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工厂内迁的苦难，资金内迁根本没有难度却遭到了抵制，原因就是上海的黑汇投机十分狂热。一般有一定资金规模的人在上海套汇，每个月能够获得七八分的月息，且十分轻而易举。也无怪他们宁愿在租界发国难财而不愿意去内地了。

由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和上海金融法制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埠际往来与互动视野下的上海金融”国际研讨会日前在复旦大学召开。

近代以来，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是学界和实务界公认的观点。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学者较多关注它的形成、发展以及社会影响等问题。

然而，不可避免地，一些疑问也浮出水面。金融中心为谁服务是其中一个核心问题。人们很容易产生一个重大的疑问：上海既然作为中国近代的金融中心，甚至一度成为远东的明珠，缘何中国国力依然处在积贫积弱的状态?彼时的金融不仅没有帮助国家富强，反而成为拖累国家的负累——人们对于近代中国金融辉煌的记忆总是伴随着恶性通货膨胀，整捆麻袋的法币、金圆券买不到一刀草纸的景象。

自被迫开放到清末，上海金融的畸形发展，就已经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衰落埋下了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戴鞍钢在研究近代上海和江南的经济金融活动中发现，即便是近在咫尺的江浙一带，普通民众能够得到的金融支持非常微弱，生产方式不被看好但又缺乏必要生产资金的农民只能依靠自己朴素的方式进行融资。

戴鞍钢指出，距上海不远的浙江省嘉兴县，“私人借贷是调节农村金融最普通的一个方法。各处农民，除少数富有者外，大都负债。少者数十元，多者千元，亏欠二三百元者，比比皆是”。1930年对上海市140户农家的调査亦载:“借债一途，为生活不足时之暂时救济法……有一部分农民，非赖此不能弥补入不敷出之现状。”其“借款之方法有种种，最普通者为直接借入现金，其次典质，再次约会。以农家类别言，借债之家均超过半数以上。最多者半自耕农，几占78.7%；佃耕农72.7%；自耕农量少，亦有55%”。就其借债利息而言，不乏高利贷，而越是贫困者所受盘剥越重，该项调査者直言:“农家愈穷困，利率愈高，盖但求‘医得眼前疮’，即‘剜却心头肉’，亦不能不忍受痛苦。”一些农户为躲避高利贷的盘剥，采用诸如“揺会”的传统方式互助互济。据1928年对上海近郊农村的调査:“乡民又有集合揺会者，每年举行三四次，每会自七八人至二十余人，会款自一二元至二十元不等，藉作经济之流通。”

1934年，有上海金融界人士直言:“银行之集巨资以营业，本以调剂金融为目的，但处于今日商业衰落之际，而仍日见其多，在不知者视之，必以为上海商业繁盛，故银行得以日增日盛。然吸收存款而无出路，亦遗害存户。且在银行未发达时，存户之款皆散在乡间，作为农民游资。及后银行信用日佳，存户亦嫌放款农民，不若存入银行为便利；且上海乃通商口岸，交通极便尚有租界可以保障，绝无兵灾危险；又兼近年来天灾人祸，愈为银行造机会。予观沪宁、杭沪二路一带市镇，在昔本富庶之地今者渐成衰落之区，虽半由丝绸业之失败，但银行之吸收存款亦不能辞其咎。银行吸收存款，既不放于农民而反事投机，故余谓银行愈发达，农村愈衰落，或非诬也。”

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辛亥革命到1949年之前的历史上，中国的政治版图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南北对峙军阀混战。金融出于逐利之考虑，又兼并不热心普通人民的需要，故而更加容易依附政治势力。即便是“东北易帜”之后蒋介石完成形式上的统一，但是各地的金融业依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曾一度有过法币不过黄河的说法，客观上也反映出背后政治的不稳定性。

安徽师范大学讲师马长伟指出，在研究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中，专家学者均会论及华资银行的南迁，尤其是1930年代以后，以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为代表的华资金融业总行选址的变化，直接促成和巩固了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北四行最初由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吴鼎昌主持业务，后吴鼎昌任职实业部部长，北四行遂由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主持。北四行的主要负责人基本上全是南方人，但相对“南三行”而言，北四行在成立初期的主要经营范围在华北地区，故有此称呼。也有人认为“他们都是北洋军阀时代发展起来的北方金融资本，主持人大都为北洋军阀，中南银行则依附于北洋军阀”，故而被称为北四行。北洋时期北四行依附的对象主要有两个层面。政治上仰仗政学系的帮助，业务上依靠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扶植。

政学系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集团，起源于张耀曾、李根源等为支持段褀瑞对德宣战而成立的政学会。1918年段褀瑞解散旧国会，张耀曾等南下参加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护法政府。期间，与滇贵军阀唐继尧、陆荣廷等勾结，对孙中山动辄掣肘，被称为政学系。政学系人员先后参与徐世昌、曹锟政府，成为北洋政府中不可缺少的政治集团，同时也是北方官僚资本的中坚。中行、交行以及北四行的主要人员都是政学系人物，如张嘉璈、吴鼎昌。此外，胡笔江为政学系中与豪门合作最早者，曾由梁士诒推荐担任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北四行集团的设立，以及四行准备库的开创均与胡笔江有关。有了这层关系，总行远在上海的中南银行后被政学系笼络，成为了北四行之一。当时舆论斥责盐业、金城、中南等银行与军阀是“财阀盗阀同恶相济”，甚至对中南银行表示不理解：“中南银行的大股东是华侨黄奕住，他是有资本的……何苦这样帮助盗阀?难道不这样，中南便无事可做吗?”

然而在利益面前，银行业并不会十分介意投靠谁。

马长伟研究中提到，近代中国金融业一向都追逐政治中心，“一方面是因为官僚资本发源于政治中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公债及外债利润可观”。“公债者，以国家信用为抵押之具者也。今我国政府于财政窘迫之际，不惜以十数元之微值，发行面额百元之公债。”所以北京政府时期，京津地区金融特别发达。

为了支撑军费开支，南京政府也大量发行公债。“自国府建都南京以来，历次所发公债，几无一照法价折卖，均在五折至七折间出抵。”银行业作为承包方，可以从中获得优厚的回报。如南京政府在战前举借内债约为11亿元，实收不过六成，其中至少有4亿元以上是被银行作为利润拿走的。根据日本东亚经济调査局的数据，自1927到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行公债113亿元，而实收额只有64.5亿元，比率仅为57%。当时承卖公债的银行，除了中国、交通等国家银行外，就是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储蓄等江浙财阀体系的银行。北四行虽也有参与，但数量相对较少。如此巨大的公债利润，促成了南京政府与江浙财阀沆瀣一气。江浙财阀靠此获得暴利，短短数年内便“取北洋财阀而代之”，江浙财阀成为了中国迅猛发展的金融资本集团。有鉴于此，北四行出于挽救自身颓势的考虑，积极谋求南下发展。同时北方系的其他银行，以及四川、广东财团的银行纷纷从全国各地迁总行来沪。这无疑是来参加南京的公债热。银行界成为政府政治上寻租的对手方。

尽管马长伟认为北四行只是在经济上与江浙财阀合作，理由是其总行始终在北方，直到日军入侵京津陷落才南迁上海，嗣后抗战全面爆发，北四行也没有跟随国府西迁陪都重庆，而是坚持在上海租界开业，但恐怕这并不等于银行做得对。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志英就清楚地指出，“孤岛”时期的上海金融界发出了“到西南去”的号召，一则有利于巩固国防，二则也是为了实现投资者利益。到了1939年，上海游资充斥，有人估计上海各银行存款总额在20亿元左右，最高可能达到30亿元。各家银行存款一致性地激增，超过了战前水平，委实是一种畸形状态。不少有识之士认为，上海太过狭小，并不是康庄大道，西南各个安全地带是一片自由的新天地，这批游资完全可以成为国家的至宝。然而事与愿违，相较于工厂内迁的苦难，资金内迁根本没有难度却遭到了抵制，原因就是上海的黑汇投机十分狂热。一般有一定资金规模的人在上海套汇，每个月能够获得七八分的月息，且十分轻而易举。也无怪他们宁愿在租界发国难财而不愿意去内地了。直到1939年9月欧战爆发，一些香港富民和租界人士担忧日军加强管辖，将资金大量迁往内地，带动汇兑贴水大跌，这才形成了上海游资逐步向内地转移的态势。

金融不仅依附政治，在某些时刻，金融会影响政治，甚至左右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郑成林指出，宁汉对峙时期，武汉国民政府为缓解财政危机、维持金融市面，颁布《集中现金条例》，仅许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发行的“汉钞”流通，禁止使用现金和其他商业银行发行的纸币。后又由中央银行汉口分行代发国库券近千万元，并同等现金流通于市面。然而，这些举措未能缓解武汉国民政府的困境，反而因钞券价格腾落，物价飞涨，进一步恶化了武汉地区财政和经济的双重危机，这也使宁汉政争的天平向宁方倾斜。“七一五事变”后，宁汉开始合流，武汉国民政府也随之调整财政经济政策，允许现金使用和流通，“汉钞”和国库券贬值更趋严重。在此情形下，武汉当局不得不维持和收回国库券，并允许“汉钞”兑现，后又予以整理。

汉口虽然是国内仅次于上海与天津的金融中心，但是却有一个天然的缺陷，即汉口是依附上海和天津的，因为当时的华资和外资银行没有一家总行设立在汉口。因此，颁布《集中现金条例》断绝汉口和沪津的金融往来之后，汉口的金融和商贸顿时陷入了荒漠。

武汉国民政府仿效“一战”期间欧洲各国集中现金政策，无疑是自杀之举。殊不知，欧洲各国是在一国之内集中现金，而非限于一隅，其成功有赖于国内银行完善的银行组织系统，在现金集中后“固有之信用制度不因此而破坏”，“故可持久不敝”。张嘉璈认为集中现金是武汉国民政府做出的“最无经济常识之举”，认为汉口成为“荒野沙漠”是该条例颁行时没有顾及汉口金融在全国金融网络中的地位，进而破坏了汉口金融与上海、天津等地的往来关系，势必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局面。进一步分析可知，在这种埠际金融关系被破坏后，武汉国民政府也难以独善其身，与南京合流是迟早之事。

作者：陈韶旭（本文原载于2016年12月9日文汇学人）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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