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到达沙坪坝的当月，丰子恺举办了平生第一次画展，虽然他心里其实并非情愿以卖画为生：“生活狂澜未已，为欲抵抗，我竟变成了卖画人，常引为愧。”张院西恰在这时出现，而且在紧俏物资方面对丰氏还多有帮助，丰氏自然感恩，在言辞上非常客气，售画的条件也很优惠。

上世纪90年代，我有幸碰到了好几次收藏奇遇，经过虽然颇为曲折，但所幸大都如我所愿，被我一一收入囊中，入藏的其中之一就是这一批丰子恺致张院西的信札。丰子恺的这批信札写于1940年代抗战时期的西南重庆和1950年代初刚解放的上海，是国家民族经历巨变的两个重要节点。信札虽小，然其中所反映的点滴也颇能窥见时代之一斑，自有其特殊的文化意义，这批丰子恺信札正可作如是观。

（一）

这批信札的收信人都是一个叫（张）院西的，此人名不见经传，即使当今网络信息如此发达，也几乎查不到任何有用的线索。通过各种途径查询，目前也只大略知道他是一个金融界人士，原名张辐臣，字院西，为河北南皮人，曾在当地开设过协玉银号，并是兴业典当行的经理，抗战期间前往西南发展。我也曾向丰子恺先生的女儿丰一吟女士请教，并寄去一些复印件，询问是否知道院西其人？一吟女士非常热心，不但很快回信，而且在家中翻找资料，一有新的线索就马上告知，令人感动。下面是一吟女士几封回信的摘录：

院西姓张，我记性极差，只记得有一段时期父亲经常与他来往，但关于他的情况记不起来了，或许看了信会记起一二。  2002年1月3日

说来也巧，你提到院西，我处也发现了一封父亲写信给院西的钢笔信，无年代。从用纸及字迹看，似是晚年所写。你能不能联系你处诸信，定下一个大致的年代？  2002年1月7日

父亲的信不写日期，幸而此三信中有“明日赴遂宁”一语，由此可以推断为1945年（6月27日）所写。奇怪，当时白糖麻油难买，又不是“文革”中。那时我不管家务，所以不知艰苦。

你第一次来信时，我就脱口而出：“叫张院西”，后来想了又想，又不敢肯定了。但再仔细想想，还是张院西。不知是何界人士（报界）？以后如有所得，定当奉告。

此人与我父亲的交往，看来介绍买画较多。另外，我回忆不起来什么。唉，记性太坏了。2002年1月19日

我手头有父亲在“文革”期间设的一本小通讯册（料想以前的被抄走了）。我一直想看一遍，做一做索引卡片，一直未果。自你通知我致院西的信件一事后，我决心做索引卡片（该小册共七十几面），以求从中得到“院西是否张院西”或其他资料。

今天果然在第18页上看到了“张院西”三字，可见我的记性还不错。在名字下方写着这样几个字：旧野味香73.4.25见。野味香（吃馄饨面的）在陕西南路上，淮海路北首，门面朝东。“文革”期间，可能更名了，所以称为“旧”。张院西在1973年居然还与父亲见了一面。此人现在恐已不在了？不知去向。其他找不到什么了。2002年1月20日

关于张院西，我起初疑为报界人士，但前天遇到几位熟悉30年代的朋友，都不知此人名，可见不是文艺界人。

或许正如你所说，是从商的，我实在一无所知了！而且我估计其他文艺界人都不会知道他，因为我父亲与之通信的人，三教九流都有。

要不是我在父亲小通讯册上查到“野味香”遇见他，我还会怀疑他是四川人呢！

据我看，他介绍友人要画，比他自己要的更多，所以，他也不见得怎么富，也不一定是位收藏家。  2002年2月10日

最近理照片，发现此画照（按：指“儿童群相”画），且有二张同样。今送你一张，或许有用。  2002年3月14日

一吟女士的信解开了我的很多疑惑，特别是得知丰、张两人70年代还在上海陕西南路上的野味香饭店见过面，说明当时他们还有来往，那么张院西应该也在上海居住；后来更得知张院西就住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离陕西南路并不远，那在野味香会面就更合情合理了。1973年正处于“文革”期间，那时丰子恺的日子并不好过，这个时间点两人依然见面，虽然说不上有什么特别，但也能说明他们的交谊确实不一般。

一吟女士在信中提到了“儿童群相”这幅画，并附上了翻拍的照片。正好丰子恺致张院西的信中也有几封说到此画：

院西仁弟：……吾弟欲得《儿童相》而藏之，此事仆自己亦感兴味，盖仆一向喜写儿童也。待笔债还清（因双十润笔加倍，故近笔债堆积，大约双十前后可还清。附寄改定润例，供传观），当将漫画儿童相中可爱诸相，汇集为一图，画面必甚闹热矣。同时仆自己亦绘一张自藏也。惟此事费时，请略缓报命。兴味之作，不收润笔，请勿客气……

小兄 丰子恺叩

{1947年}十月三日

院西仁弟：……仆近拔牙，将所有十七颗牙完全拔去，改装假牙全口，今日为拔完之日，虽无苦痛，因连日麻醉，身心疲劳。儿童生活横幅，须待元气恢复后画奉可也，请宽待为荷……

小兄 子恺叩

{1947年}十一月廿七日

院西仁弟：……近正构图一儿童画，是开明《中学生》什志（元旦用）印彩色立幅赠读者用。构成后当重绘一张奉赠吾弟。因前所言《儿童相》规模太大，一时无暇构图，先作一小规模之儿童相耳。

小兄 子恺叩

{1947年}十二月十六日

院西仁弟：《群童图》今构成，另一张给开明书店彩色石印，随《中学生》杂志分送读者，故年月预写“卅七年元旦作”也。此不但群童相，又是物价动荡时代之纪念，他年国泰民安时，再展此图，当发大笑。

子恺顿首

{1947年}十二月十八日

从丰子恺的这些信中可知，张院西很早就向丰氏求画“儿童群相”图，而丰氏自己对这一题材也很感兴趣，一口答应，只是因“此事费时”，又逢双十，笔债大增，故“请略缓报命”；并慷慨表示“兴味之作，不收润笔，请勿客气”。后因正逢丰氏拔牙，身心疲惫，此事遂拖延了下来。1947年12月，开明书店的《中学生》杂志拟请丰子恺画一图，准备彩色石印后夹在

杂志内，作为新年贺礼赠送给读者。丰子恺于是两事并一事，画了两幅“小规模”的《群童图》，一份给开明书店，一份即赠给张院西。丰子恺在18日的信中不但交待了《群童图》（即“儿童群相”图）的落款时间挪后的原因，并且点明：此画为“物价动荡时代之纪念”，而这也正是这幅《群童图》的主题。丰子恺的这封信写于1947年的12月18日，实际上，早在一年前，上海的物价已经呈现飞涨的趋势。1945年9月5日，在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后的第三天，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即飞降上海，不久大批接收官员随之而来。短暂的喜悦过后，人们很快发现，这些大员们凭借手中的特权，竟做着搜刮民脂民膏的勾当；有些人还曾在伪政府任过职，现在竟也凭借着“朝中有人”耀武扬威起来。老百姓虽无力反抗，但坊间流传的民谣则尽情宣泄着他们心中的愤慨，他们把这样的“接收大员”称为“劫收大员”，将其所作所为称作“五子登科”（架子、条子、房子、女子、车子），上海也成为中国遭受经济崩溃恶浪损害最烈的地区。伪中储券（日伪时期华中华南地区通用货币）和法币（国统区通用货币）200比1的兑换，让上海滩上的一切急速贬值，当时的物价已经是战前的几百倍、几千倍了，对国民政府腐败的责难此时已呈民怨鼎沸之势，以至有人愤慨，还不如回到战前。

丰子恺在送给张院西“笑存”的这幅《群童图》上题有一首打油诗：“襁褓像物价，日长又夜长。出世才三朝，看似三岁外。”这正是当时上海物价一日三变的真实写照，也是对这一畸形现象的巧妙讽刺。丰子恺的这幅《群童图》由开明书店彩色石印，夹在《中学生》杂志1948年新年号里分送给读者，以为福利。这想来应该出自叶圣陶等一批“开明元老”的倡议，而丰子恺也是“开明”的股东，自然愿意配合，成全这一美事。蹊跷的是，丰子恺还另绘有一张题为《新衣》的画，也是作为赠品夹在1948年新年号的《中学生》里附送给读者。查1947年12月24日《叶圣陶日记》，有这样的记载：“余到店后作一绝，题子恺之画，将以为《中学生》杂志之赠品者。其画作元旦日合家穿新衣，大姊正为稚弟穿上之状。余诗曰：‘深知天下犹饥溺，试着新衣色赧然。安得家家俱饱暖，眉梢喜溢过新年。’”（叶至善整理《叶圣陶日记》，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由丰画到叶诗，都可以看出当时物价腾飞，民不聊生的景象，这且不提；令人疑惑的是即便欢庆新年，同一期杂志附送两幅赠品，这似乎有些奢侈。谢其章在《丰子恺的“新年漫画”》一文里说：《新衣》这幅画是“作为1948年的赠品送给《中学生》杂志订户，零售的《中学生》则没有。”并特地说明：画很大，宽25厘米，长48厘米，用中国纸彩印，必须叠成几折夹在杂志里（谢其章《漫画漫话：1910-1950年世间相》，新星出版社2006年12月）。我猜测，这幅大尺寸的《新衣》既然是为订户准备的，那么，《群童图》想必尺寸一定偏小，应该是送给零售读者的礼物，如此，则既不显厚此薄彼，更皆大欢喜也。我由此想到的是，当年杂志里的这类“夹物”其实还不少，并且范围很广，有些还颇有价值。但可惜由于是“散页”，不易保存，留存下来的更是少见，即使是一些大型图书馆，也往往不见此类“散页”的踪影，故似乎更应引起我们注意。

（二）

抗战时期物资供应紧张，民生艰难，而张院西当时在西南执掌供销社，手中掌握有相当资源，他也因此拥有丰富的人脉关系。但即便如此，张院西毕竟只是位居中层的实业家，并非豪富，也算不上是收藏家，正如一吟女士所猜测的那样：“据我看，他介绍友人要画，比他自己要的更多，所以，他也不见得怎么富，也不一定是位收藏家。”

张院西除了自己收藏一些字画以外，确实更多的是以中介人的身份出现在和画家的交往中，而当时的一些书画家也愿意通过更多的渠道来出售自己的作品，在物价腾升，物质匮乏的战时略有收益，弥补家用。这种特殊的关系古已有之，对彼此是一种双赢。下面的两封信是很好的说明：

院西吾友：……弘一法师像，稍凉后当写一帧奉赠。册页润格，普通照一方尺算（附润例，此例九月起将改订，增为每方尺千元），但经吾弟介绍，可不拘例，请代为裁定可也。生活狂澜未已，为欲抵抗，我竟变成了卖画人，常引为愧。秋凉盼能图晤，以后通信，乞寄沙坪坝庙弯丰宅，此乃自建节庐，收信较为妥速，且永久也。即颂

秋安！

小兄子恺叩

{1943年}八月廿三日

院西吾友：……弘一师像，因郑重故，不旨草率从事，故至今未奉。各方索者已达十余帧，不日当安排清净身意，一并写绘……仆近辞艺专，闲居在家，以读书作画为事，恢复抗战前十年来之生活，一时颇觉自由。足下公忙，请勿枉驾，仆入城时当顺道到化龙桥相晤也。前寄润例，有机会时代为宣传介绍，乞勿勉强可也。顺祝

秋安！

子恺顿首

{1943年}九月卅日

丰子恺是1942年11月告别浙大抵达重庆沙坪坝的，并于当月下旬在重庆夫子池举办了平生第一次画展。1943年夏，丰子恺在沙坪坝正街以西租地自建竹壁平屋，命名为“沙坪小屋”，正式地址为沙坪坝庙湾特5号；当年秋，他辞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务主任一职，在家潜心书画创作。据此，上述两信当都写于1943年无疑。弘一法师是1942年10月13日在泉州开元寺圆寂的，这对丰子恺影响很大，在接到开元寺性常法师电报后，他即静坐数十分钟，发愿为法师造像一百尊。当时，因仰慕弘一高僧大名，向丰子恺求画弘一像的人很多，张院西也是其中之一。而丰子恺将此视为郑重之事，并不愿轻率落笔，草草打发，上述两信就是丰氏此种心态的流露。

丰子恺曾在很多文化机构任职，有很体面的收入；向他约稿（包括书画和文章）的报刊也源源不断，应接不暇。故在战前，虽然子女众多，他也足以依靠自己的学识和一支笔养家糊口，并无后顾之忧。战争改变了这一切，抗战爆发后，丰氏拖家带口，疲于奔命，1942年抵达重庆，算是暂时安顿下来。当时，丰子恺已经离开了浙江大学，又辞去了国立艺专的教职，没有了稳定收入，卖画就成了摆在丰氏面前很实际的首选，况且，喜欢他书画作品的人又是那样多。到达沙坪坝的当月，丰子恺就举办了平生第一次画展，我想，这也应该是向公众的一次信息发布吧，虽然他心里其实并非情愿以卖画为生：“生活狂澜未已，为欲抵抗，我竟变成了卖画人，常引为愧。”信中的这段话非常坦率，也表露得很清楚。既然要卖画，一定的渠道还是需要的，有人介绍，往往事半功倍，张院西恰在这时出现，而且在紧俏物资方面对丰氏还多有帮助，丰氏自然感恩，在言辞上非常客气，售画的条件也很优惠：“但经吾弟介绍，可不拘例，请代为裁定可也。”“前寄润例，有机会时代为宣传介绍，乞勿勉强可也。”等等皆是。

战时物资供应紧张，可以想象；丰氏一家人口众多，吃穿用度都倍于一般家庭，更觉困难。而且，丰子恺茹素，战前且吃净素，抗战后因应酬不便，始

改吃“三净肉”（“三净肉”乃佛教名词，指：1、不为己杀。2、已死动物。3、不得已故。如此则虽吃荤而不犯杀戒），即所谓“肉边菜”，心中常感不安。当时油属于战略物资，一律凭票供应，而且一般都是猪油，菜油少量限购，这让茹素的丰氏颇感不便。而张院西在供销社掌权，手中握有一定资源，正好在这方面解了丰氏燃眉之急：

院西仁弟：示奉到，蒙设法购糖，至感；食油隔月供应，无妨，因舍下已于前日装置电灯，油可专供食用，隔月得廿斤，亦庶几不乏矣……即颂

时祺！

小兄子恺叩

{1944年}四月十四日

院西学友：……食油如可得，乞随时示知，以便派人来领……即颂

时安！

小兄子恺叩

{1944年}五月十七日

院西仁弟：昨日上歌乐山，回来始知受赠麻油八斤，僧烛十二支。仆前函原意，如油可代购，拟请代购耳。今受赠愧甚，不好意思。此间菜油每月每人限购四两（家有身份证六张，才得廿四两耳），今得八斤，可长期无忧矣，特此道谢。以后还有糖可得，更佳。但不可再赠，有时当由仆派工役到尊处领取并偿代价，是为至要。

足下喜仆小品，诚知音之言。拙作不宜大。而购书画者必欲大，勉强以大字画应酬之，而以小品自藏。今选自藏曼殊诗二页，李后主画一页，随此函附赠，非以报油烛，乃以答知音……即颂

近安！

小兄子恺顿首

{1944年}六月十九日

院西仁弟：示奉到。白糖及麻油有办法，甚为欣慰。即请代购：白糖廿斤，麻油尽尊处限量，多多益善。买定，乞示知数量、价值，当即派工人持器及货款，前来化龙桥领取……即颂近安。

小兄子恺叩

{1945年}六月二十七日

院西吾友：……承代办糖、油，复承厚赠肥皂、药皂，感谢殊深，只得另图后报。先此致谢。疲倦，暂不多书。即颂

著祺！

小兄子恺叩

{1945年}七月二十一日

食油、白糖、肥皂之类都是普通的生活用品，在承平时期即如灶头烧火小婢，自然不致引人注意；而一到战时，万物短缺，处处不便，这类生活中须臾不可少、家家不可缺的日常之物，马上成为紧俏物资，顿显尊贵，需要凭票限量供应。张院西在这方面的经常接济，对丰子恺一家而言，确实可称是鼎力相助。故丰氏不惜卑辞相谢，并且尽量满足他的求画要求，甚至时常无偿相赠，演绎了一段抗战时期画家与画商之间的佳话。

（三）

除了买画卖画，购油购糖，丰子恺和张院西之间也经常会谈些艺术话题。张院西的审美水准并不低，丰氏1944年6月19日信中所言“足下喜仆小品，诚知音之言。拙作不宜大。而购书画者必欲大，勉强以大字画应酬之，而以小品自藏”。即是一例。与那些假、大、空之作相比，丰子恺更注重小、巧、精、拙，他的风格特色是将烂漫气质蕴含于毫芒之间，将人品格调融汇在方寸之中，若孩童般天真自然，着重表现人间的真趣味、真性情。张院西喜欢他的小品，这自然搔得痒处，引起丰氏共鸣。当然，两人交往之中更多的肯定是丰氏对张院西的指点。如：

院西仁弟：……马先生润例极低，使求者担负轻便。此公书法，当今首屈一指，吾弟不妨多求  （以后即可直接寄币汇款），并应多方介绍，勿失良机也（仆近亦求得五件）。即颂

近好！

小兄恺叩

{1944年}三月五日

丰子恺求学时，曾在李叔同先生指导下，很认真地临摹过《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魏齐造像》等碑刻法书。在现代书家中，他非常服膺马一浮的行书，马老的书法是魏碑与二王行书结合的典范，丰子恺后来书法的走向与此有很大渊源。因此，丰氏向张院西大力推荐马一浮的书法，并让他多方介绍，这也是丰氏审美趣向的体现。而张院西也从善如流，立即下单请购马一浮的书法：

院西仁弟：……马先生润资千元已代汇去，邮资不需五百元，数十元已足，吾弟既汇来，仆即如数转汇与马先生，说明五百元是张君所赠邮资。此亦敬老之意，想吾弟必同意也……浙江大学教授南京郦衡叔先生，国画清丽，为时下所难得（仆不喜时下国画，恨其依样葫芦，千篇一律，毫无创意。独于郦君画深爱之，为其布局用笔之清丽）。仆去岁收藏数幅（乃彼求售而仆选购者），今以一幅《秋山亭子》移赠，并加题跋。因无以为报，砚墨之赠，借花献佛而已……即颂

时安！

小兄子恺叩

{1944年}三月廿七日

郦衡叔（1904—1967）是丰子恺授教浙江大学时的同事，他本名郦承铨，号愿堂，别署无愿居士，江苏南京人，是著名的诗人、学者，于诗词一道颇有研究，有《愿堂读书记》等著作行世。他又喜好艺术，书法绘画俱极典雅，是典型的文人画家。丰子恺崇尚自然天趣，郦衡叔的绘画艺术不墨守成规，其清丽典雅的绘画风格别具天趣，故获得丰氏大力赞赏，并以其佳作移赠张院西，作为获赠砚台笔墨的答谢，其中自然也有推荐朋友画作的美意。

新时代到来之际，知识分子作何思想，生活如何，待遇又怎样？这是很有意义的课题，学界关注的人也不少，可惜真正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并不多。丰子恺这里的几封信提供了很有

价值的资讯：

院西仁弟：久不通音，世变沧桑；忽接来示，至深欣慰。仆去秋漫游台湾、闽南、香港、广州，解放前数周飞返上海。因交通断绝，不能返杭，遂卜居沪上。址如下：

吕班路、南昌路（即陶尔非斯路）43弄76号，电话八四九七九。

数月来虽未通问，然每写信，必念及仁弟，因此种信笺，乃吾弟所赠，至今尚未用罄也。来示索画，稍缓写奉，以纪念解放之欢庆。不受润笔，盖真正之自由平等，从兹始可实现；而过去社会之罪恶黑暗，从兹可以消灭。虽目下解放伊始，小有缺陷，然确信以此精神治国，将来必上轨道，使人人各得其所。犹似患疮之人，请医开刀，虽一时苦痛，将来必得幸福也。仆解放后忙于编制新艺术论，卖画生活暂告段落，虽收入不及以前之丰，然简略生活，颇可度过。我等在此，本无物质奢望，能与众生同乐，虽清旧而心甚安。不知仁者以为如何也。匆复，即问

时祺！

小兄丰子恺叩

{1949年}十月十日

院西仁弟：示奉到。近因解放后求书画者甚少，同时俄文学习甚忙，编译又忙，以故停止鬻画，无有润例。但友好所属，仍可无条件应命。贵友所属，请示款名及大小，当写奉可也。顺颂

日安！

小兄丰子恺叩

{1950年}七月十一日

院西仁弟：梅兰竹菊诗笺，诚属可爱。我写了四张字，都是毛主席的诗词。其余的我寄还你，因为我近来久已不作书画（画已封笔，附上启事一），对此物已无兴趣。我近来专门学习俄文，与画笺相去很远了。但我很赞成你来信的话：“在工作疲倦时，能恢复疲劳，亦所必需。”我近来以读诗词为恢复疲劳之物。白居易诗尤为可爱。而我自己艺术创作，竟完全停止了。所以我不能替你作画。天潼路666弄39号万叶书店近刊我过去的画，有两册：《子恺漫画彩色版》及《儿童情景》，你倘爱看我的画，不妨去买两册看看……顺问近好！

小兄丰子恺叩

{1951年}九月十三日

新时代的到来，会改变旧社会的很多习俗，冲击很多人原有的生活模式。丰氏写于1949年10月和1950年7月的两封信，心情平静，思绪坦然，他自觉停止了鬻画生涯，表示“卖画生活暂告段落，虽收入不及以前之丰，然简略生活，颇可度过。我等在此，本无物质奢望，能与众生同乐，虽清旧而心甚安”；他并对未来寄托有很大的期望：“真正之自由平等，从兹始可实现；而过去社会之罪恶黑暗，从兹可以消灭。虽目下解放伊始，小有缺陷，然确信以此精神治国，将来必上轨道，使人人各得其所。犹似患疮之人，请医开刀，虽一时苦痛，将来必得幸福也。”写于1951年的那封信，则是在风静之下隐藏暗流，答案就在“梅兰竹菊”这四个字里。1950年夏，上海美术界在绍兴路7号中华学谊社举行大会，先有解放区来的人介绍那里的美术情况，然后会议主席米谷请丰子恺讲话。根据毕克官《〈子恺漫画〉研究》一文引述钱君匋先生的回忆，丰先生在会上讲了这样一番话：“刚才各位同志对绘画的方向道路，为工农兵服务都谈到了，赞颂工农兵，这是必须的。但我以为，过去中国的梅兰竹菊，还是要搞的。因为一天工作很累，晚上回家要休息，梅兰竹菊也不可以抛弃，还有必要。为工农兵是大拳头，‘四君子’利于恢复疲劳。”丰子恺讲话完毕，当场有五六个人上台发言，对他刚才的讲话进行激烈的批评。丰子恺对这突如其来的批评大吃一惊，身上的冷汗都湿透了衣衫。回去的路上，丰先生说：“我以后不谈美术了，让他们去吧！以后美术的会我也不参加了。”（见毕克官《漫画的话与画：百年漫画见闻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1月）再对照丰氏一年后信中所言：“我近来久已不作书画（画已封笔，附上启事一），对此物已无兴趣。我近来专门学习俄文，与画笺相去很远了……我自己艺术创作，竟完全停止了。所以我不能替你作画。”其中流露的情绪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张伟（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
编辑：李伶
责任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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