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0月初，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在甘肃路栈房中获见死鼠三头，经查系感染鼠疫而死。卫生处即刻对此事件做出处理，先是燔熏清净空气，接着对邻近居住者予以拦阻监查，以防传染扩散。10月26日前后，公共租界内又发现了染疫死亡的华人患者，当局遂决定设立查疫公所，对华人进行逐屋查验。11月初，查验开始酿成街头冲突。当时的《申报》《时报》《新闻报》等主要报刊接连报道，为百多年前的这起检疫事件留下详实记录，也有助于今天的我们窥视这起“风潮”背后所呈现的“身体政治”。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鼠疫先后在中国香港、闽、粤、台等地暴发。自那时起，上海海关就在吴淞口外的崇宝沙设立卫生站，对来自染疫地区的旅客进行卫生检疫。此时的检疫仅限于口岸区域，租界内的居民并没有被查验的经历。不过当时的口岸检疫由西人主持，华人乘客常被当做重点排查对象。“粗暴搜身”“强行隔离”等行为在华人社会中留下恐惧记忆。
      
公共租界工部局由1910年10月底开始对华人居住区逐户排查。主事的西人连同雇用的华人翻译态度傲慢、简单粗暴，亦不顾风俗，直接闯入居民内室，对所有男女一一检查，让不少妇女恐慌连连。据当时《申报》记载，11月8日，位于甘肃路的柴炭店发现鼠疫，工部局卫生西员勒令凡“面色黄瘦者”皆需入医院疗治；同天，卫生西员在开封路对华童强制施种牛痘，引起民众聚集。临近捕房捕头“前往弹压”，并将某鞋店伙计“带入捕房押候查办”。而稍前因“多积牛粪”，或用强力，阻止入室查验的两名华人，被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罚洋五元”，或被交保候审。
      
西人强横的检疫方式，让华人的恐惧情绪不断蔓延。民间风传所谓小儿之身弱者及有夙疫者，将被外籍检疫人员送入隔离医院。《时报》称当时“小儿不敢入学，有旧疾者不敢出外，妇女辈信之尤笃，而愚民又不断哄传”。在谣言的助推下，惊惧恐慌不断累积。11月10日下午，在嘉兴路、哈尔滨路等处，卫生西员告劝未接种牛痘的小孩前往医院施种，而民众以为是查验鼠疫，强制隔离小孩，瞬间聚集数百人；幸该员因往他处调查，后探长到场，将群众驱散。当天，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华籍官员向英副领事忠告，调查鼠疫一事已使“民心惶惶、人言藉藉”。第二天，因检疫而起的街头肢体冲突接连发生。《申报》以《租界查验鼠疫之大风潮》为总标题，一连数日予以报道。
      
不止于此，11月11日这一天，在西藏路会乐里，中西探员前去查勘盗窃案，被该处居民误以为查验鼠疫，群起反对；在贵州路，西医携华人翻译查验鼠疫，并询问小孩是否种痘，民众误以为又要带离小孩，尾随观看者尤众。该西医唯恐冲突，躲入捕房寻求保护，面对聚集者，“西印各捕荷枪守护，以防意外”；在北山西路泰安里，工部局负责管理街道的西人前往调查垃圾，该处居民亦疑为查验鼠疫，群起反抗，后因弹压及时，幸未肇事。公共租界内犹如惊弓之鸟的一干惊慌民众，“携子抱女，有逃入城内者，有立时乘火车轮船他往者”，一时场面混乱，“仓惶纷扰，情形可怜可叹”。
      
为迅速平息局势，工部局特开临时会议，“发贴华文告示两道，声明谣言之由来，并切戒居民勿得轻信”。华人官员也紧急出示晓谕，称“为防避鼠疫，查验户口，原系有益卫生之要事，只以中西医法，间有不同”。公共租界内的华人商会、同乡会也行动起来，一方面安抚民众，另一方面积极与工部局沟通，要求暂停搜查、不可强迫，务必寻求妥当办法。洋布公会同样致函工部局总办，批评工部局先时未经宣布，便挨户搜查，徒致无知妇孺惊恐受扰，酿成事端。

      
11月14日下午，工部局邀集“租界各华董、各华医、各报馆，与凡上流华商及患病之居民”，在北苏州路甘肃路怡源栈房内召开会议，商讨检查鼠疫办法。开会之前，会场周围已经聚集了数千人。等到开会时，栈房内挤入三四百人。会场内外群情激昂，人群中还不时有石块投出。在开会过程中，华人商董沈仲礼被邀请登台演说。沈仲礼承诺约同各帮各业，“合开一中国医院，华人有病者，均自己医治”。总捕房书记员又于大黑板上述明，“小孩从此不捉，并改期借议事厅再行计议，众始散”。五点后，工部局见人心浮动，特调马炮步团练及火政龙车至会场附近及公共租界各马路，游行震慑，以免肇事。
      
针对集会中的混乱，《申报》刊发文章，批评同胞“事前未及深思，莽莽撞撞，轻举妄动”。同天，沪上道台也发表告示，称“目前查验鼠疫一事，既经工部局暂停，并仿照吴淞防疫之法，由中国官绅，另在租界外设一医院，遇有租界染疫华人送交华医院医治”。经过磋商后，工部局于11月20日傍晚颁发防疫办法，宣布同意华人自设防疫医院，自行调查华人有无疫症者。
      
风潮初起，公共租界内的绅商团体即着手筹办隔离病院，以便患者或疑似患者接受隔离救治。11月22日，中国自办的防疫医院在粤商张子标捐赠的“补萝居花园”正式开办。为使检疫排查工作顺利进行，华人商务总会各帮各业董事提前刊发传单，在鼠疫发现地段分送，以使当地居民了解传染病之危害，减少误会。在正式逐户调查之前，各同乡会又派出居民熟知的工作人员上门开导，在一系列举措推动下，“居户咸称，只要保定洋人不再来查，现在来者只要真是华医，即便欢迎”。
      
中国自办防疫医院成立后，由华人主导的排查工作随即展开。检疫人员共分三个小组，每小组三人，分别由华医、女西医、同乡会人士组成。三人各司其职，其中同乡会人士负责沟通，华医负责主检，女西医则担负监察之责。相较西人办理时居户颇多疑虑，“非经一番开导，不得入门”而言，华人医生检查极为迅速，“虽未经开导”，“亦能通名而入”。华人排查工作开展仅仅五日，“已查门牌八百余号，计居户千余家”。此次排查中，也有形似感染鼠疫的女性病患，但处理手段更为温和。病患被带至女医代表黄琼仙处细心诊治。黄医生温言相劝，略取病患血点，交由西医检验，所幸 “并无疫毒”，“实系冬温”，且事后用橡皮卧车，陪送女患回家，并每天免费医治，此举一时为人称道。在这种背景下，因检疫而起的风潮，在华人自检自治的原则下，逐渐趋于平静。      

《图画日报》，1909年第84期所刊载的图片“上海之建筑：时疫医院”

一切历史都是“身体”参与、展现的历史。1910年上海公共租界的检疫风潮是因检查“身体”而起，而又突出地表现为激烈的“身体”抗争与冲突。各方在风潮过程中展现的肢体行为，可以说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身体政治”。
      
对华人民众而言，检疫行为已经远远突破了他们当时所能理解和承受的“身体界限”。在华人的传统认知中，瘟疫是“神鬼作祟”或“气运不顺”，人们对私人病体的传染中介作用尚未有清晰认识。正如当时《申报》刊载文章所言，“彼下流之人及妇女等，生平方以生命委任于天及神，若语以微生虫寄生于鼠身，又能传及人身”，“可以致死之理”，实为“可怪之论”；“再进与语西医之治法及药水之消毒，皆属茫然”。因此，当瘟疫来临时，国人认为身体已然遭受病痛，便希求起码还能自主地选择让病体不受外人干扰。正如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华籍官员所称：“吾华人氏宗，历来每值时疫流行，多任患者之自由就医，而未尝有一机关焉施强迫之制裁，或曰代为疗治。”
      
当检疫来临时，强制的身体检查以及强制的身体隔离严重挤压了他们的身体存在空间，超越了其所能理解及承受的身体界限。而如果检疫的过程又是伴随着对隐私的侵犯，“不待居民允许，即强行登楼入房”；伴随着对人身的侮蔑，“竟指面黄无病者而言有病，妇人有孕者而言鼠疫”；伴随着母子的分离，“华童惯性在十三四岁以内，不能离其母”；甚至检疫的结果会带来生计的破灭，“宁愿多死一两人，亦不为此拆屋焚屋之奇举”；那么身体的暴力对抗就成为一种基于生存的自然抗争，这也是一种最原始的身体政治表现形式。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国人身体的“现代性”即意味着对“公共身体”的认可，对“国民身体”的自觉。在这一过程中，绅商阶层承担了启迪民智的角色，“奔走呼号，无有宁时”。11月16日，公共租界内的绅商团体在《申报》刊载《敬告住居租界之华人》一文，提醒民众，“吾同胞于公众卫生又向未措意”，一听说“代为强迫疗治”，就心生警觉，担心被骚扰，其实是沉迷于“旧医之习，昧而不自知尔”。11月20日，当工部局宣布同意华人自主检疫后，绅商团体再次在《申报》刊文，告知华人民众，“查验防疫，如防水火盗贼，此乃公共卫生”。期间，《申报》又多次以《授人口实之可恨》《授人口实之可忧》《华人竟自愿放弃主权乎？》为题，报道某些街区的华人居民不注重卫生而被西人查处的消息。绅商团体所主导的公共舆论将“公共卫生”与“主权”相联系，力图让民众自觉意识到尊重身体的“公共性”，就是在践行身体的“国民性”。
      
1910年上海公共租界检疫事件在后续处理过程中，对个人身体的约束越来越多地体现为文字形式的“公告公示”“检疫规程”等；对个体的惩戒也逐渐消减肉体的惩罚，而代之以限制身体自由之举。比如，在检疫风潮中因参与打砸而被捕的华人，就被折中“判各枷示一月，期满再押西牢二年”。现代权利被逐渐纳入身体的规训之中。近代国人的“身体”也由此一步步地告别“传统”，走向“现代”。
      
（作者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