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台北长大，接触到的第一个书局，就是中华书局，并不是因为看书买书的缘故，而是另有机缘。

父亲好友杨展云（鹏飞）是南部的员林实验中学校长，每年都要北上，在春秋两季开学以前选购教科书，就住在台北中华书局楼上的招待所。有次父亲带我去访友，那时我上小学，大概七八岁左右，第一次踏进中华书局。台北的中华书局坐落在重庆南路，是当时书店聚集之区，离繁华的衡阳路不远，书局的大楼很有气派，不过店面有点像衙门，大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假如不是父亲领着我，看到那一股庄严肃穆之气，比我家管区派出所还多了一分莫测高深的威势，我是绝对不敢跨进门槛的。店面不算太宽敞，却有点深邃，靠墙的书架上灰蒙蒙的，排满了书籍，好像都是丛书类的大部头。店员见到父亲，迎接我们上了二楼的会客室，见到了满面笑容、热情迎出来的杨伯伯。他们谈得很高兴，大概说的都是山东乡亲到台湾的近况，我听不懂，也没兴趣，就悄悄溜出门，到楼下书店去张望。诡异的是，书店里一个顾客也没有，店员好整以暇，坐在柜台后面，不知是看报纸还是打瞌睡，也没注意到有个小孩在店里晃荡。过了好一阵子，父亲大概发现孩子不见了，下来找我，把我叫上去，向校长伯伯告辞，结束了我的第一次中华书局之旅。

过了许多年，大概有十年之久，我已经在台大外文系读书了，才第二次跨进中华书局之门。这一次是来买书的，因为有些中华版的书，别处买不到，想来想去，只好硬着头皮进了格局未变的衙门。从来不去中华书局买书，是慑于书店的气势，总让人想到关汉卿《单刀会》，关公唱《新水令》：“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暗忖其中是否暗藏了刀斧手，踏进门槛会有生死未卜之虞。当然那只是一闪而过的胡思乱想，不过为了买中华版的书，专程跑到中华书局去，心里还是有着无限委屈，大有廉颇负荆请罪的感触，好在书局店员并不知晓我腹诽了十年的恩怨。要买的书都有，店员态度也好，尽着我在浩如烟海的《四部备要》中挑选。我挑了洪兴祖《楚辞补注》、沈德潜辑《古诗源》、郦道元《水经注》、浦起龙的《史通通释》、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还想再挑几本，没钱了，只好讪讪而退。

最初鼓起勇气到中华书局，是想从《饮冰室合集》当中挑几本梁启超的著作，谁知先看到了《四部备要》，有我一直想读的经典。轮到饮冰室著作的时候，无奈阮囊羞涩，口袋里只剩下乘公交车回家的铜板了，只好下次攒了钱再来。其实我对《饮冰室合集》有兴趣，要回溯到童年在中华书局的第一次接触。我那时在书店楼下晃荡，就看到书架上摆满了饮冰室著作，心里联想的是台北街头流行的冰菓室。我最喜欢吃的是红豆四果刨冰，上面浇满了炼乳，真是美味。书店里居然有一整套冰菓室合集，令我十分好奇。翻开了看看，却都是高深的文史研究，高头讲章，看不懂，不过记得了作者是梁启超。年岁渐长，知道了梁启超的事迹，心想他事功之外，还那么有学问，总要买几本来读读。然而，饮冰室的作品实在太多，我每个月克扣自己的午餐费，也只能攒个二三十块，攒了半年也只能买几本书。

七挑八挑，选了《戊戌政变记》《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回想起来，也真奇怪，都是与中国历史文化有关的书籍，或许预示了我虽然主修外国文学，最终是要转读历史的。还记得想买《桃花扇注》上下两册，因为梁启超注《桃花扇》主要是史家的考据索隐，对剧中人物按图索骥，指出历史与戏剧的重合与差异，非常有趣，透露了他对小说戏曲与群治的关系，是一直萦绕在心的。结果又是弹尽粮绝，所以还有再访中华的后续。不久之后，又去了一次，买了《桃花扇注》，同时还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详析》。《唐诗三百首》家里是有的，会再买一本，当然有原因，是在翻阅之间发现这本作者标为“本局编辑部”的新书，对诗律的分析解释非常详细，为他书所不及。直到我1970年去美国留学，才在图书馆中发现，此书原来的作者是喻守真，1948年中华书局初版。这才知道，我在台北中华书局买的新书，原来都是重版的旧作。

其实，我对台北中华书局的印象还不错，虽然觉得店面像衙门，冷冷清清的，从没见到“打书钉”的顾客，店员倒是都有礼貌，离得远远的，冷眼看着你翻书，不来干涉。青年时期为买书去过这么多次，从没起过在衙门里逛书店的念头，匆匆而去，买了就走，目的性很强。不过，要买的书都买到了，有些还陪了我走过五十多个春秋，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想到鲁迅风尘仆仆，在上海买《嘉业堂丛书》的一些著作，多次吃闭门羹的往事，台北的中华书局对我是很照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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