麝香，在17世纪欧洲的知名度和市场需求量，可借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斑略知。《李尔王》中说：“好药剂师，给我一盎司麝香，让我除去想象中的臭味道。”它主要由东方进口。另一种从东方大量进口的药材是大黄。第一位进入中国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发现麝香和大黄最初由西方引进的，现在由中国高价返销至欧洲，获取巨额利润：“在这里买一磅大黄只要一角钱，而在欧洲却要花六七倍之多的金块。”其实在中国药材市场上，欧洲人比较容易辨识的是大黄、胡椒、肉豆蔻和麝香，他们不仅了解到麝香制作过程，还惊奇地发现麝香其实还有真假之分。

大多数植物、水果和本草他们并不认识，更不明晰药草用法与疗效。比如，利玛窦说“这里还可以找到葡萄牙人叫作中国木，而别人则唤作圣木的那种能治多种疾病的著名药。它不用栽种，野生在荒地上，只要花点采撷它所必需的人工钱就能买到，但却以高价出口”（《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16页）。1535年，葡萄牙人将此树根介绍至欧洲。关于“中国木”的记录还出现在1585年罗马出版的西班牙人门多萨（J.G.de Mendoza）编著的《中华大帝史》（何高济，中华书局1998年，12页）中。17世纪欧洲人都将这种树根称为“中国”，当作治疗梅毒的良药。“中国木”究竟是何种草药？卜弥格在《中国植物志》（FloraSinensis）给出了答案：茯苓（FoLim）。作者解说：“葡萄牙人称中国根为PaodeCina，欧洲人称它为China。它大量生长在云南、广西和广东省，……中国人将它和肉放在一起，用来做汤。它也做药用，能治病。如它能治梅毒，消除血栓，防治中风，也可以治其他各种各样的病，消除骨头和全身的疼痛。……这种根中国人叫白茯苓。”此外，《中国植物志》中还记录了另一种被唤作“中国”的香料，欧洲商人将桂皮树译作“Cina”和“momun”——“又香又甜的中国的树”。

卜弥格是中医西渐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亦是中医经典西译的始作俑者。他父亲是波兰国王御医，然而，子未承父业从医，而是以神职人员身份，于1642年来华传教，并卷入南明朝廷试图复辟的政治事件中。但是出身医学世家的卜弥格不仅熟悉欧洲医学经典，对中国医学和本草学也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华期间他编写翻译了多部中医著作，1652年至1653年间编写《中华帝国简录》和《中国事物概述》，其中涉及大量的中医药信息。卜弥格说中国有许多欧洲人不知道的草药，《中华帝国简录》记录治疗眼疾的黄连、能延年益寿的不死草和人参。《中国事物概述》介绍了麝香的制作过程，并指导读者如何辨别麝香的真伪，此外还有大黄、“中国根”茯苓、肉桂、生姜和沉香。1652至1653年，他用拉丁文编写图文并茂的《中国植物志》，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这是欧洲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植物学专著。其中收录29种生长在东南亚和中国的动植物。每种植物，卜弥格都仔细描述其葡萄牙语或拉丁文和中文名称、生长区域、形质特征、药物制作方法、治疗的疾病和销售情况。动物中有凤凰、野鸡和像鹿又像虎的麝。1663年法国作家、科学家、地图绘制者和东方学者MelchisédechThévenot,在他编辑的法文版《旅行导论》(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一书中收入法文版的《中国植物志》。

当时来华的欧洲人普遍热衷于收集东方植物的种子或药材标本寄回，其中以传教士为多，如李明、杜德美、冯秉正、殷弘绪、巴多明、宋君荣、汤执中和韩国英等人。1723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omonique Parrenin)在与巴黎科学院的通信中介绍了三七、当归、人参、冬虫夏草、大黄，并寄回了制作阿胶的原料，以供医生和博物学家研究，法国博物学家安托尼·杰西（AntoinedeJussieu）和本纳德·杰西  （Bernard de Jussieu）通过实验方法以检测巴多明的药物。耶稣传教士白晋说他的同僚刘应心无旁骛地翻译解释了数百种中国草药的特性，甚至有传教士将新鲜制作的麝香寄回欧洲。这些来自东方的信息和知识大大丰富了欧洲的博物学研究。

但卜弥格认为，向欧洲人介绍中国的药物学知识，用处不大。“因为大部分称作成药的草，不为欧洲人所知，也没有在那里生长，也无法运到欧洲；对欧洲医生来说，这些经过干燥处理的根和草在欧洲难以找到相似的对应原材料；而药商还要对草和树根进行醋泡酒浸的处理，加热烤晒等处理，再做成糕状。”这样就更难辨别了。

事实上，中医本草西传，是在东、西方博物学家对中草药的辨识、正名和论证的研究过程中展开的。欧洲的学者转述或摘选传教士的信件报告时，亦会依据欧洲的知识传统或语言特征做进一步修正或调整。1661年奥地利传教士匡卫国（MartinoMartini）编写的《中国新地图志》(Atlassinensis)明确指出“中国根”就是“土茯苓”而不是“白茯苓”，第一次对两种药草做出了甄别。

《中国植物志》之茯苓

“人参”的观察与命名是另一个典型的案例。最早提到“人参”（ginseng）的是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AlvaroSemedo）的《大中国志》（Relatiodemagna monarchia Sinarum,ou Histoire universelle de la Chine，1643）。1653年卜弥格在《中华帝国简录》介绍“人参”的功能是“能使病人恢复元气”，并强调它价格是“相同等重量的白银数倍”。匡卫国的《中国新地图志》中特别提到中药中“最出名的是人参，它是中国药物中最显贵的根”。Thévenot在介绍“人参”时特意引用匡卫国的关于该名称由来的解释：人参是因为像人，有手臂、腿和身体，一种似于曼陀罗的根。李明将此称作为“灵丹妙药”。1687年德国汉学家门采尔（Christian Menzel）撰写《论人参根》时，介绍10余种在欧洲可见的人参植物并绘制图形，其中有两种是中国人参。介绍人参生长地在东北，可以恢复阳气，明目，治神经病。1711年耶稣会传教士杜德美（Petrus Jartoux）在其致中国和印度传教区巡阅使神父的信中详细描述了人参的产地、形状、生长、采撷和疗效，并纠正了匡卫国书中关于人参产地的谬误。18世纪的欧洲人已能辨别高丽参、西洋参和人参的不同特性，商人更清楚出口西洋参到中国是赚不到钱的。

168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药剂师克莱耶尔（Andreas Cleyer）在法国出版《中国指南》（Specimen Medicine Sinicae），此书很快被证实是剽窃卜弥格的手稿。其中有两部分与中药相关的文章：《对作者王叔和脉诊医病的说明》和《单味药——中国人用于医疗的单味药》。《单味药》是一部中医本草学作品，全书收有289味草药的用法，49幅彩色插图。关于此书的中文原本，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有学者以为是《本草纲目》的节译本，亦有学者不认可此种说法。波兰卜弥格研究者爱德华·卡伊丹斯基认为《中国植物志》可能是《本草纲目》的选译本（《文集》，65页）。

《中医指南》封面

1578年李时珍著成《本草纲目》，1596年在金陵正刊行。《本草纲目》在药物分类上改变传统本草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采取了“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分类法。当耶稣会士和药剂师在中华大地采撷药草、收集本草文献时，正是李时珍在全国寻访各种药草，修定《本草》之际。《本草纲目》出版不久便引起传教士甚至是西方知识界的注意，完全在情理之中。西文中最早有记录的本草作品，是李明的《救荒本草》，该书类似西方的《植物志》，介绍地方性植物及其食用知识。1735年杜赫德（JeanBaptisteDuHalde）根据耶稣会士写回法国的通信编辑《中华帝国通志》在巴黎出版，其中收有法文的《本草纲目》[《节录<本草纲目>即中国本草学或中国医用博物学》（ExtraitduPen Tsau CangMou c'est-a-direde l'Herbier Chinois,ou histoire naturelledelaChine,pourl'usagedemedecine）]，杜赫德特别提到李时珍本草分类法，与传统中国博物学的“格物致知”的思想有所不同。

《中华帝国通志》之《本草纲目》

18世纪前半叶《本草纲目》引起法国学者注意，法国医生旺德蒙德（Jacques-Fran觭oisVandermonde）在澳门行医时得到《本草纲目》，按书所载收集80种无机矿物药标本，并在当地中国人的帮助下，按书中所述对每种药作了说明，一一做标签，最后用法文编写了一份材料，题为《<本草纲目>中水、火、土、金石诸部药物》，他寄回法国的24种矿物标本，亦是由本纳德·杰西检测的。1738年在瑞典东印度公司工作的瑞典博物学家莱格斯特伦（M.von Laerstron），在中国南方采集植物标本，并得到《本草纲目》原著。他是著名生物学家、植物分类体系奠基人林奈的朋友，他回国后，将这批标本送给林奈。林奈在《植物种志》中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种植物的属性午屈莱科（Lythraceae）紫薇属（Lagerstroemia）。在林奈为植物厘定名称时，常用sinensis，因为他有许多特产于中国的植物。

进入19世纪，随着传统药剂师角色被药物学家和现代药剂师所取代，对中国本草的研究兴趣亦发生了转向，走出了发现新事物的猎奇探索阶段。博物家与药物学家分道扬镳，前者继续考察中国的植物与昆虫分布与品种，像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  （Arthur de Carle Sowerby）在中蒙边境守猎采撷，1925年完成《一个博物学家在中国的笔记》（ANaturalist'sNote－BookinChina）。药物学家则聚焦中药和方剂，采取分析化学和实验科学手段研究中国本草学。当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创建两个知识体系可以对话的学术基础。1871年，在汉口从事医学传教的波特·斯密史（Porter Smith）医生花了两年时间研究《本草纲目》《尔雅》和《广群芳谱》，并利用业余时间探访民间草药，编著了中英文对照的《中国本草的贡献》（Contributions TowardstheMateriaMedicaand Natural HistoryofChina）。作者的目的一方面是希望以其在中国十余年积累的草药辨识与使用的经验，帮助在华外国医生和医学生辨识草药，解决行医缺药的困境；另一方面，针对当时西医中译出现的医学术语难题，尝试由本草切入，以中文、拉丁文和英文三种语言对译的方式，开辟出一条医学翻译的新路径。他创建的这个术语对照方法奠定了中国医学术语编写的标准框架。

1874年，由法国驻华领事铁桑（M.DabrydeThiersant）与巴黎药学院教授（J.L伢onSouberain）合作研究的《本草纲目》(LaMati伢reM伢dicalechez lesChinois）在巴黎出版，西方学者认为该书提升了欧洲人对中国医学思想和药物治疗的认知。被誉为“远东植物学权威”的贝勒  （EmileVasilíevitch Bretschneider），是晚清俄罗斯驻北京使馆医生，著名的《本草纲目》研究者。1881年他发表《早期欧洲学者对中国本草学的研究》，回顾了16世纪以来，欧洲学者本草研究史以及中国本草学对欧洲的影响。1892年他的《中国植物志》（Batanicum Sinicum）出版，对《本草纲目》有较高的评价：“《本草纲目》为中国本草学名著，有此一书，足以代表。……李时珍不愧为中国自然科学界卓越古今的代表人物，后本草学著作盖无能出其右者。”

1887年在华医学传教士成立学术共同体——博医会，首先确定的重点研究项目就是中国的本草学，博医会历任主席都会重申该主题的研究意义。1911年博医会主席师图尔（G.A.Stuart）与斯密史合作研究李时珍的专著出版，名为《中国本草学——一部按现代分类法编辑的药物手册》。1939年协和医学院药学系系主任伊博恩（B.H.Read）用分析化学的方法研究中药本草，翻译《本草纲目》中金石、兽、禽、鳞、介、虫和鱼等七个部分，并对《救荒本草》中414种植物进行考证。他开创的以分析化学和现代实验科学方法研究中药的范式，至今还应用在中药研究领域。

自16世纪开始，《本草纲目》的原著进入欧洲，至19世纪该书分布在世界各大图书馆，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有1603年的江西本、1655年张去中刊本及1826年英德堂本。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有1655年太和堂刊本、1694年的刊本、1717年本立堂本、1735年三乐斋本。德国柏林皇家图书馆珍藏有1596年金陵本和1603年江西本。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罗马、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马德里和比利时的鲁汶大学，都收藏《本草纲目》。美国国家图书馆收有1596年金陵刊本和江西本，耶鲁、哈佛、哥伦比亚、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都有收藏本。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目录学家长泽规矩也就在中国人眼皮底下买走了金陵小字版的《本草纲目》。

作者：高晞（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任思蕴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