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与孔另境

上海“孤岛”时期，即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的四年之中，上海的进步作家和爱国的文化工作者，利用租界的特殊环境，继续开展各种公开的和隐蔽的抗战文艺运动，坚持抗日爱国宣传。郑振铎(1898-1958)便是活跃在“孤岛”上海文化界的领袖式人物。

杨绛先生作为“孤岛”时期的亲历者，在2008年5月给笔者的一封复信中说，“孤岛”时期，文化人中的敌我界线是明确的。凡是不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是“我们”，参与者是亲敌的……还说到，他们参加有关文艺的会，有不同的人群，其中，“另一个圈子是以郑振铎为中心的”。笔者手头有郑振铎致孔另境(1904-1972)的两封便信，可证实在上海“孤岛”时期，郑振铎和同道们频繁的抗敌活动，以及他的号召力量。现披露如下：

第一封

另境兄：

       承邀十日下午二时到贵校，本应遵命。唯该时间恰为文艺座谈会之时间，实在无法分身。乞原谅！从下星期日起，该座谈会拟移至华华，乞俯允，为感！时间：下午二时半。兄如有暇，并乞参加。匆候

公祺！

弟 铎 启       

27/4/7（1938年）

郑振铎在短简中提到的“贵校”，是指1936年冬由上海大学同学会接办的一所中学，后更名“华华中学”。这所中学由同学会负责人林钧任校长，孔另境任教导主任。校址位于愚园路近中山公园，校舍是比较高端的建筑。据百岁高龄的黎鲁老说，当时学校门口还挂着“上海大学同学会主办”的牌子，显然更吸引了不少要求进步的年轻人。上海大学名义上是国民党主办的学校，于右任任校长，实际是中国共产党掌控的学校，是一个革命的熔炉。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当局查封。九年后，在1936年3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通过了于右任关于“追认上海大学学生学籍与国立大学同等待遇”的议案，为学校曾经的学生补发毕业证书，便于他们寻找工作。虽然仅仅五年的校史，也是属于正规的学校，有着“武黄埔，文上大”的美誉。我父亲补发的毕业证书上端印着“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上海大学同学会”成立时，于右任校长出席，并赞誉此盛举。于是在“华华中学”的校名前，加上“上海大学同学会主办”，也就顺理成章了。然而，这样的日子并不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华中学师生相当活跃，除了秘密输送进步青年参加新四军，学校一度还成为接纳和救治伤病员的场所，接受前线退下来的伤病员休息、治疗，以及接待从苏州反省院释放的革命同志，让他们有落脚的地方。但是，学校的抗日活动，引起了敌特的注意，校址又离76号敌特机关不远。到了1938年，华华中学一位姓田的音乐老师（地下党员）被日军绑架，下落不明（后证实被杀害了），为了避免师生遭受日敌继续迫害，学校决定从沪西迁至市中心福州路生活书店原址楼上继续上课。郑振铎信中提到的“贵校”、“华华”均指此时校址已经迁到福州路上的“华华中学”。因为学校周日不上课，可以利用为开会的场所，又地处市中心，交通较为便利，郑振铎向孔另境提议文艺座谈会移到“华华”。

作为学校的教导主任，孔另境邀请郑振铎来校演讲或议事，只是在时间上与郑振铎已有的安排有冲突，郑无法分身，故来信请假“乞原谅”，同时邀请孔另境参加这个文艺座谈会。可见他们都是忙碌的一群人。

郑振铎与孔另境的交谊，应该从孔另境进入上海大学就读时就开始了。郑振铎是该校的老师。孔另境是中文系的学生，住在姐夫沈雁冰的家里，早上一起出门去上海大学，沈雁冰在上大开有课程，课毕他去商务印书馆上班。孔另境认识郑振铎应该是这个时候，从师生关系开始，当时的同学还有丁玲、施蛰存、戴望舒等。到1936年5月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序言是鲁迅先生写的。也得到了郑振铎的支持，书中收有多封信件是郑振铎提供的。差不多同时，孔另境编的《中国小说史料》，由中华书局1936年7月出版，序言是请郑振铎赐写的。郑振铎在序中赞扬孔另境做了“这一种为人而不为己的吃力的工作”。

那么，“孤岛”时期郑振铎主持的“文艺座谈会”是一个什么组织的活动？查考了一下，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14日成立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了13个救亡演剧队奔赴各地宣传抗日。11月12日，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华界，英、法等租界遂成“孤岛”。当时，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由地下党员王任叔和郑振铎发起组织了一个“上海作家协会”，参加者有数十人，经常集会。这个集会被称为“文艺座谈会”，他们时常借华华中学教室开会，商讨事情。杨绛在信中说“参加有关文艺的会”，可能就是郑振铎主持的“上海作家协会”的活动。

然而，在那纷乱的环境里，怎么发挥文化人的作用，又怎么做抗日的实事呢？他们商讨以笔为刀枪，这是他们的武器。会议中有两项决议是实现的：第一桩是为世界书局编辑一套“大时代文艺丛书”，由郑振铎、王任叔、孔另境三人负责集稿编辑；第二桩是创办《鲁迅风》杂志，王任叔、孔另境、金性尧等参加《鲁迅风》的创办。这是“孤岛”时期重要的文化实绩。

第二封

另境兄：

       志行稿已读过。弟意尚可用。唯应略加删改。（弟已擅行改过了）兄意如何？“总序”今日可写毕。当奉上，请指正。弟的“小说”颇想能在一星期内赶写出来。大约也是“历史”的短篇。

     “丛书”总目盼能便中见示。

弟 铎         

28/5/10（1939年）

郑振铎的这封信是谈“上海作家协会”第一项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

这封不长的信包含的内容很多。信中的“志行”即许志行，曾出版小说集《孤坟》。郑振铎对孔另境说“志行稿已读过。弟意尚可用。唯应略加删改。（弟已擅行改过了）”，改过的作品收录在《十人集》中。此集《十人集》由孔另境编集并作序，包括郭源新、韦佩、巴人、林淡秋、许志行、朱雯、罗洪、林珏、王西彦、李同愈等十人所著的短篇。孔另境为什么把集子中许志行的小说请郑振铎过目、审改？可能因为许志行与父亲是熟识朋友，在审改时反而不易把握，交给郑主编审改更妥吧。这也可见他们的采稿是很郑重的。

《十人集》与目录

郑振铎信中说“弟的‘小说’颇想能在一星期内赶写出来。大约也是‘历史’的短篇”，这“历史短篇”即《十人集》首篇的《风涛》，署名“郭源新”，是郑振铎的笔名。这篇《风涛》在是年6月15日赶写出来，是郑振铎时隔多年后创作的一篇历史小说，写明代后期东林党人与魏忠贤集团的政治斗争。小说歌颂了爱国者舍生忘死与权奸斗争的精神，其现实讽喻性是很明显的（陈福康语）。

“孤岛”时期，作家的创作题材有了变化，产生了不少借古讽今的历史小说和戏剧剧本。如阿英的《明末遗恨》、于伶的《大明英烈传》、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吴祖光的《正气歌》等，这些作品的上演，大受民众欢迎。郑振铎写作历史小说《风涛》同样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郑振铎信中提到“‘总序’今日可写毕”，“总序”指《大时代文艺丛书序》，排在丛书每本书的前面，意在导读和表达主编丛书的主旨。文末署“主编者”，即代表了三位主编。但从现在披露的这封信看，可以明确执笔人是郑振铎。所以，这篇写于1939年5月29日的丛书“总序”，应该归在郑振铎的著作之中。

郑振铎在序中严正地说：“文艺工作者在这个大时代里必须更勇敢，更强毅的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如椽的笔，作为刀，作为矛，作为炮弹，为祖国的生存而奋斗。在这个大时代里，文艺工作者成为无量数的群众中的一份子；而不是孤高自赏的自己禁闭于象牙塔里的人物了。”他鼓动写作者要让“山林的清音告退，个人的牢愁靠后；不再歌颂爱情，不再赞美自然，没有例外，他活在这个苦难艰危的时代，他必须负担一切群众所负担的责任和苦难”。他呼吁：“不要在苦难前面退缩，不要在风雪交加的冬夜里躲藏起来，不要在黑暗之前低首。当全民族在经历着空前的火的洗炼的时候，个人是没有，而且也不能有藏身的安稳处所的。挺着胸，擎着火炬，在漫漫长夜里，照耀到天明！”最后，他宣布：“我们这一群文艺工作者们，力量虽然薄弱，但没有一个敢放弃了我们的应尽的任务。这部‘大时代文艺丛书’的编著，便是我们的工作之一。”

这封短札中，郑振铎还向孔另境提出“‘丛书’总目盼能便中见示”。可见，主编之一的孔另境在做这套丛书的统筹。

“大时代文艺丛书”由世界书局在1939年7月出版。计划出版十二种，已经登出预告了，最终却只出版了十一种：1.理论《实证美学的基础》，（苏）卢那卡尔斯基著，齐明（陈望道）、虞人译。2.小品杂感集《繁辞集》，容庐（王统照）著。3.杂感随笔集《横眉集》，孔另境、王任叔等著。4.论文《扪虱谈》，巴人（王任叔）著。5.散文与诗《松涛集》，白曙、石灵著。6.创作《十人集》，郭源新（郑振铎）、韦佩（王统照）等著。7.创作《掠影集》，柯灵著。8.长篇创作《突围》，王行岩著。9.长篇译作《孤独》，（苏）N.微尔塔著，冯夷译。10.长篇译著《和平》，（德）格莱塞著，屈轶（王任叔）译。11.五幕悲剧《当他们梦醒的时候》，石灵著。预告中提到的剧本三种《法国革命三部曲》没有出版，广告上没有留下著译者姓名，现在也无从考查。尽管如此，在那艰难的环境里，这套丛书出版了十一种，真正显示了“孤岛”文学的实绩。

附带说一下，丛书中除独立完成的作品外，由多人组成的集子有两种，《十人集》外，还有一本杂文集《横眉集》很突出。这本杂感随笔的七人集由孔另境编辑，收入孔另境、王任叔、文载道、周木斋、周黎庵、风子、柯灵等人创作的杂文共113篇，不少作品曾在《鲁迅风》上发表。孔另境在序言中说：“在目前，文艺杂感的任务较任何过去的时代来得繁重，因为他不但要暴露和袭击国内各阶层的恶劣倾向，而且还得负着剥露和击刺国外侵略者的丑态和毒计的责任。也因为此，所以每一篇文艺杂感的内容，必须是代表着纯洁的正义的大众的吼声。”

202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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