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的生活是无关痛痒的生活”，克尔凯郭尔在《人生道路诸阶段》里有这么一句，初读未解其意，再读似有所悟。对我而言，若想在流逝的日子里抓住些什么，让自身有所傍依，有所专情，便是写和译这两桩事。借由文字，筑起敏锐的自卫，在生活的平庸河流中保存一个小小的精神岛屿。不过，这也是近年来才有的认识，世上总有人早早明白了自身的使命，规划井然，成果斐然；也总有人后知后觉，糊涂度日，进入人生下半场才有所悟。看似“顿悟”，实质是过去种种经验的叠加汇聚，在某个时刻从心灵深谷陡然升起一声召唤。瞬间，仿佛所有的日子都是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而做的准备。

虽然，数数过去译的，也不算太少，拉拉杂杂近一百万字，但所译的大都是些“无关痛痒”的东西。有时是没得挑选，有时是情面难却。总之在没有遇到心仪对象前，翻译无非是一桩“差事”，而非一项“志业”，更谈不上为之魂牵梦绕、衣带渐宽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把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为“文学纪念碑”系列翻译德国学者莱纳·施塔赫的著作《卡夫卡传——关键岁月》（上图）视为个人译路的转折点。这一回，围绕着卡夫卡，编辑与译者之间达成了高度共识。这是理想译事的起点：欣欣然、跃跃然，又郑重其事，如履薄冰。

比起阅读卡夫卡，翻译《卡夫卡传》更能让我进入到心爱作家的生命内部，聆听那颗“布拉格德语灵魂”的孤独与狂喜，柔弱与坚韧；试着理解这位世界文学的著名单身汉的忧惧和矛盾，甚至可以大着胆子，剖析他与他笔下人物那些迷障重重的言行背后的心理机制。但是，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在他者的生命中发现自我生命状态的实然与应然。我想，翻译文学传记的理想境界，是生命与生命的相互体认与呼唤。偶尔，夜深人静，译到深处，会在心里叹一声“嗨，你这个弗朗茨呀！”仿佛感叹的是一位邻家兄弟、同学友人。在这种时候，叫他“卡夫卡”终究听起来生硬了，隔膜了。“卡夫卡”代表着疏离警惕、独孤执拗的一面。而“弗朗茨”却是个头脑发热、内心敏感的小伙，总是写着长信、诉着苦衷；或者兴致勃勃地四处闲逛，划船游泳、唱歌爬树，乏了也不肯回家，宁愿一头躺倒在朋友家的长沙发上，惬意自在地聊天。我很愿意和这个弗朗茨做朋友。

卡夫卡的写作节奏映照着我的翻译节奏。施塔赫总结了卡夫卡写作的特征：创作的涨潮期总是突然来临，卡夫卡可以一天数小时高强度、高产能地写作；接着便是连续数周的退潮期，想象力渐渐消退，就算拼命挣扎也难以为继，最后只能偃旗息鼓，陷入持续数月的停滞期，卡夫卡称之为“可耻的低谷”。卡夫卡的想象力和艺术表达力仿佛受着某种秘密法则的指挥，时而欣然开放，时而黯然关闭。每次他都投入太猛、太深，似乎要把短暂开放的灵感蓄水池一次抽尽。我由此对照自己的工作方式，发现了惊人的相似。在翻译的“涨潮期”，日工作量可达三千字。在这样的日子里，我的心思情感与文本紧密咬合，就连吃饭睡觉，词语也四处游弋，在菜汤里、枕头边、梦境里；到了退潮期，每日只能译几百字，思路缓慢，行文涩滞，心情忽明忽暗；甚至有过长长的停滞期，一瞥见书封上卡夫卡望着我的忧郁模样，就想拔腿逃离……

即使在严格自律的状态下，也很难保证匀速前进。翻译即理解，或者“解译”，这个过程是似是而非、矛盾重重的。当我把自己所理解的卡夫卡换作母语呈现，随着手底下一串串语言符码产出，属于汉语的独特属性，混杂以我个人语言体系偏爱的气味和色彩，产出的卡夫卡形象和原著必然呈现出不同的“性状”。如何把卡夫卡复杂幽深的生命密码恰如其分地传递给中文读者？如何让原著中的声音激起尽可能精确的回响？为此，我会提醒自己与文本保持适度疏离，甚至隐身。斯坦纳在《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中提到 “化身的懵懂”，（transubstantial ignorance），这里头“蕴藏着翻译事业的悲哀，但也隐含着修复倾塔的方法”。故而，我提醒自己，译得顺畅得意之际，就越要小心“过犹不及”。反过来，在磕磕碰碰处，反而倒更“安全”些，因为速度放慢了，心里敬畏，则笔下更为小心。

译者就是在一片雾霭中摸索的人。就翻译卡夫卡传记的体验来说，是既要摸索卡夫卡欲拒还迎的古怪心意，深情又绝情的矛盾态度，又要摸索施塔赫时而博学饶舌的雄心，时而善感细致的多情，这使我如同行于雾中雾，照着镜中镜。正如博尔赫斯在诗歌《罗盘》中关于翻译的洞见：“我自己也不了解的生命/ 难解之谜、机遇、密码的痛苦/ 还有通天塔的分歧不合。” 可见翻译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举动。不过，等熬到了修改校对的阶段，就能时不时品味势如破竹之畅快；再等到一章章打印出来，就可以高高兴兴捧着温热的纸张坐到餐桌边，进行二校工作了：就着一杯茶、一碟零食，用红笔去掉虚词冗赘，修正标点符号——恰如绣工完成一件经年累月的绣品，清理最后的细碎线头，自有一种疲惫的满足。

写作的专注也是要以牺牲俗世乐趣为代价。29岁时的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

“我在自己身上很容易察觉到一种对写作的专注。当我这个‘有机体’显示出本性中最可能出成果的方向是写作，一切便朝它奔涌而去，导致其他方面的能力，比如性的乐趣，吃吃喝喝，哲学思考，尤其是欣赏音乐的能力都停滞不前了。所有这些领域的能力都在衰退。这也是必要的，毕竟我的力量的总和实在太少，只能半道汇聚起来，统统交付给写作。”

与其说这段话反映了卡夫卡的自知之明，不如说反映了他对写作使命的高度自觉。为了写作，卡夫卡自愿压缩、甚至放弃生而为人的需求和爱好，试问世上有几人能做到这样的“绝情”？若论起卡夫卡写作的狂热，则我翻译的热度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卡夫卡会进入一种全然忘我的，同时又高度自控的创作状态——写作的乌托邦之境。短篇小说《判决》是极少数令卡夫卡满意的作品。在此之前，他长期处于自怨自艾、自我否定的情绪里，说自己写得“又少有差劲”。

卡夫卡《判决》手稿第一页

在经历了《判决》诞生之夜后，卡夫卡突然明白了，什么才是他真正想要的写作状态和品质：

“我在22日（1912年9月22日——笔者注）夜里开始写《判决》这个故事，一口气写到23日早上6点。我从书桌下艰难地挪出因久坐而变得僵硬的双腿。心力交瘁的感觉，还有看着故事在眼前渐渐展开的快乐，像在水中不断向前泅行。在这个夜里，我多次用我的脊背扛起全身之重。什么都义无反顾了，我为所有的一切，为那些最陌生奇怪的念头准备了一把大火，目睹它们在火里灭亡和复活。”

即成作品的魔力让卡夫卡身心“敞开”，他这一回迫不及待地、充满自信地为一小群朋友朗读了《判决》。“读到最后，我的双手不听使唤，竟捧住脸，眼里都是泪水。这个故事的成功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了。”译到这一句，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一个以写作为生命的人的心境，凡间的痛苦都比不上写作失败带给他的痛苦，凡间的快乐都抵不过一部作品成功带来的快乐。卡夫卡这样的人不需要外界的认可，自己的认可是他唯一的也是最高的文学标准。卡夫卡才活了41岁，也许是自我燃烧得猛烈了。他那极度的神经质完美主义也是我只愿远观，不敢也无法效仿的。在过去的生活里，我不知不觉践行着中庸之道，走着平凡之路，警惕着周围过于激越或极端的一切。但是，通过翻译，我触摸到了一颗特殊心灵的质地，感受到了他创作强力的辐射波。在和卡夫卡接近的时刻里，在作家、传主和译者三人构成的压力场里，我仿佛感觉自己的生命的锐度和力度也增加了。唯有如此，才能经受住语言的“力之舞”。

一场译事如同一次对生命的漫长侵占，人渐渐习惯了独处的清冷和独语的自在。那天，交付译稿后，我突然萌生了去住处附近中山公园走走的念头，平日里怵它集市般喧闹，每每避而不入。这一日，进得公园，发现寻常的花朵树木皆有了新意，耳边的吹拉弹唱也可爱动听，阳光下移动的一张张脸那么坦然、愉快。这让我想起卡夫卡对普通人的羡慕，因为他们“从来都是在生活的中央，而不是边缘”。我也想起卡夫卡最为关注的一点，也是他小说中的核心要素：人的姿态、动作和表情。眼前公园的情景透着世情百态的活泼与生机。我甚至想，假如卡夫卡出现在此地，会有什么反应？在他难以接近的孤独躯壳下，其实藏着一颗火热的、渴望接触人群和渴望亲密感的心。也许，他会欣然坐到草地上，久久地观察四周；甚至他会克服害羞，加入草地一角围绕着民歌吉他手的合唱，就像当年他在“新生”疗养院度假时加入合唱队那样勇敢。夜里，他将打开日记本，兴奋地写下这一天的经历，并再一次确认他在1916年5月诞生的想法：“从根本上而言，我是一个中国人。”（出自卡夫卡写给菲莉丝·鲍尔的明信片）

而我作为卡夫卡传记的译者，完成了该扮演的“媒介”角色，就到了退出卡夫卡生命舞台的时刻。我将在巴别塔的周围继续逡巡，直到遇见下一位让我甘心交付时间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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