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顾晋建议全民开展死亡教育。中国的死亡教育仍处于探索初期，基于尊重生命理念开展死亡教育尤为必要。

19世纪初“死亡学”概念传入美国后催生了死亡教育学科，并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美国迅速发展，从大学逐步扩展到中小学和社会教育中。目前，西方多国以及日本、韩国的死亡教育学科趋近成熟，在人群中普及度也较高。

国内的死亡教育则开端于上世纪末。哲学家傅伟勋把死亡学扩充至生命学，提出“生死学”概念。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辨清安乐死这一伦理问题，中国大陆的学者开始对死亡教育投入关注。1991年，武汉大学教授段德智率先开设“死亡哲学”选修课，是将这门学科形成课程推广入高校的首次尝试。

此后，王云岭、邹宇华与广州大学教授胡宜安分别开设了死亡教育课程，是国内高校中较早的一批。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杨足仪、北京大学教授王一方也曾开设死亡哲学、死亡探讨类课程，北京师范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南昌大学等高校也开设过相关课程。

死亡教育既是一门课程，也是一种体验。它通过教给人们与死亡相关的医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适当的知识，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人生和死亡，其直接目的是要帮助人们学会在面对死亡（他人的和自己的）时寻求良好的心理支持，征服死亡带给人们的恐惧与悲伤，其更为广泛的目的则是帮助人们树立恰当的人生观和死亡观，教育人们热爱生活，珍视生命，正视死亡。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张新庆看来，现代医学让人可以在生命质量很低的情况下继续存活，但这样的生命是否有尊严，值得探讨。是要以无限期延长生命作为唯一指标，还是延长生命的同时考虑到病人的生命质量，考虑到他能否有尊严地度过最后的时光？如果没有死亡教育，在最后关头就很难做出合适的选择。仓促决定的后果可能是，病人无法体现本人意志，无法保留生命最后的尊严，亲属则会为当初不理性的选择感到懊悔，留下遗憾。对于家庭中的孩子来说，对死亡不恰当的处理更有可能给他们造成困惑和心理阴影。

还有医疗费用，国外学者做过相关调查，发现人在生命最后的医疗花费，基本相当于一生的一半甚至更多，这对家庭是不小的开支，也大量消耗着社会医疗资源。

国家癌症中心2018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恶性肿瘤估计新发病例数380.4万例，平均每分钟有7个人被确诊为癌症，4人因癌症死亡。临床对于一些治愈性治疗无反应的恶性肿瘤患者，倡导安宁疗护即不刻意延长病人的生命,也不加速病人的死亡理念。但一些家属迫于外界的压力，担心背负不孝的骂名，临终三个月过度治疗，花去一生的积蓄，最终导致病人受苦，人财两空。

“优生是一种权利，优死同样是一种权利。” 顾晋提出，为了避免悲剧重演，应通过死亡教育，为肿瘤终末期患者提供人文关怀、心理护理、灵性照护、症状管理等照顾服务，帮助人们树立科学正确的生死观。

白岩松曾评论说，中国缺乏真正的死亡教育。阻力来自我国忌谈死亡的民俗传统和文化心理背景，也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实际操作会遇到种种困难。同时，死亡教育学科本身也存在不足，包括生命教育的诸多理论问题尚未达成共识，还没有理顺渗透式与单一式生命教育课程的关系，死亡教育研究还不足等。此外还存在缺少具有专业水平的师资力量，课程设置难以统一，缺乏专门针对医学生设置的课程内容，没有脱离伦理学、心理学成为独立学科等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关子尹曾经在雨中开设讲座，讲述死亡的意义，吸引了港中大校长沈祖尧听课。死亡非但不是生命的反面，而且是生的要素。正是由于“死亡”的约束，生命才变得有限，人生中的一切取舍、抉择才变得珍贵，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值得珍惜，才有价值。

在张新庆看来，当下推广死亡教育的当务之急是形成开放的社会心态，让死亡话题有充分的讨论空间。“死亡观是每个人科学和健康素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死亡教育不能只体现在学校教育中，更应该体现在社会教育当中，这是地方政府、社区、高校、媒体等共同的责任。”张新庆说。

来源：中国科学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

编辑：吴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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