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档案】冯契（1915—1995），哲学家。浙江诸暨人。1941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后就读于清华大学研究院。1944年起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历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主任、哲学系名誉主任、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上海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辞海》编委兼分科主编。长期从事哲学与逻辑的研究和教学，主要著作有《怎样认识世界》《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智慧的探索》等，编为《冯契文集》；并主编《哲学大辞典》等。

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的地理馆333教室，是曾经的政教系许多“名师”上课的主要课堂，冯契就是其中之一。那些年坐在讲台下的童世骏如今回忆起老师冯契，说起他的研究生涯，觉得“333”恰是一个很好的总结：研究“真善美”、融贯“中西马”，连接“往今来”——他研究理论，更关注理论的转化；他打通近代以来形成的各种思想阻隔，形成自己的哲学框架；他从传统中走来，关注时代之问，为未来哲学发展留下“经得起读”的文本，也为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培养更多的人。

如灵性最高的侠客，冯契一生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博采各源所长，却不受羁绊，构建了一套崭新而又完整的哲学体系——“智慧说”，这一学说里看得见他的关切，对国家、对学术、对每个具体的人，而他也把对哲学的思考贯穿于生活之中，成为他高洁人格的一部分。

有理论兴趣、学术追求和时代精神，他是最幸福的学者

从某种程度来说，冯契是幸运的，他爱好理论、期望救国，他的爱好恰是他实现期望的一个武器。正如童世骏所说，“最幸福的学者就是在时代精神、学术发展脉络和自己的理论兴趣上找到一个结合点，而冯契先生找到了，他很早就有意识地这样做”。这条哲学之路开始于1935年的夏天，高中毕业后冯契先后报考南开大学数学系和清华大学哲学系，都以优异成绩考取，最后选择了清华哲学系。生于浙江诸暨山区农家的冯宝麟（冯契原名），小学起就成绩优异，尤以作文和数学见长，而当时选择了哲学是因为“要救国，就要有理论，最根本的理论是哲学，我对数学、科学、文学、哲学都爱好，学哲学大概是最能满足我广泛的兴趣”。

硝烟中的求学经历注定是波折的。刚入大学，冯契就参加“一二·九”运动，也是在那时，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这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画上了基色。

“真正的哲学都在回答时代的问题，要求表现时代的精神”，写在《智慧说三篇》导论开篇的这句话，描述了冯契心目中的哲学。年轻的冯契觉得革命工作义不容辞，因为这能让他接触实际，把握时代的脉搏，对于从事哲学探索的人非常必要——“哲学要面对现实，干预人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去过前线，也到过延安，见过烽火连天，也尝过民间疾苦，一道宏大的哲学题在他眼前铺陈开来：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开篇提出的问题，也是近代思想家们迫切需要回答的时代中心问题。“从哲学角度讲，冯契先生关注的这个问题可以理解为‘我们怎么来对待自己的传统，怎么来建设我们未来的社会，未来社会的人如何培养’，可以简单概括为‘中国人向何处去’，最后的落脚点是‘人’，也就是中国人如何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站立起来，而且在道德上、文化上和精神上站立起来”，童世骏解释道。

“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贯穿了冯契一生的哲学研究，甚至有人评价，他构筑的“智慧说”正是对这一问题更深层次的关照。

集纳了冯契一生研究成果的11卷本《冯契文集》

自由的心灵带他深入各种学问，形成“超师之见”

“给他贴任何一个标签都不太合适。”高瑞泉上世纪80年代师从冯契六年，他的眼中，“老师是一个很独立的人。你说他是唯物主义吧，他和一般人理解的意识形态上的唯物主义还真不一样；你说他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50年代写的文章多引用孔子，1978年写的文章，对儒家的评价很高；他内心又特别喜欢禅宗和庄子。有人说儒家讲通人，庄子讲散人，可他的乐观，不是通也不是散。他就是他那个样子”。

冯契之所以是冯契，与他受到的完整的哲学学术训练不无关系。清华哲学系有个特点，特别重视逻辑学和逻辑分析方法。一入大学，冯契就前去拜望冯友兰，冯友兰建议他一年级就选金岳霖的逻辑课，冯契照办——受教于冯友兰和金岳霖，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哲学和西方逻辑学基础。经历了前线和延安的两年，冯契回到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复学，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而成，因此他有机会受教于时任哲学系主任的北大汤用彤先生，先后选读汤用彤的“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等课程——这让冯契有了另一种视野，更从佛学的“转识成智”中得到启发。

1941年冯契进清华大学研究院哲学部，导师是金岳霖。金岳霖在旁人眼里是个有些古怪的教授，对冯契却非常器重，甚至为他单独开课——每星期六，冯契便到金先生处读书，先是休谟，后是布拉德雷，边读边讨论。冯契说，金先生对休谟的书真是熟透了，还不止一次地提醒他“要认真读几本书。不要浮光掠影把书糟蹋了”。除了金岳霖指定读的书，冯契还给自己开了两个书单：西方从古希腊到维也纳学派，中国从先秦到五四，按历史顺序选读各家主要著作。有的精读，有的略读，“常读到晚上两点钟”。读后常有一些疑问和看法要向老师请教。通常，有关西方哲学的问题，就去问金岳霖；有关中国哲学的，就去问冯友兰和汤用彤。冯契的硕士论文留着几位老师的思想印迹：行文中可见金岳霖的术语；说到和庄子、郭注有着“血缘上的联系”，则是和汤先生讨论“言意之辩”的收获。金先生严密而精深，汤先生通达而高明，冯契后来回忆说，能在司家营期间同时得到两位老师的指导，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点严密分析和自由思考的习惯，真是难得的机遇。

但“真正要在哲学上提出点自己的东西，仅仅继承传统是不够的”，冯契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这样说。童世骏觉得，冯契先生可能是从一开始就不甘心“照着讲”，而更努力于“接着讲”，不管是对待中国古代传统，还是对待外来各派思想。冯契喜欢庄子和斯宾诺莎，同时重视康德和黑格尔，但诚如他所言，他“既不像庄子，也不像斯宾诺莎”，他更喜欢在不同处境下始终保持自由思考，“甚至可以说喜欢标新立异”。尽管他收到过同窗“温柔”而“内向”的评价，但在他的学生陈卫平眼中，他的性格中存在着拒斥教条主义的基因。对有价值的学说，他认为“后继者只有通过它才能超过它，而也只有像小鸡一样破壳而出，才真正吸取了鸡蛋的营养”，因而“超师之见”成为他学术研究的一个标签——譬如庄子，他的解读达到了古典文本与现代思想相互对话产生思想发展新契机的境界。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如此，童世骏回忆，读书的时候，他们的教材里并不涉及“价值”问题，也没有“问题”范畴，像存在与本质、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等等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也不是重要问题，“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禁锢少了、资料多了，那时冯契先生非常关注马克思早期著作，比如巴黎手稿、伦敦手稿，同时他又重视吸收当时进入中国的西方哲学思潮，还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播过程中缺失的一些内容，比如价值论——因为先生这一代哲学家的工作，现在已经成为常识”。

“对任何一种哲学学说不能够迷信它，研究哲学不能依傍门户，不能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学哲学就要能入而又能出”。自由穿梭于以往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古今中西的哲学传统，而从未被束缚，冯契的秘诀是秉持宽容精神、兼收并蓄的胸怀，最重要的是“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这是他最为看重的哲学家的素质，是“‘爱智者’的本色”，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上，也帮他走过了人生中的困厄。

中国古代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冯契的哲学框架里完成融合。他一方面用西方哲学成果研究中国哲学中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传统，另一方面用中国哲学的智慧来超越西方哲学对认识论的狭义理解。哪怕是“自觉”“自愿”这种发生于日常生活中的用语，在冯契那里都是一种中西哲学传统的比较和对话。“他认为，自觉是理性的品质，自愿是意志的品质。完整意义上人的自由行动要包括这两个原则。但相对来说，西方有比较强的意志主义传统，中国人比较强调通过自觉而自愿，中西方社会的一些不同也是由此产生”，童世骏说。跟冯契共事过的赵修义曾惊讶于这位老先生的西学造诣。1980年的春天，这位人们认识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哲学史专家”，与维也纳学派成员、挪威哲学家奈斯有过一场长达8个小时的对话，“整个过程非常流畅，冯先生能跟他交流这么长的时间，可见先生西学底子之深”。赵修义说，老先生不仅底子好，对西方哲学的现状及变化也极为敏感，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世界哲学的回应是立足于中国的，“是在对中国的历史、哲学做了深入的总结反思之后，再去看待西方哲学的”。冯契晚年曾说，要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这或许就是他身体力行的方式。

1943年在西南联大，左起冯契、吕笃周、邓艾民

将哲学思考化于人格，他是“智慧说”的最佳代言人

1993年，汤用彤之子汤一介给冯契写信：“我常想，您的那篇刊于《哲学评论》上的《智慧》可以说对我启发最大。当然，我走上哲学研究这条道路原因很多，而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智慧》一文对我的影响。”1944年，冯契30岁，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智慧》，后来发表在1947年出版的《哲学评论》10卷5期，具名冯宝麐。冯契晚年回顾说，这篇《智慧》确实是他学术工作的起点。此后，他终其一生都在作“智慧的探索”。

冯契最后三部著作《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被合称为“智慧说三篇”，是他“超师之见”的集成，其中可见他完整而又自成一派的哲学体系——超越了西方“狭义”认识论，冯契称之为“广义认识论”。狭义认识论只讲理论知识，在冯契看来，理智并非“干燥的光”，认识论也不能离开“整个的人”，所以他的“广义认识论”不仅要讲知识，而且要讲知识之前的意见和比知识更高的智慧，重点尤其放在“智慧”上，因此他的这套哲学体系又叫“智慧说”，它涵盖了四个问题：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理论思维能否把握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识？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如何培养？——可见，“人”的发展是其中一个重要命题。

“智慧说”的缘起，来自于冯契早年与金岳霖先生的讨论。“本世纪以来哲学有进步，主要是表达方式技术化了，这是不能忽视的；但因此，哲学理论和哲学家的人格分裂了，哲学家再不是苏格拉底式的人物了”，这是金先生当年颇感矛盾的问题。冯契却很乐观：“哲学不能是冷冰冰的概念结构，它要给人理想、信念，激发人们的热情，鼓舞人们为之奋斗，所以哲学家应该是苏格拉底式的人物。”冯契后来意识到，他和金先生讨论的实际上是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如何“转识成智”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也让冯契为之付出毕生心力。1950年代，冯契提出一个重要的哲学表述：“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这也是“智慧说”的构建原则，一方面要让哲学理论成为方法论，另一方面哲学理论要化为普通人也能及的、有血有肉的人格。“只有这样，哲学才有生命力，才能够真正说服人。也只有这样，哲学才既是可信的，又是可爱的。”

这两句话，也是身为哲学家的冯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他说，哲学家要言行一致。不能嘴上是墨家的、至少是儒家的、道家的，行动却是杨朱一派的；他还说，要使哲学理论具有个性，体现哲学家本人的情感、趣味和理想。“哲学如果千人一面，那一定有许多不真诚的东西在里面，因为哲学是活生生的人，而活生生的人是各有各的个性的”，他追求的是“真诚的哲学”，也追求真诚的人生。他平日的生活，是孔颜之乐的“一箪食，一瓢饮”。他自己的气质，则更近道家。在家中的书房兼卧室，摆着一个孔子像，衣袂飘逸又似庄子。儒家讲求诚，道家讲求真。“德性的自证首要的是真诚。”他说，做学问最好是像和爱人谈恋爱一样有热情，并且不论是研究问题，还是待人接物，都要保持“真诚”。

有人评价，“冯先生的哲学已渗透了他的人格，而他的人格又证明了他的哲学”。

《怎样认识世界》是冯契写于1950年代的通俗哲学读物。毛泽东后来把这本书推荐给身边年轻的工作人员。

“锲而不舍”，于是有了他最后17年的哲学创造

新中国成立前，冯契常为进步刊物撰文，“冯契”是当时使用的笔名之一，契与锲通，取“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意，其中可见诸暨人的韧性。从那以后，冯契就成了正式名字，而这名字的寓意也成为他以后研究生涯的真实写照。

1952年，冯契正式受聘于刚刚组建完成的华东师范大学，3年后他和刘佛年在政教系下共同创立哲学教研室，并在1986年成立了哲学系。冯契1978年开始先后招收了数十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学生们记忆里的冯先生“慢言细语，言谈中常常露出他那特有的迷人的微笑”，“眼神永远的那么亮，那么透，那么静”。有人记得，他上课时从不念稿子，手里拿一本写着提纲的黑皮硬抄，语言并不生动，但是逻辑严密，表达简练，只要能领会他的思路，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像吃橄榄一样，放在嘴里，越吃越有味道”；有人记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在他家里，通常是学生说的比先生说的更多，学生犹豫了，他总会笑眯眯地鼓励他们说下去。

华师大校园，有着学生们对他的记忆，也记录着他最深的坚持。经历了“文革”，冯契的几百万字手稿、资料下落不明，他后来意识到“脑袋是可以藏思想的仓库，只要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还是有条件使自己的探索继续下去的”，在人生最后的17年，他开始“复活”那些失去的东西。最先被“复活”过来的，是60万字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其后他完成《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这两部著述使他成为以“一己之力”完整勾划先秦到新中国成立前两千多年中国哲学发展历史的第一人。

“在以前，可以同屈原一样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现在却不能这样彷徨求索了”，迈入老年，冯契常恐“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在给老友董易的信中，他吐露了这种焦虑：“缺乏从容思考的心情，这实在是不好的。但也控制不住自己，能工作的年数很有限了，怎能从容不迫呢？”与他繁重的研究工作形成对比的是，他不能再简单的日常生活，除了买书，基本不用钱，也很少出门。每天的消遣是读小说，或者喝点绿茶、黄酒。

把生前最后一部讲稿整理成书稿并送到校印刷厂后不久，冯契就不幸病故了……回想61岁的他发现自己有肺气肿并有肺源性心脏病迹象后，给董易去了一封信，其中写道：“还希望多活几年，为党做点工作。虽然自己明白，终于没有长成为可以给千百人乘凉的大树，而只是一棵沙地里的小小的酸枣树。但是矮小的酸枣树，也希望能结出几个小红果，给过路的孩子尝尝。”如今，这棵“酸枣树”不仅硕果满树，且已亭亭如盖。

作者：刘力源 李纯一
编辑：刘力源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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