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在北大与金斯堡合影（左起：朱荔、金斯堡、陶洁）

2017年9月南京大学美国诗歌专家张子清教授忽然发来一张照片，问我上面的人是不是我和舒婷，如是，就告诉他拍照的地点。我跟舒婷素不相识，从未晤面，为什么把我们扯在一起？为什么不找一张她的照片核实一下？我打开附件，没有舒婷，原来是“垮掉一代”诗人艾伦·金斯堡和我及我们系一个青年教师朱荔的合影。我记得金斯堡来过北大，在我班上讲过一次课，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张照片，不知道谁给我们拍的，甚至不记得我跟他一起拍过照。

这应该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我上网查到金斯堡是在1984年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访问中国。那时候，我才刚开始教“美国文学选读”，朱荔回国没多久，正认真而快乐地教着公共英语。岁月荏苒，三十多年过去了，国家、学校，甚至个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斯堡已经在1997年去世，朱荔三十年没有联系，我退休也有十多年了。

感慨之余，我回信告诉张教授：这是金斯堡来北大做报告时和我及朱荔的合影，地点在北大第一教学楼外面。他回信说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原来后“垮掉一代”诗人吉姆·柯恩（Jim Cohn）在整理金斯堡访华时的活动和诗歌，发现了这张照片，他把朱荔当成舒婷，以为我是她的翻译。我退休后脱离国内外学术界，对美国文学的新发展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现在能够解决一个问题，还是觉得很高兴。不过，我对张教授的新要求却感到有点为难。他要求我详细介绍金斯堡在北大演讲的起因、过程和跟学生讨论互动等详细情况。

说到起因，很简单。朱荔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金斯堡在北京。她问我是否可以请他来北大做个报告。我说，太好了，我正好有“美国文学选读”课，不用借教室，还可以保证基本的听众人数。

糟糕的是约定的那天，金斯堡迟到了，不是三五分钟，而是至少20分钟以上。当年没有手机，联系很不方便。我和朱荔在楼外着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终于，一辆汽车把他送来了（现在想，这有些奇怪，为什么不是北大派车去接他？但我记得他确实不是由北大派汽车接送的）。我告诉司机再来接他的时间后就过去跟他自我介绍。在走向教学楼时，我说我已经在餐厅订好座位，他结束报告后我们一起吃午饭。然而，金斯堡表示他必须赶回北外，他们中午请他吃饭。我一面表示遗憾一面抓住一个学生，请他赶快去勺园取消我们的订餐。忽然，金斯堡站定脚步，告诉我他下午要去香山，可以在游览结束后到北大来吃晚餐。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但也说明他的真诚和坦率，我于是又抓住一个学生请他去勺园订三个人的晚餐。

我们走进教室时好像一节课已经过去了。我用最简短的话介绍了金斯堡，就请他开始演讲。没有想到，他在开始讲话前要冥思几分钟。当时教室里不仅座无虚席，连地上、走道两边和后墙都站满、坐满了人。我们大家就静悄悄地看着金斯堡闭目入定。终于，他睁开眼睛，开始说话了。我记不清他演讲的具体内容，只记得他谈了来中国的观感，早上醒来看到窗外景色的联想，提到他母亲也是个共产党员……后来他拿出一个小小的类似手风琴的东西，又拉又跺脚，告诉大家什么是节奏……

正在他讲得起劲时，尖锐的铃声响了起来，下课时间到了。金斯堡似乎不受影响，还是继续谈他对诗歌的想法。忽然，教室外传来高亢的责骂声，“再不下课，我就锁门了……”我冲出教室，请那位管楼的大妈不要喊叫，告诉她今天有外宾讲演。没想到，这位老太太反而嗓门更高了，厉声警告我，再不走人，她就把我们锁在大楼里。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无可奈何地回到教室，金斯堡似乎也明白他应该结束讲话了。我简短地表示感谢，大家就在那位大妈的骂骂咧咧中离开了教学楼。

我告诉金斯堡晚餐的时间，道歉我有事不能陪他了。朱荔好像也不能来。我们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拍了那张合影。晚上，我请年轻时曾在哈佛求学的赵诏熊先生和一位青年教师接待金斯堡。第二天，我问赵先生他们交谈、用餐的情况。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先生说，金斯堡告诉他们他不能喝酒，因为年轻时喝得太多，现在肝脏情况不大好。老先生认为，金斯堡对年轻时的“荒唐”有所反思。我把情况告诉张子清教授，他同意我的看法——不必把详情告诉柯恩他们。

我在国内没有再见到金斯堡，只听说他后来去了保定，在河北大学教书，因为跟一个学生的关系问题，学校提出解聘，他提前回美国了。但我后来在美国又见过他。那是1992年，惠特曼诞生100周年，我正好去美国开马克·吐温年会，顺便去看女儿。一个美国朋友告诉我，惠特曼去世前居住的卡姆登小镇（Camden）要开会纪念他，还会邀请金斯堡出席。他想参加，问我要不要去。我当然愿意，就搭他的车一起去了。那个会议的主题好像是关于惠特曼的文化遗产和传承问题。没想到我们听了半天发现这遗产原来是惠特曼的同性恋身份，那继承者便是金斯堡。会议休息时，在喝水的地方，我看到了金斯堡。他也还认得我。于是，我们就寒暄了几句。在回家的路上，带我去的美国教授说，他如果知道是这样的会议，就不会邀请我参加了。他认为会议如此强调惠特曼的同性恋身份，其实是贬低了这位大诗人。我对他的这个观点深表赞同，但大会的发言和出席会议的人对金斯堡的仰慕和崇拜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惠特曼是否同性恋，过去是美国文学界长期讨论的问题，现在好像不再争论了。

我以为我对照片一事已经交代清楚了。没想到张教授又来电子邮件，还把他的美国诗人朋友跟他来往的电子邮件一起寄给我。原来他们开始纠缠谁拍的照片和谁把照片寄给金斯堡等问题。一位之前不认识他但管理金斯堡遗产的人（彼得·霍尔Peter Hall）甚至认为张子清就是拍照片和寄照片的人。本来跟照片毫无关系的张教授可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因此希望我出面澄清事实。我翻阅他们的邮件发现张教授已经把他无法查找拍照人的原因说得很清楚了——人们拍集体照时是可能请一个正好路过的陌生人拍摄的。我估计，那天应该是朱荔的朋友或学生拍的。但我已跟她失去联系，这个拍摄者也就无从查找了。至于谁把照片寄给金斯堡其实很好解释。据霍尔说，原件跟金斯堡的其他材料由斯坦福（大学）收藏，但他在交出去以前扫描了这张照片。照片后面有金斯堡手迹——“金斯堡/朱荔，回信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北京大学英语系”。很明显，寄信人应该是朱荔。于是，我给那位霍尔先生发了电子邮件，把金斯堡来北大的来龙去脉又叙述一遍，谈了我关于寄信人的看法，也对我因为失去跟朱荔的联系而无法提供拍照人姓名的事情表示抱歉。他很快回信感谢并且说，他们想出版关于金斯堡在中国的文章或书籍，如果出版，会送我一本。

我看了这些电子邮件，颇为感动，也了解了很多情况。跟张教授通信的有姓氏和电子邮件地址的有6个人。张教授只说霍尔是金斯堡生前托付的遗产和版权负责人，其他几位都是诗人。我可以肯定他们都是金斯堡的仰慕者，都致力于研究和介绍金斯堡。他们在网上专门为金斯堡建立了一个网页叫“艾伦·金斯堡项目（Allen Ginsberg Project.org）”，介绍他的生平、诗学、作品、照片、接受过的采访、链接，甚至专卖他的著作的商店。这个网页甚至是经常更新的。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特意去看了一下，发现他们正在把金斯堡在1979年里给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和科罗拉多州那罗帕大学等地的学生的讲演整理为文字，最新的一页下面注明“四天前”。我不明白那“链接”是什么东西，打开一看，竟然分视频/电影、有声材料、照片与插图，甚至有关他的研究和材料档案所在地与出版他和其他“垮掉一代”诗人的出版社名称。还有一项叫“他的同时代人和英雄们”，我出于好奇打开这个链接，发现是介绍金斯堡当年在一起的“垮掉一代”诗人和比他们年轻的诗人。那些人名中居然有得到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这些链接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在内容方面，从1959年一段金斯堡和他朋友杰克·柯鲁艾克的五分钟视频，到2013年以金斯堡和当年朋友的一段刻骨铭心的事件为基础的电影《杀死亲爱的人》，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我想这应该是对文化遗产的最好的保护和继承了。

这次照片事件的起因是吉姆·柯恩在脸书上发了两个网址，内容都是谈金斯堡跟中国的关系，包括几张金斯堡在中国的照片，其中之一是他和我及朱荔的合影（当时注明是舒婷和她的翻译）。因为内容涉及张子清教授，柯恩就发给了他。张老师认识我，发现错误，提醒吉姆。与此同时，彼得·霍尔见到了网址内容就追问，照片哪里来的？谁拍的？谁给金斯堡的？转了一大圈，张老师叫我出面，总算把问题说清楚了。

柯恩把照片说明更正了，霍尔先生发给我那两个网址，它们以“金斯堡与中国”为题被收入“金斯堡项目”这个大网页了。它们的内容让我得到了意外的惊喜。“之一”的内容是关于我们国内介绍金斯堡的情况和他1984年访华的花絮。他在保定桥头跟一个小孩的合影，用现在流行的话语来说，很接地气，看来十分亲切。一张文楚安教授上课和他身后满满一黑板英文的照片，让我想起他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翻译金斯堡诗歌时呕心沥血的勤奋精神。极有意思的是那些对中国大学居然教《嚎叫》感到惊讶的评论。其实，文教授并不是第一个在大学课堂教金斯堡的人。看来我们对美国文学的了解超过美国诗人对中国的认识。

“之二”的内容更加精彩，是张子清教授在1990年对金斯堡的书面采访。张教授的问题集中在金斯堡是否了解中国诗歌。金斯堡的回答很有意思，他先要求了解张教授的问题涉及的是中国古典的、20世纪的还是当代的中国文学和诗歌。他还说，他在纽约的笔会俱乐部和现代艺术博物馆里听中国诗人朗诵多于阅读他们的诗歌。事实上，他对中国诗歌和文学知道的很不少，他列举的古代诗人有白居易、李白、杜甫、王维、苏东坡等，他看过《论语》《孟子》（自注“不多”）、老子的《道德经》《诗经》《易经》《庄子》（自注“很多”）……他说，“这方面的阅读以及‘无’或‘道’渗透于我的思考和作品”；他很骄傲地说他从1972年就开始“坐禅”了。他甚至列举其他受中国诗歌影响的美国诗人的名字。对于当代中国诗人，他说他最喜欢北岛，也知道舒婷、艾青和1984年访华时见到的中国作家。看着电脑网页里金斯堡回答问题时写下的密密麻麻的手迹，我觉得，人们常说，“科学无国界”，在金斯堡那里，文学和诗歌也是没有国界的。

2018年春，我收到霍尔先生寄来的一包书，打开一看，原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惠明译的三卷本《金斯堡诗全集》。我没有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但我觉得我们很少把一个外国诗人的作品全部翻译成中文。印象里只有赵萝蕤、李野光等老一代学者翻译了惠特曼的《草叶集》全部诗歌。现在年轻一代的学者把金斯堡的诗歌也全部翻译过来了。这体现了对世界文化遗产的继承，应该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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