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有识之士掀起了一场大的讨论：我们的国土为何呈现出如此的破败？人们四处去找答案，有人把目光投向了乡村的衰败。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整个乡村结构的破坏是导致乡村危机的根源。近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举行的经邦论道系列讲座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表示，上世纪30年代，乡村结构破坏只是个开始，城乡之间有机循环的割裂最终导致乡村的衰败。

农耕文明之下的中国乡村平静地走过了几千年。在没有外力强行进入的情况下，其内部结构保持超稳定的状态。刘守英认为，小农经济的社会形态并非纯粹为农业支撑，而是通过农业生产和家庭手工业生产相结合的方式，维持着生产者家庭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农民靠农业生产维持生计，靠家庭手工业增加家庭收入，以农业为生，还兼具工匠的角色。

需要强调的是，在乡村里，农民与木匠、铁匠、屠户、裁缝、酱油铺老板的身份丝毫不存在矛盾。也就是说，农户在中国乡村，不仅仅是家庭农业的经营单位，完全可能同时是手工业生产单位。农民的双重角色决定了中国的乡土经济是一种农工混合的经济。以家庭手工业、作坊为表现的乡村工业与农业形成有机结合，支撑着农村家庭经济。这种有机配合的特性，决定了中国农村经济的极其复杂性。

复杂的结构往往兼顾稳定性。刘守英认为，中国乡村的超稳定结构首先表现为农民对于土地的依附性——农民是粘在土地上，向土地讨生活的。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其次，乡绅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保持着乡村的高度自治，并世代相承。再次，历史上，中国的城乡是互通的，“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的价值观始终维系着“离土”之人与乡土之间的联系。城市资本是要下乡的，乡里人有钱也会在城里购置业产。中国乡村并非简单地依靠乡土要素在生存。

费孝通认为，近代以来，西方的机械大工业产品进到乡村，“洋烟”“洋火”“洋盐”“洋糖”“洋布”这些“洋”物件打破了原先乡村农工、农户互补的结构，挤压了乡土工业的生存空间。乡间只剩下原本负责生计的农业，于是，农民走向了贫困。由此，两种要素陆续离开了乡村。首先是乡村的年轻人外出进城，在城里接受了现代教育，从此再也不会回去了；其次是资本撤离乡村。当农民走向贫困之后，抗租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于是，那些原来选择“下乡”的城市资本陆续“返城”。

此后，乡绅也跑去了城里，终结了中国乡村几千年的乡绅治理。

最终，城乡的有机循环被割裂了，平静而古老的中国乡村走向了沉默。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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