干部，待人甚好，而当时整个社会的高压郁闷依然难于解脱。幼时爱读小说诗文，虽学了工，无聊中我开始试着写作自娱，无非在铁路或地方报纸上发发，挣几张“购书券”，到新华书店换几本书看。1976年后，我坚决要求“归队”去搞本行，恰新来领导急需岗位安插人手，我方得以脱身。铁道部的那次活动，我因从单位上临时抽调出来允准太晚，和同样迟到赶到云南的一位广州局作者一样，没赶上大队伍，只好两人相约，到离前线还有四五站地的滇越铁路蚂蟥堡小站待了几天，天天泡在南溪河里，最后才到河口转了一圈，回到昆明不几天，就到了那次活动即将结束各奔东西的日子。

站台上的那群人我几乎都不认识，他们正聊得起劲。我很忐忑地站在人群的最外圈，也插不上嘴。就在那时，一位身板魁梧宽厚的长者朝我走来，说你是汤世杰吧？我忙说是。我是李国文，长者说，这次你交的作品，一篇散文一组诗，我都看了，写得还不错！对我，那表扬来得突兀，却让我如释重负，听说稿子终于过关，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回答。半天才憋出一句:谢谢李老师！其实那时，我还不知道李国文是何许人也，但他往那里一站，就成了路标，成了我的李老师了。且从此没有改过口。

——该不该称呼一个人是老师，不完全取决于年龄长幼。老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师，甚至有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一些比我年轻的人，从来都称国文先生为“老李”，他们有他们的理由，我有我的道理。即便以年龄论，先生也足够为我师长。

那时的李国文先生，还没那么“著名”，刚刚摘去二十多年的“帽子”，以一个普通人身份出现在我面前。加之“当时出门青杏小”，我对外界知之不多。之前我不仅不认识，甚至都没听说过他。

但国文先生显见是有备而来，跟着又问我，除了诗和散文，写小说吗？我如实相告:没写过，也不会写。先生便说，你的那篇散文，有情节有故事，如果再把人物写好些，写出个性，就是小说了！你不妨试试。我心想，有这么容易吗？嘴上倒忙答道，好的，我抽空试试。先生又说，我相信你能，先写它二十、三十个短篇，再说！

先生的语气，强大到像他厚实的身板一样，让人毋容置疑，无可推辞。

那似乎就是一个约定。就中还有期待、鼓励与信任——对此，即便在当时，我也是能打心里感受到的，而且我知道，那比什么都要珍贵。

那时我已36岁，花褪残红青杏小，早过了做文学梦的年龄。但就那样，从此我居然鼓起勇气，心里攒着一个嘱托，一把热乎劲，莽莽撞撞地上路了。

认识一个人，那当然还只是开始。

1980年夏天，铁道部要抽调几个人，去山海关编一本书，其中有我。在跟铁道部文联联系怎么去时，我顺口问了一句，怎么联系李国文先生，他在哪里？那时，先生复出后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月食》刚刚发表不久，轰动一时。电话那边说，他现在就在这里，于是我在电话里再次听到了先生的声音。他问了问我抵京的车次时间，一口答应说，我去车站接你！我忙说不行不行，我已经知道该怎么走了，您就别管了。先生说，一言为定，我去接你！结果，我那趟车晚点4小时到达，国文先生硬是在车站等了我四个多小时。一起去到先生在羊坊店铁路住宅区的家，是个不大的套房。那天好像说了很多话，有一阵，是坐到先生的卧室兼书房，他从书桌下小柜子里，拿出一大堆用铁路工地上的材料单装订起来的读书笔记，气定神闲地告诉我，在工地上没事时，就读书，《红楼梦》读了三遍，《三国演义》读了三遍……都做了读书笔记！所有这些，我都听在耳里，记在心里了。我虽也喜欢读书，何曾像先生那样读过？当若干年后读到先生那些引经据典谈及古今文人的随笔时，我总会想起那个温暖的下午。

1984年，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在《十月》杂志第四期刊出。后来我听先生说，有天他去《十月》开会，见有人说起那部小说，他便主动应承，写了篇随笔式短文，发在《十月》的第五期上。

有一段时间，我赴京开会办事，总要抽空去看看他。那时先生已搬了新居，方正宽敞的客厅兼书房，铺的竟然是白地毯。一次我冒着风雪去了，一看那架势，想赶快脱下满是泥水的靴子，先生坚决不让，拉着我往里坐下，把地毯踩脏了一片，让我一直后悔到如今。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先生主动写的那篇短文，我还请先生给我写过三篇序，一是我的一个长篇，一是我的一个五卷本文集，一是最近刚刚出的这部散文选。每次只要我开口，他都满口答应。最后这次，我犹豫多时，担心他年事已高，不便写，最终我还是硬着头皮开口了。先生说，你怎么不去找那些散文大款写啊？我说，谁是大款啊？您就是啊，我还能找谁？您就写几行字，几百字，都行！先生一听就乐呵呵地笑了。

也就是说，我这辈子出书，除了自己写序，曾请人作序的，都是请的李国文先生。有时静夜偶思，万物苍茫，能认准一个人，一个方向，便满满地似觉有一种从一而终矢志不渝之叹，不知对耶错耶？！只是不知，《不求多产，但要精粹》一文，是不是先生留下的最后一篇文字？

江湖行走多年，我一直以为，虽然亦暗自努力，但以至今无甚堪称成就的成就，很不好意思往自己脸上贴金，说先生乃吾师。但在我心里，先生是一直在着的。与先生，这么多年，我们没谈过什么小说作法文章秘诀，得空，谈的都是日子，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在这个世界上过的烟火缭绕悲欣交集的生活。坐在那个一尘不染的客厅里，我们会谈起远山，大川，行云，谈起云南的茶，从烟熏火燎的绿茶，到蕴涵淳厚的普洱，冰岛，昔归，云南红；谈早年有时逢年过节，北方万物枯槁，从云南托进京列车给他捎点南国的新鲜蔬菜，韭菜，豌豆尖，芥蓝，茼蒿，以及鸡枞菌……让先生过个“维生素”充盈的，生气盎然的年。谈儿女，谈家庭琐事，谈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有这还不够吗？还奢望什么呢？我很满足——所有的文字，不都是从那些毛茸茸的日子里，点点滴滴生长出来的吗？！

遥望西天，云霞崔巍处，先生就像一尊佛，自己早已劫波渡尽，然后又既苦渡了众生，也苦渡了我——

我知道，深深长长的思念，是不必呼天抢地，大声嚷嚷的。

2023.1.12 于夷陵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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