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1992年8月20日《文汇报 笔会》

大约是1973年初前后，我“寄居”中央乐团创作组，和王燕樵、刘德海合作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被于会泳下令“脱鞋”(作品试奏时被简称“琵协”，与“皮鞋”谐音，后于会泳不准用协奏曲形式，“指示”去掉乐队，改为独奏，乐团群众说怪话，称之为“脱鞋”)，其实就是扼杀了。于是李德伦借江青说的要搞音乐作品的所谓“历史长河”，建议我将华彦钧(阿炳)的著名二胡曲《二泉映月》改编为弦乐队合奏曲。我考虑到这无论是为国内的“洋乐队”加添具有较浓郁民族色彩和风格的曲目，或也能为外国乐队提供一点便于演奏的中国作品，倒都是颇有意义的，于是便带着这样的美好愿望，很快就开始了认真的工作。作品完成，经过试奏又做了些修改，反映不错。现在，当过去这么多年以后，从实际效果看，我的上述愿望倒真是并未落空。这首作品从1977年终于得以正式演出以来，一直受到听众和演奏者相当热情的欢迎，被列入了众多乐队的经常演出曲目之中，包括欧、美、日、澳一些著名乐队在内的不少外国乐队也将它排进了他们的音乐会节目，并也获得了外国听众的喜爱。当然，这首先是由于华彦钧原作的迷人魅力，但我也确实为自己的工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感到欣慰。

但这些都是后话，要说的事情还得拉回到1973年。这一年的秋天，正当弦乐合奏《二泉映月》耐心等待批准正式演出之时(“文革”期间，任何一首作品都得由当时代替文化部职能的江记“文化组”审定批准)，由世界著名指挥家尤金·奥曼地率领的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抵达北京举行访华演出。大概是为了对外显示中国艺坛的“百花齐放”，文化组居然同意将弦乐合奏《二泉映月》列人中央乐团和费城乐团“联合排练”观摩活动之中。这项活动在中央乐团排练厅进行，因为并未通知作者出席，到时我也就“识相”地躲了出去。等到活动结束，客人离开，我从外面回来方才知道奥曼地听了排练《二泉映月》之后竟大为赞赏，而且寻找作者。排练的指挥是李德伦，他是这首作品的第一位指挥，也是中央乐团当时的负责人，他高兴地告诉我说，奥曼地向他表示对此曲很感兴趣，希望能够得到这首乐曲的总谱。可这当然得往上报告，批准给才能给。李德伦说他将尽快去办，并先让抄谱组抄出一份总谱备用。我对此自然没有异议。随后听说奥又通过对外友协接待人员多次催问。李德伦等文化组答复不及，乃于江青出席费城乐团最后一场音乐会并接见乐团全体成员之前，持抄好的总谱当面向她请示。江当时情绪不错，立刻说：“可以给。”于是李德伦就在费城乐团离京时将这份总谱送给了奥曼地。奥很高兴。

事情到此仿佛一切顺利。对我来说，作品竟得到了国际著名指挥大师的青睐自是相当兴奋，也一扫“脱鞋”引起的闷气。可是，若真是这样的结局，那还算得是“大革文化命”吗?果然，没有过多久，江青在一份新华社内部参考资料上看到了随费城乐团一同来华的美国记者舍恩伯格写的访华评论文章，其中报道了在中央乐团那次排练活动。在谈到了弦乐合奏《二泉映月》时说，这是一首优美、抒情，“带些伤感，甜蜜”的作品，“与夸张的《黄河》钢琴协奏曲完全不同”，文章还说“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文艺政策出现了某种松动?”云云。也是祸不单行，这时正好又赶上了姚文元等发动的对所谓“关于无标题音乐的谬论”的批判。江青就在内参上大笔一批说：“不要再介绍《二泉映月》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就在1974年5月，李德伦收到费城乐团的经理路易斯·胡德来信，信中说奥曼地将于当年十二月中旬在美国费城、华盛顿及巴尔的摩等城市指挥费城交响乐团演出《二泉映月》，来信要求为这次演出再提供一些有关资料以帮助听众理解这首中国作品。鉴于江青已经禁止了这首作品演出，李德伦赶紧向文化组和江青汇报，请示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江青指示说由文化组和外交部商议提出意见后报她审批。外交部长乔冠华在八月十七日江青批件上提出建议说:“乐曲如果政治上、艺术上问题不是很大，我们倾向于既然曲谱已给对方，就不必再去阻止上演了。”但乔的意见显然和于会泳不一致，于此时已命文化组告知李德伦：可即给奥曼地复函，函中要强调是乐曲作者本人表示“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上都存在些问题，要做重要修改”，并即可以此为理由不同意费城乐团演出。要李再以他“本人的口气”在复函中写上:“对这个曲目，我经过一段排练，已决定放弃演出。恳切希望你们也不要演出。如演出，对促进两国人民友谊没有好处。”八月廿八日于会泳和乔冠华在正式“商议”后联名给江青的报告则“统一”了看法，报告中说，他们认为“这首改编的弦乐曲存在很大问题，必须设法使它不在美国演出”，同时将“李德伦同志已根据我们讨论的意见重拟的信稿”送她审阅。于、乔还建议“如果他们需要另外作品，一定马上寄去。”江青当日批示同意。李德伦给奥曼地的复函在九月二日送交乔冠华经由中国驻美联络处转去。这封由于、乔定稿，江青同意的复函中写道:《二泉映月》是个“很不成熟的作品”，说是“改编者提出:此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上都存在很大缺点，要做很重要的修改。”信中特别强调是“改编者坚持不同意演出”，还说演出这个作品“不能起到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作用”等。这样，折腾三个月，迫使费城乐团和奥曼地撤销了弦乐合奏《二泉映月》的演出计划。可笑亦复可怜的是我这个一再被“强调”的曲作者，对这一切竟然全无所知。多年知交如李德伦也对我未敢吐露一字，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之后，他才详细和我说明了真情和全部经过。这应当是令我怒发冲冠，极其愤懑懊恼的事情。但这时已是“事过境迁”，面对老友，除了也不得不表示遗憾之外，只能够哈哈一笑了。

“四人帮”倒台后，李德伦继指挥复活了的“琵协”之后，于1977年又正式首演了弦乐合奏《二泉映月》。两部失而复得的作品都受到了热烈欢迎。1978年6月，世界著名日本指挥家，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指导小泽征尔指挥中央乐团管弦乐队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大音乐会也列入了《二泉映月》，指挥本人为这首乐曲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作为东方艺术家的小泽征尔对乐曲的深刻理解和精彩的阐示，的确异常动人。中国唱片公司随即就发行了实况唱片，这对作品的传播自然颇有帮助。在这之后，许多乐队和不少指挥家都演奏了这首乐曲。人民音乐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了总谱，销路甚好，数次重印，仍旧很快脱销。时至今日，还常有人来找我索取乐谱。附带说一句，我所得稿酬仅为人民币十九元二角。

然而，我始终把指挥大师尤金·奥曼地和赫赫有名的费城乐团未能成为这首作品在美国的首演者引为终身憾事。奥曼地于八十年代初去世，在他生前我一直没能有机会向他解释为什么当时我“坚持不同意”，他演出这首弦乐合奏《二泉映月》。又因为“复信”者是李德伦老大哥，我不能用另一封信去“反对”他的那封信，再重提已经过去很久的事情。为此我曾陷入两难境地。虽然我能想象奥曼地大师肯定会觉得我这个作曲家的态度实在非常奇怪，有悖常理，竟然通过国家渠道由别人来替我“坚持”反对演出自己一首其实无足轻重，长度不足十分钟的乐曲。这才真是十分少有的“失礼”行为。他对此一定是难以理解的。不过，如果我写信，我能向他说得清楚吗?许多外国朋友和我说过，对中国曾经发生的某些事情，他们实在是没法子明白。说实话，我也并无澄清此事的强烈欲望。终身之憾不为别的，而是太可惜明明可以却未能实现奥曼地指挥的《二泉映月》演奏。

弦乐合奏曲《二泉映月》的问世，经过了一番现在看来实在极其荒谬的人为曲折后，十多年来在音乐生活中赢得了它也许甚而过分了的位置。可能是同类性质的作品少，所以它所获得的机会就多。关于这首乐曲，我听到来自海内外听众和朋友们许多赞许的话，我深信有些话确是出自肺腑，我感受到了这些美好话语的温馨。而对这首乐曲的最高评价，我想也许应该是杨荫浏、曹安和两位老先生、我的师长的几句话，我极为重视他们所说的话是因为阿炳的音乐之得以传世，主要是由于他们两位，尤其是杨荫测先生的功劳。杨先生在去世以前和曹先生合写的一篇介绍《二泉映月》和阿炳的文章中曾写道:“今天的《二泉映月》，除了二胡独奏外，还有经过加工改编的弦乐合奏。二者虽然形式不同，却同样受到人们的欢迎。”

我以为这是对我的微不足道的工作的最好的褒奖。

此外，在每当谈及这首乐曲的曲折历程时，虽然责任不在我，我总还是从内心里觉得实在对不起我所十分尊敬的尤金·奥曼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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