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893年发表了《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1958年版）这篇具有典范意义的论文，他提出：

美国的发展所展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线条的前进，而是一个在不断前进的边疆地带向原始状况的回归，并在那个区域有新的发展。美国社会的发展就这样在边疆持续不断地开始着……在这一进程中，边疆是移民浪潮的前沿，是野蛮和文明的会合处……荒野被越来越多持续增长的文明线条所渗入。

在特纳看来，开拓边疆，压制荒野与野蛮，其目的是在桀骜的、不合作的自然界中开辟出可居住的空间。这不仅是单纯的空间扩张和物理世界的逐步驯化。开发边疆当然能够达成这些目的，但对特纳来说，它也是定义美国民族性格独特性的核心体验。随着身强力壮的拓荒者每次将边疆向外推进，不仅新的土地被纳入美国版图，而且新的血液也被注入美国理想的血脉中。每一波西进的浪潮，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也将人性的冲击波传回到东部。

到了20世纪后期，有关荒野和边疆的意象已经不大适用于西部的平原、山脉和森林（西部的文明程度已经相当可观），反而更适用于美国东部的城市。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郊区化的兴起，美国城市开始被视为“城市荒野”；城市过去是——如今大多数也仍然是——滋生疾病和混乱、犯罪和腐败、毒品和危险的温床。事实上，这些担忧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就由关注城市的“凋敝”和“没落”、内城的“社会弊病”、城市社会的“病理现象”的城市理论家们表达过，简言之，“城市不再是天堂”。城市被描绘为荒野，或者是更糟糕的描述——“丛林”。比起新闻媒体或社科著述的描绘，这一点在好莱坞的“城市丛林”类型电影中表现得更加形象，比如《金刚》《西区故事》《梦断勇士》和《布朗克斯的阿帕奇要塞》这些电影的主题。正如罗伯特·博勒加德（1993）所说，这种“有关没落的话语”主宰了有关城市的讨论。

反城市主义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一个核心主题。与当初的荒野经验类似，过去的30年间，人们对城市的印象也经历了从恐惧到浪漫主义的转向，以及从荒野到前沿的城市意象的发展。17世纪的科顿·马瑟和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对森林充满恐惧，将其视为难以穿越的邪恶、危险的荒野、原始之地。但随着森林不断被驯化，及其在日益资本化的人类劳动者手中不断发生变化，特纳较为温和的边疆意象逐渐取代了马瑟的邪恶森林论调。这种乐观主义和扩张的期待与折射出自信与征服感的“前沿”相关联。因此，在20世纪的美国城市中，城市荒野的意象——意味着绝望地放弃——到20世纪60年代（尽管到处都是暴动）已经开始被城市前沿的意象取代。这种转变可以部分追溯到“城市更新”的讨论，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独户式住宅和公寓街区的改造逐渐形成，“城市更新”继承者的象征意味而得到强化。在士绅化（gentrifcation）的语言中，对前沿意象的青睐是显而易见的：城市拓荒者、城市自耕农和城市牛仔成了城市前沿新的民间英雄。在20世纪80年代，房地产杂志甚至谈到了“城市侦察员”，他们的工作是去考察高档街区的周边，探察地块是否适合投资，同时还要报告当地居民的友好程度。不那么乐观的评论员则控诉新出现的“城市好汉”与内城的毒品文化有关联。

正如特纳虽然认识到美洲原住民的存在，却将他们看作野蛮荒野的一部分，当代的城市前沿意象也把当下的内城人口视作自己周围环境的自然元素。因此，“城市拓荒者”的术语和“拓荒者”的最初概念一样，显得傲慢自负，因为它暗示着一个还没有社会化的城市；同美洲原住民一样，城市工人阶级并没有被认为是社会的一部分，而只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特纳在这一点上说得很清楚，他把边疆称为“野蛮和文明的会合处”，虽然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士绅化前沿的论述很少说得那么明确，但是对待内城人口的方式大致相同。

这种相似之处还有很多。对特纳来说，地理上边界线的向西推进与锻造“民族精神”有关。同样的精神期望也在将士绅化看作城市复兴前沿的一片拥护声中得以表达；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新的城市拓荒者被寄予厚望，期待他们能够如当年的前辈那样对萎靡不振的民族精神做出贡献：带领国家进入一个新的世界，把旧世界的问题都抛在后面。借用一份联邦文件上的话，士绅化的历史使命涉及“在心理上重新体验过去所取得的成功，因为近年来让人失望的事件不断上演，如越南战争、水门事件、能源危机、环境污染、通货膨胀、高利率等”（历史文物保护咨询委员会，1980）。从这里，我们将会看到，从失败的自由主义走到20世纪90年代的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仅是很短的一段路程。目前还没有人会真的认为，我们应该把詹姆斯·劳斯（他负责开发了巴尔的摩内港、纽约南街海港及波士顿的法纽尔厅这类风格特异的市中心旅游购物街）视作士绅化的约翰·韦恩，但只要这些项目成为许多城市中心进行士绅化改造的标准，这种说法仍将是相当符合城市前沿话语的。最后，重要的结论是，无论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西部，还是在20世纪末的内城，前沿话语使征服的过程变得合理化、合法化了。

特纳对西部历史研究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他所设立的爱国者历史标准也很难让人忽视。然而，新一代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已经开始重写边疆的历史。帕特里夏·尼尔森·利默里克在自己对西部好莱坞历史的拨乱反正中察觉到近现代城市对前沿母题的再次挪用：

如果好莱坞想抓住西部历史的真实情绪，它的电影将是关于房地产的。约翰·韦恩将既不是枪手，也不是警长，而是测量师、投机商或者打索赔官司的律师。决斗将出现在土地办公室或法庭；武器是契约和诉讼，而不是左轮手枪。

约翰·韦恩

现在，这在很多方面看上去似乎是对士绅化过程的一种高度民族主义的表达。事实上，士绅化完全是一个国际现象，广泛出现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的城市，以及日本、南非和巴西的一些城市。在布拉格或悉尼，或者说多伦多，关于前沿的语言并不像在美国那样自动成为士绅化的意识形态润滑剂，而这种适用于世纪末城市的前沿神话看上去很明显是美国的造物。毫无疑问的是，虽然前沿神话更加明显地表现在美国，但是最初的前沿体验并不是单纯的美国商品。首先，它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或西西里岛的潜在移民对新世界的想象，而这种想象与已经居住在堪萨斯城或旧金山的德国或中国移民对新大陆的体验一样是真切的。其次，其他的欧洲殖民前哨站，如澳大利亚或肯尼亚内陆、加拿大的“西北前沿”，或印度和巴基斯坦，虽然阶级构成、种族结构和地形地貌全然不同，却享有同样功效的前沿灵药，这使它们保持了相同的意识形态。最后，前沿母题不管怎么说，都是在非美国（non-US）的情况下出现的。

作者：尼尔·史密斯

翻译：李晔国

编辑：陈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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