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对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出重大部署，明确提出要“推广远程医疗”。远程医疗是“互联网医疗”新业态的重要内容。随着新技术在医疗各个细分领域的快速渗透，可以预见，未来我国医院将全面开启“智能化”时代，“互联网医院”的发展前景可期。

最大的优势在于“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

互联网医院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三：其一是依托实体医院的医疗资源线上服务模式，主要是面向公众的互联网服务，包括线上预诊、线下确诊、线下治疗、线上复诊等，也就是如今常见的“某某医院互联网医院”等；其二是医联体共同线上融合服务模式，该模式通过第三方互联网服务平台进行线上问诊，线下服务依靠实体医院硬件平台和医疗服务。居民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本地挂号就医，也可以与其他地区优秀医生进行医疗沟通，在网上进行专家会诊，并为患者提供转诊服务；其三是依托互联网企业的集聚医生资源的平台服务模式。该模式则由互联网企业发起，以多点执业集聚各地医生资源，医生通过互联网企业医疗平台进行注册，并为全国各地的患者提供诊疗、检查复诊、手术预约、药品配送等服务，如京东互联网医院等。

互联网医院的发展，一方面是顺应互联网技术“万物互联”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也是传统的线下医疗服务市场供给方长期不能满足患者增长的需求的必然结果。与传统医疗服务相比，互联网医疗最大的优势在于“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互联网医疗与现有的诊疗模式相互支撑、相互融合，打破传统医疗服务的时空距离，通过信息化手段的支持，能够有效化解“看病烦、就医繁”问题，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此外，互联网医疗进一步推进医疗健康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推进卫生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

图为在徐汇云医院让居民通过互联网医院开展咨询、诊疗等服务，足不出户就能满足日常就诊需求。

医保政策和精细化服务是促进发展的“催化剂”

疫情防控凸显了互联网医院的优势：首先，无接触的诊疗方式减少了人群在医院的停留，避免了不必要的院感风险；其次，互联网医院对于缓解疫情期间民众的恐慌心理起到了显著作用，疫情期间，互联网医院平台汇聚了一批具备丰富经验的专业心理医生提供线上心理咨询服务；第三，互联网医院为慢性病人、复诊病人以及术后随访病人的后续诊疗和配药提供了方便，特别是在疫情暴发隔离时期，有效保障了这些特殊人群的治疗延续性，降低了因就诊不便而可能产生的风险。同时，一些诸如远程探视、远程联合门诊、药品配送等衍生服务，也极大方便了居民需求。

回顾互联网医院在抗疫中所发挥的作用，有两点不可忽视：其一，医保政策的快速推进是促进互联网医疗井喷式发展的“催化剂”。2019年国家医保局曾发文明确“对线上线下项目实行平等的医保支付政策”，不过整体推进速度较慢。由于疫情的关系，去年上半年医保政策的推进力度大为提升，上海、武汉、浙江、天津、江苏等地将部分互联网医院的线上诊疗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此后，国家医保局、国家卫健委联合发文指出将防控期间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政策面的放开，让互联网医疗行业的后继发展呈现出了强大动力。其二，互联网医疗所提供的精细化服务。第一大块主要包括线上问诊和线上诊疗业务（限于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疫情期间，大量新用户体验了网上复诊、开电子处方、送药上门的一条龙服务，为后续的市场拓展培育了良好的用户基础。第二大块是新冠肺炎专项线上服务。疫情期间，互联网医疗企业、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等各大互联网医疗平台纷纷开通了包括免费在线问诊、心理咨询、健康教育等内容的“新冠肺炎专项服务”，不但加深了民众的科学认识，更缓解了整个社会的紧张情绪。

可以看到，新冠疫情的防控需求使得互联网医院不但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获得了一系列政策红利，更让公众对互联网医院有了明晰的认识。未来互联网医院可作为一种经过实践检验的新模式，逐步融合到原有的日常医院管理和医疗服务模式中去，不但能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提升患者就医的便捷性和获得感，更可在突发公共卫生应急状态下借助互联网的优势让专家“决策于千里之外”，解决百姓看病就医的难题。

互联网医疗的落地还需要相关配套政策加以完善

与传统医疗模式相比，互联网医院使得以院内为主的传统诊疗模式进行了延伸与拓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互联网医院在发展中也有很多尚待成熟完善的地方，模式本身也尚有许多挑战需要面对。

在需求侧方面，如何让民众接受“互联网医院”、改变就诊习惯并适应线上操作是首要问题。不少就诊患者、尤其是老年人仍然认可传统的线下诊疗模式，习惯与医生的“面对面”交流。特别是对于老年人，平台认证、人脸识别等等存在线上操作困难。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54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达1.76亿，互联网医院操作“壁垒”让这部分人群中的很大部分人望而却步。

在供给侧方面，则是如何提升医院参与的积极性的问题。首先在政策方面，现阶段互联网医疗只限于复诊和普通专科，尚没有开通初诊，事实上大量轻症患者利用互联网可以进行初步处置；其次，部分医疗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对互联网医院存在观望状态，互联网医院的服务需要强大的信息系统保障，医院需要很多先期投入改造。加之目前互联网医院统一挂号收费的规定，“一刀切”无法体现不同医生的劳动价值。再者是咨询多于复诊，诊治效率不高的问题。最基础的“望闻问切”受线上技术所限无法顺利完成，电子病历等技术尚未普及，在限定就诊时间中往往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既往病史的追溯中，由于上传信息及图片的限制，导致诊治效率低下，花费同样的时间在线下医生可以处理更多患者。当然，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如何提升信息系统兼容性，打破“信息壁垒”，促进就诊平台的用户友好性方面的问题。

就行业而言，行业监管、信息安全以及多点执业规范等有待加强。突破空间限制的互联网医疗和属地化管理原则的对接问题，行政监管的责任主体界定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明确；在信息安全管理方面，要从战略方向、组织保障、业务运行、数据安全、运营等层面对信息网络及应用情况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建立良好的管理制度和提高人员的安全意识，切实履行好信息安全保障职责。此外，如何应对依托三级、二级医院的互联网医院的网上配药对于社区医疗机构的冲击，如何明确医生在非所属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上的执业是否属于“多点执业”等一系列问题，都亟待我们进一步深化研究。因而，互联网医疗的落地是一场“持久战”而非“突击战”，还需要相关配套政策加以完善。

图为长三角（上海）互联网医院采用“云、大、物、移、智”、5G网络等新兴技术

“新基建”带来医疗健康事业技术与观念的革命

互联网医院的发展挑战与机遇同在。无疑，技术进步是互联网医疗行业发展的最肥沃的土壤。未来，以信息网络为基础设施体系的“新基建”作用日益突出，5G、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底层新技术所带来的多平台设备将实现“互联互通”，融合“用户体验”，提供“无缝服务”，带来医疗健康事业从技术到观念的革命。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一系列划时代理念的应用必将带动医疗卫生行业智能化发展，进而推动中国医疗健康服务转型升级。其次，相关监管措施也必将在日后逐步完善，这为互联网医院的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由于互联网医疗的运行中涉及大量数据，通过制度上的保障，从而能够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对于正常诊疗秩序中的异常数据监控、服务质量抽检等一系列信息保障及追溯服务，不但能规范互联网医院的服务流程，更能提高互联网医院的工作效率，从而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再者，“互联网医院”这一新生事物正可以和现代医院管理理念结合，以“一体化”、“融合”与“联动”为路径，推动医疗一体化进程。具体而言，一是以专科一体化管理为方法，加强出院与门诊的联动，实现就诊的全流程监控、健康的全流程服务；二是以加强学科间联动为特色，通过智能医疗技术集疾病监控、健康管理和辅助决策为一体，实现患者与医务人员、医疗机构、医疗设备之间的信息化互动；三是以推动实体医院和有实力的互联网医院建立医联体、医共体的方式为创新，进行有机组合，推动医疗信息数据共享；四是以加快建立健全统一权威、互联互通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为抓手，推进全民健康信息化，更好地为居民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

未来对于互联网首诊问题，首先应当考量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医疗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领域，存在专业壁垒和信息不对称问题，互联网是一种服务模式，不能超越医疗安全。长远来看，放开互联网首诊的一个好处是大大释放互联网医院的活力，可以解决医疗资源与实际需求间的不平衡问题。但是放开互联网首诊确实需要审慎，可以在皮肤科、心理门诊等专科先行试点。还要考虑监管框架和基础能力的进一步突破，例如医生认证、线上处方监管、底层数据连通、配套影像和检验中心的建设、与公立医院合作模式、医保支付等问题。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未来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国内政策法律环境的不断完善，互联网医院带着超越时空限制，拓展医疗服务半径，促进医疗资源的公平可及的优势，未来必将是健康中国建设的一大助力。

相关链接◆◆◆ 互联网医院的发展历程

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文件的出台，为“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与保障。

2016年乌镇互联网大会上，“互联网医院”这一概念首次被提出。

2018年国务院《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包括了健全“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完善“互联网+医疗健康”支撑体系、加强行业监管和安全保障三方面的内容；同年，《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出台，细化了互联网医院准入、执业规则、监督管理、基本标准的内容。

2020年年初的新冠疫情，又极大地助推了互联网医院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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