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讨论主题为《启蒙、理性、诗意何以可能》，嘉宾依次为：人工智能专家张峥；数论专家，诗人蔡天新；法学家季卫东；神经科学家鲁白；由鲁白主持。

 

科学精神要求实事求是、创新，人文精神更看重个人自由和共同体的善意

 

鲁白：我觉得科学精神首先是实事求是，它要基于证据，可重复、可被实践来检验，同时，还需要超越前人的创新、实验科学的合作，以及与人文科学非常相似的批判精神和民主精神。至于人文精神，我以为有三条主线：人性、理性、超越性。做哲学、数学等探索时，理性尤其凸显。超越的对象涵盖自我、现实、时空。三位怎么看？

 

季卫东：今天强调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一方面，“寻求创新”是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另一方面，中国和世界都面临500年来的大转型。作为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国家，我们既要以新的启蒙运动、文化自省修正过去的认识，也要力争造就引领未来世界发展的新思想。

 

这样来看科学精神，有两点显得特别重要。现代科学主张以公理体系，即最简单的方式解释世界。1704年，发明力学体系后的牛顿又出版了　《光学》，他特别强调以理性的分析提出科学的命题，然后用实验加以验证。这里面最需要的是科学家的独创性。但科学见解有很多暂时证明不了，如“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波假设，直到100年后的今天才被证实。因此又需要有怀疑精神，准许证否，这意味着真理的标准可以相对化。库恩的“科学范式革命”论认为，人们不断提出新的范式才是科学精神，在这里包容差异至关重要。

 

人文精神旨在追求人性、生活意义、公平正义背后的价值。它有两个核心维度：个人的自由和共同体之善。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人道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是相通的。共同体的善意是对个人自由的制约，同时也是法学的理想。

 

张峥：科学精神希望用一个最简单的模型尽可能逼近真相，而人文精神最重要的是保证人类的发展。在逻辑上这两点会有冲突。当真相和发展相互矛盾时，如何投票？

 

个人体验与历史记录：人文和科学某种程度可以交融和相互提升

 

蔡天新：人文和科学很多时候相互融合。音乐和代数自古希腊开始都是关于数字1到7的学问；文艺复兴时画家L·B·阿尔贝蒂提出透视学，促成后来射影几何学的诞生；法国数学家彭赛列入伍后远征莫斯科被俘，在集中营里冥思苦想发展出现代射影几何学。音乐是时

 

间艺术的代表，绘画是空间艺术的代表；19世纪之后，两者结合产生了电影。

 

鲁白：作为数论专家，你的诗作被译成八国语言。我特别好奇，用数学家的逻辑思维如何写出富有激情的浪漫诗篇？

 

蔡天新：数学的理性与诗歌的感性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即延续自由。数学家靠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构想，诗歌也一样。诗人也有很理性的，如艾略特是个哲学博士。我并非按照数学逻辑来写诗。但几何就像绘画一样，熏陶了我诗歌的画面感。音乐感很强的诗歌容易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过去5年，是我数学研究最有灵感的5年，这得益于我写作和旅行带来的想象力。撰写经典数学家的人生也提升了我的眼界。体验需要时间，并非所有数学家都在40岁前做出最好研究的。

 

鲁白：张教授出生在人文之家，自己弹琴、摄影、读诗。您怎么看两者的关系？

 

张峥：从资深的文艺理工男角度来看，艺术对于科学来说是了解自己的工具。比如摄影，其实不是在拍其他，而是在拍自己。结构上的动感让人有欲望去交流。我觉得艺术既是对结构的遵循，也是对其有意义的破坏。三个伯克利大学的博士生建立一个音乐分析网站，海量下载乐曲，分析其背后的和弦进程，虽然有变化但都有相同结构。如250多年前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　传世已久，但现代版的爵士钢琴对其和弦进程做了调整，依然很美。

 

艺术家的作品可以供我们了解大脑的途径。“通感”的表现手段极为丰富和怪异。对纳博科夫来说，字是有味道的，就像对李斯特来说音乐是有颜色

 

的。一般以为是客观的时间，在绘画《达利的钟》　里是主观的。科学和技术是一个圈地的野马，技术可以把艺术推到不同的平台上去，比如在互联网上2000多人一同大合唱。

 

“李约瑟之问”的现代解答：追求实用，市场逻辑服从政治逻辑

 

鲁白：西方世界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出现了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等一系列大科学家，科学精神始臻于大成。中国有过“五四”运动，但对舶来品的借鉴并没有进入完成时态，中国有自己的科学精神吗？

 

蔡天新：科学精神在中国并非完全的舶来品。总结先秦数学知识的　《周髀算经》　已经提到32+42=52，《周礼》　的“六艺”中就包括算术和艺术；但孔子的著作里已找不到数学和科学的内容。名家惠施是个哲学家和数学家，学说包含牛顿“无穷大”的原理，被认为是微积分的先驱。墨子也是一个数学家。

 

季卫东：值得回顾一下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在十几卷　《中国科技史》　里展示了大量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后，他追问中国为何没能形成科学体系？　他的解答是：中国缺乏挑战精神，官僚本位的价值取向、对世俗实用性的追求都阻碍了个人内心萌发出浓厚兴趣与强烈好奇心。

 

从法律角度看，中国没有市场经济，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市场逻辑服从政治逻辑，这些都是原因。因此建立一套法治体系非常重要。“五四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但是少了自由；改革开放之后，作为自由基础的市场逐渐壮大，但需要稳定的制度基础才可有效运作。所

 

以，新启蒙运动要在“德、赛”之外加上“马　(Market)、罗　(Law)”两先生。

 

蔡天新：我反过来觉得，人文学者对于自然科学的了解要加强。我们国家士大夫精神占上风，有那么多国学大师，但缺少世界级的人文学科大师。分析哲学为何会成为21世纪的世界性思潮？　因为它用了世界性的逻辑学作为思维方式，没有语言障碍。长久忽视这一点，会影响中国人文科学在世界上的地位。

 

未来中国的世界引领点：遵循生态价值观、以社会破解原子的孤独

 

鲁白：的确，今日中国在科学和技术上已有很大进步，要有从跟跑、并跑到并跑、领跑的自觉了。但是人文、社科领域内情形如何？　当中国崛起时，是否需要属于自己的当代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呢？　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激动人心。跨国公司的老总对我说：来中国，是想借力于中国的进取精神。在美国和欧洲看到的是安于现状；中国人则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这背后是包含着信念的精神和激情。但另一方面，中国问题重重，雾霾、交通阻塞、道德观念下滑。可是北大一位教授说：你看中国，以一幅照片来看是一塌糊涂，以一部电影来看就非常精彩。因为30多年的工夫，一代人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起伏和变化。

 

季卫东：现在所有发达国家银行的长期利率都接近2%，短期利率接近0%。这种状况只有16世纪出现过，由此导致长期危机。转机是通过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人类找到了新的社会体制、经济发展模型、生活方式以及价值体系。当下，美国经济衰退已近10年，日本持续

 

了20年，再继续下去，既有体制和模式势必动摇，需要寻找新出路。

 

所以，中国对世界要有所贡献，至少要朝三个方向努力。首先是改变经济发展的美国模式。迄今为止产业革命的整个思维方式以征服自然为前提，而一种拥有未来的价值观应当带有强烈的生态取向。其次，中国社会在市场化过程当中被解体，原子化之后的个人非常孤独，无法对抗资本和市场的碾压，我们需要像唱　《保卫黄河》　一样呼吁保卫社会，并且致力于重建社会。第三，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的、网络化的。在目前的互联网时代，关系结构无边无际，不断发展，中国人游刃有余的“蜘蛛人”经验或许有利于网络社会的治理。

 

技术驱导下，预防科学只追求有用，用法律等人文力量联手防止技术反控

 

鲁白：　在互联网、大数据，最近又冒起来的人工智能等技术驱导下，如何考量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及其相互关系？

 

蔡天新：站在数学的角度看，我觉得生物学的辉煌未来还没有到。物理学上，伽利略发现的自由落体定律开启了科学革命，在生物学领域内，与此相当的是达尔文发现了生物进化论。爱因斯坦把最伟大的牛顿的发明推向更广阔的领域，而生物学界的牛顿就是提出DNA双螺旋结构的沃森和克里克。但生物学界的爱因斯坦还没出现，中国未来如出现爱因斯坦式的生物学家，中国的文明就上去了。

 

鲁白：有一个误导，把科学和技术等同起来。其实科学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追求，并不一定是因为有用才值得追求。“科学是生产力”的提法，表明我们还是把科学看成技术。

 

蔡天新：数学当然属于理论自然科学。但它作为一种交流工具，也有点像语文。语文由语言和文学两部分组成。在数学中，解决工程、技术等问题，对应的是语言，数论等纯数学所对应的则是文学。两端要相互依赖。

 

鲁白：科学追求的是真理，往往需要技术实现。而人文精神具有独善主义的倾向，有时会为信仰而战争。

 

季卫东：如何化解这种矛盾呢？　法律是通过现代立宪主义的制度安排，区分公域和私域。在私域允许有不同的价值观、宗教信仰，公域就必须统一依法行事。另外还可以通过技术来化解，但技术有自反性，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反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比如人工智能的无情、大数据对个人意志的替代。因此，我们还要防止技术反控人类，把人变成技术的工具。

 

张峥：人和人工智能并存的未来，很可能比想象中来得快。人工智能颠覆人类秩序的可能前景，是对我们在哲学和法律上的挑战。我觉得要早做准备。

 

嘉宾点评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两种文化”的对话。1959年，英国学者C.P.斯诺在剑桥大学作了题为　《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　的讲演，提出了通常所说的“斯诺问题”———科技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分化为两个言语不通、社会关怀和价值判断迥异的群体，这必然会妨碍社会和个人的进步和发展。“两种文化”的焦虑，很快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议题。文汇讲堂第100期以此为主题，是非常有意义的。

 

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产生了一套新的探究方式———以第三人称，即旁观者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目标是要把握事物的因果关系或机制，发现规律。在此，很重要的一种功夫是金岳霖所说的“训练有序的超脱法”，即把“我”从这个世界当中抽离出来，也就是马克斯·韦伯讲的“祛魅”。观察、实验、假说、预测、验证是科学方法的基本环节。近代以来，以科学方法为核心的自然主义进路成果丰硕，影响巨大。

 

警惕两种文化的负面：科学万能论和人类中心论

 

郁振华

 

人文学术则不同。它无法绕开第一人称“我”这个参与者、行动者来观照人类及其生活的世界。其目标是要把握意义世界，而意义世界的核心是价值。所以，价值、目的、意义、理想这些范畴是人文学术的核心关切。人文研究在方法上更多地强调体验、移情、诠释等，试图在对人性的深度开掘中，阐明意义，创造价值。

 

这是两套不同的视角、目标和工作程序，从中发展出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但要警惕的是，在19世纪出现了科学崇拜思潮———科学主义或科学万能论，认为用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从自然到社会、从宇宙到人生的一切问题。其实，自然主义能解决事实问题，却不能解决规范问题，无法揭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而人文研究若摆不正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只讲“成人”，不讲“成物”，就会产生人类中心主义的偏向。今天我们无法回避的环境问题，正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果之一。

 

总之，我们拥有两套探究方式，即自然科学和人文学术。从中发展出的两种精神，即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值得大力发扬。但由此衍生出的两种偏差，即科学万能论和人类中心主义，则是需要警惕和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