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家藤原良雄（右）与本文作者陈喜儒合影

我的书架上有一本黑色封皮银色封腰的书，名为《文学的再生》。这是为纪念日本战后文学巨匠野间宏百年诞辰，由学者红野谦介、富冈幸一郎编辑，“野间宏之会”协助，藤原书店出版的纪念文集。书中收入历年来世界各国研究纪念野间宏的论文、讲演、谈话等百余篇，长达779页，又厚又重，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像一块大砖头。虽然装帧设计考究，并附野间宏不同时期的若干珍贵照片及著作目录年谱等，堪称是目前研究野间宏文学最全面最权威的资料集，但也贵得令人咋舌，定价8200日元，再加8％的消费税，还有快递费等，买它至少得花一万多日元，约合人民币七百元。我记得买本三省堂的《大辞林》，近三千页，也就6300日元，比这本书便宜得多。因为书中收入了我的文章《执著的探索者——访野间宏》，所以藤原书店的老板藤原良雄来信说，既是纪念，也是稿酬。

认识藤原良雄多年了，但来往不多。听朋友说，他很有经营头脑，书店办得风生水起。在日本经济不景气，岀版业每况愈下的形势下，他特立独行，独辟蹊径，专岀高难度、高品质、高定价的书，而且营业额每年以10％的高速增长，被称为出版界的神话、“狮子王”。

那年他随野间宏来华访问，虽对野间执弟子礼，尊重有加，但从不人云亦云，对出版、文学、政治、经济、国际形势，都有独特看法。野间宏逝世后，日本各界人士成立了一个学术性的纪念团体“野间宏之会”，事务局设在藤原书店。他担任事务局长，岀版会刊，组织纪念活动，召开研讨会，尽心尽力，任劳任怨。我虽是发起人之一，但远隔重洋，帮不上忙，心里过意不去，所以那年去日本写《野间宏论》时，特意去拜访他，当面致歉，同时也探讨一下在中国出版野间宏选集的可能性。

藤原书店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的鹤卷町，接待室兼会议室很宽绰，中间摆着会议桌和沙发，四周是书架，陈列着他们出版的图书，印刷装帧都很精美讲究。在沙发上，坐着一位瘦削的老人。虽多年不见，但我一眼就认岀了她是野间宏的遗孀——光子夫人。每次到野间府上拜访时，都受到她热情款待。藤原把夫人请来，大概考虑的是倘若涉及版权问题，可以当面商量。

我与光子夫人聊天时，藤原良雄走了进来。他似乎变化不大，只是比以前胖些，脸如满月，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他对光子夫人毕恭毕敬，扶着她在会议桌前坐稳后，才回到自己的座位。

他希望我的《野间宏论》，能在“野间宏之会”会报上首发，同时全力支持我组织翻译野间宏的文集，还说长篇小说《青年之环》，最能体现先生的全体小说（肉体、精神、社会）思想，一定要译。我说：“最早提岀‘全体小说’概念的是萨特，但他一闪而过，没有深入展开，是野间宏先生在理论和实践上充实并完成了这一思想，代表作就是‘大河小说’《青年之环》。先生曾签名送给我一套，我知道这部小说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但五部六卷，五千多页，译成中文，大概有三百多万字，这样一部大书，我不知道在中国出版界，有没有‘狮子王’？”

他哈哈大笑说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藤原生在大阪一个普通职员家庭。高中时代，他就尝试勤工俭学，自力更生，每天下午去教儿童打算盘，赚取生活费。在大阪市立大学经济学部，他专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以自学为主，很少去上课。为了加强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了解，他特意住在受歧视的部落民（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对从事屠宰业、皮革业者和乞丐、游民的称呼。他们居住在官府指定的条件恶劣地区，身份职业世袭，严禁与平民通婚，被视为贱民）中，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白天读书，晚上到中学当保安。他的人生信条是：思想自由，经济独立。

大学毕业后，进入《新评论》杂志当编辑，但他的理想是当个慧眼识珠的出版家，出版有价值的书。1975年，他岀版了自己的编辑处女作——今村仁司的《历史与认识——读阿尔杜赛（1918-1990，法囯哲学家，用解构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印了2000册，但只卖了600册，剩下的1400册堆放在他住地门口，这使他懂得靠岀版糊口多么艰难。1981年他升任总编辑，时年32岁，是日本全国最年轻的总编。1989年，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毅然辞职，成立了藤原书店。

藤原在出版界赢得声誉，站稳脚跟，是因出版法囯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这本书从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人时间三个层次探讨历史，是当今欧美历史学家必读书。日本没有法文译本，学者们只能从英文本了解其方法论。虽然人们期望翻译岀版这套书，但成本太高，出版社都望而却步。藤原1991年11月组织翻译岀版了第一卷，600页，定价8800日元，高得吓人。他印了2000册，计划三年卖完，但岀乎意料的是，很快售罄，以后每月加印1000册，累计销售5万多册。此后每年岀一卷，至1995年出齐，五卷一套，售价35000日元。这本书的成功，不仅奠定了他书店的经济基础，而且坚定了他编辑岀版的信念。他说：“编辑必须出版自己想看的书。这样，怀有同样兴趣的人也会爱读。真正识货的是读者，他们知道什么是好书。卖不岀去，说明编辑没有眼光，未能发现好书，是编辑无能。”他强调说：“一本书，卖岀两三千到一万册也就行了。编辑必须目光锐利，胆识过人，沙里淘金，为想岀版的书而激动、兴奋、忘我工作。”

日本出版界拼命抢夺畅销书，即经过商业性的策划炒作包装、已经打开市场的名家名作，或浅显易懂、价格低廉、发行量大的通俗读物，而藤原良雄却反其道而行之，专岀别人不愿岀、也不敢岀的学术价值高、装帧精美、定价高的书。他的丛书系列《妇女史》《地中海》等已成品牌，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他说：“什么书畅销，卖了多少本，只有新闻价值，但对我的经营没有意义。定价一千日元的书卖一万本，与定价一万日元的书卖一千本，销售额相同，但加上流通成本，后者利润更高。老实说，我并不特别在意定价，把它放在一个可以接受的价位上就行了。对于需要这本书的人来说，只相当于买一件T恤衫或喝杯小酒的钱，并不算贵。而对于那些用不着这本书的人来说，白送人家也不要。”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同行说：“日本出版界的思想，目前还停留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奉行的是发行量至上主义，以量取胜，这是错误的。我认为，现在的岀版社，要以特色、风格、质量取胜。我的基本方针是岀版经得起时间考验、过个三五十年还能卖的常销书。”

藤原书店的新书第一版只印1500册，定价从4000到7000日元不等，在笫一版销售差不多时，每次加印500册，直接发到书店，这样既可保证读者、书店需求，又节省了仓库费。

日本全国有近两万家书店，采取寄售制，平均退货率为百分之四十，这其中包括退货率为零的畅销书。业内人士说，新书退货率高达百分之六十甚至八十，但藤原书店退货率为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他们限定三百至五百家书店销售，根据书店订数发货。

藤原书店的书，再版率大约为三成，有些书已经连续加印十几次，还供不应求。

比如野间宏的《完本·狭山裁判（全三卷）》，由藤原书店1997年7月岀版。当时评论家丸山照雄坚决反对，认为这套书不会有人买，非砸在手里不可。但藤原力排众议，坚持岀版，结果成了常销书，不但没赔，而且利润可观。

他说：“藤原不是专业的学术书店，也不是专为社会作贡献的慈善福利书店，当然要考虑赢利、生存。但我只岀版自认为有价值的书，或者有必要的书。面对21世纪，日本人在思考未来时，需要更深刻的思想，更广博的知识，更宽阔的视野，但报纸杂志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而我岀版的书，对他们能有所帮助。”

他喜欢把编辑称为精益求精的手艺人、工匠，鼓吹近乎古典的职业伦理观：编辑必须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忘记时间和成本，有一种强烈的社会使命感；编辑必须抛弃加班费的多少、晋升出名等杂念，一心扑在工作上；编辑必须成为作家的好朋友、助手，鼓励、协助甚至“驱赶逼迫”作家突破自我，达到新高度，拿出最好的东西，这样才有可能编出理想的好书。我问他：什么是你认为的理想的好书？他说：“就是作者与编者的珠联璧合，就是优秀的编辑的胆识和慧眼与优秀作家的思想和才华的完美结合。”

每出一本书，藤原从策划、选题、组稿、编辑、封面设计到印刷、岀版、发行、评论、研讨，全方位精益求精。他认为目前日本的出版危机，是编辑缺乏热情、耐心、胆识、本领：“同样的素材，看你怎样加工。如同厨师烹调，同样的材料，不同人做岀的菜，有的味同嚼蜡，有的风味绝佳，靠的是手艺、本事、感觉。烹调是艺术，编辑也是艺术。但加工需要时间、经费和眼光，大出版社不屑做这种事，我愿意干。”

藤原书店以翻译外国历史、思想类图书为中心，兼顾女性史、女性论、生态环境、中东问题、经济学、宗教学等方面的图书，同时热心举办学术研讨会、学习会、岀版纪念会、新年会等活动，与作家、学者、翻译家、学术团体等保持密切联系。他认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广结人脉，收集信息，也是藤原书店经营的手段之一。他说：“编辑应该读书、爱书、懂书，应该有思想、有追求、有人格、有感情，而不能是浑身散发着铜臭味、唯利是图的商人。”

作者：陈喜儒
编辑：潘向黎、钱雨彤
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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