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集》中的蒙古士兵

尽管波斯人本来就对大米有所了解，但与中国的交往使得波斯大规模种植大米，而且在菜肴中更多地使用大米。被中国人认为有药用价值的大黄也传入了波斯。波斯菜肴肯定受到了传入波斯的中国农产品的影响，比如大米、米酒、还可能有粉丝。拉施特受到了极大启发，写作了一本有关农业的著作。

蒙古对中国的影响

蒙古人带来了如此深入的融合与交流，但蒙古崩溃之后是否留下了持久的遗产呢？中国是考察蒙古遗产的最佳地点。1368年掌权的本土王朝大明宣称其渴望摆脱蒙古的影响。起初，明朝废弃了蒙古鼓励欧亚与中国之间自由通行的政策，他们禁止了域外联络，对远近的通商和朝觐使团也加以限制。不过这种类似“闭关锁国”的政策并没有真正施行。比如从1392—1450年韩国曾派遣391名所谓朝觐使节来中国，来自满洲的女真族、日本、泰国及撒马尔罕和赫拉特的帖木儿地区等地的公使和商人都曾到过明朝。不过明确的政策也带来相当多的限制，从而阻止了另一场域外入侵，避免了重蹈所谓“蒙古铁轭”（the Mongol yoke）的覆辙。

既定政策以外，还是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蒙古对明朝产生了影响。比如，元朝覆灭之后依然有大量蒙古人决定留在中国当翻译或者加入锦衣卫。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聘用忠诚的蒙古人担任这些职务，一些蒙古人为了躲避蒙古的动荡而在中国定居，朝廷给他们提供了大米俸禄，还为他们的马匹分配了牧场和干草。皇帝不想一味贬低元朝，而是对元朝皇帝们给予尊重，因为他们曾守护天命并招募能干的儒家学者当顾问。更重要的是，几位明朝帝王公开宣称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蒙古的基础之上。几位学者最近指出，这些皇帝采纳了元朝皇帝所说的普遍统治，将自己刻画为成吉思汗家族的后继者。朱元璋的儿子朱棣甚至把自己塑造成忽必烈的接班人。利用蒙古遗产的努力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中叶，彼时一种建立在科举和官僚制之上的新的精英阶层出现，取代了更多以军事为本的明朝统治者。

蒙古征服波斯后，建立起横跨东至中国、西至地中海的庞大贸易网络。伊尔汗国的艺术家会采用中国的纹样，如莲花、鹿、龙等。这块13世纪末期檐壁饰带砖上啸起的凤凰，便是波斯艺术家采用中国纹样的例证。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明代借鉴了蒙古的军事体系，这是可以肯定的。正如研究明朝军事的专家爱德华·德雷尔（Edward Dreyer）所说：“有意创造出一个高于科举制的军事精英阶层，这标志着中国本土王朝的新起点。”明朝延续了蒙古的政策，建立了一个登记在册的世袭军官阶层，这个阶层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明朝还采纳了蒙古军事组织方式的一些特征——以十进制为基础，千户所是基本单位，五个千户长组成一个卫，整个体系依靠屯田制运转。屯田制是源于中国的制度，但在元朝得到了大规模的使用，屯田制下的士兵同时也耕种以自给自足。新建立的军队除了贴身保护皇帝的锦衣卫以外，都由枢密院集中控制。明朝因此表现得比上一个本土王朝——宋朝——更为重视军事，这似乎是蒙古影响的表现。明朝留下了比所有之前朝代加起来还多的军事文献，这似乎也并不是一个巧合。

明朝强化了对地方官僚体系的监管。明代沿用了都察院，这一机构在元朝之前就存在，但在蒙古统治下都察院的职能“远为普遍”。明朝御使到中国各地巡查，监督地方官员。在巡查过地方政府之后，御使直接将关于官员失信于民、无能、渎职的报告呈交给皇帝。这个体系强化了明朝的专制统治，因为皇帝掌握了武器来应对试图掌控官僚机构的文士——主要是通过指控他们腐败和结党营私。总之，这样的观点至少部分属实——“明朝直接承袭了蒙古政权的官僚架构，从中也可以明显看出，明朝皇帝认同其蒙古前辈们的政治传统，并且为之有意识地做出了努力”（Okada Hidehiro,“China as a Successor State to the Mongol Empire”in The Mongol Empire and Its Legacy edited by Reuven Amitai-Preiss and David Morgan.Leiden:Brill,1999,p.265）。

元朝统治对明朝产生了文化上的影响。蒙古人对藏传佛教的兴趣蔓延到了明朝。明朝皇帝朱棣多次邀请藏传佛教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到朝廷来，还赠送珍贵的礼物给藏传佛教使节。与藏传佛教的联络往往能帮助明朝帝王塑造这样的形象——佛教的支持者和“普世的统治者”。帝国肖像画也对明朝统治者有影响。绘有明朝帝王狩猎图的画作或挂毯就是蒙古模式的反映，狩猎是典型的蒙古活动，狩猎图中的明朝帝王身着蒙古短袍和帽子，佩带弓箭展现骑马的雄姿。这些画作不仅反映了帝王的武艺，也体现出他们的吃苦耐劳，这样的刻画将传达帝国的荣耀和权力理念。蒙古的另一遗产在于认可波斯在天文学上的长足进展。继承蒙古先例，明朝建立了穆斯林天文局，提供气候和天气信息是其职责之一。蒙古向案件中的受害方提供赔偿而不是惩罚他们，明朝的法典有时也采用这样的措施。蒙古对地理学研究的推动在明朝这里也有回响，明朝主持编纂了多本地理著作，其中最有名的是《大明一统志》，以及绘出了西亚和北非的精细轮廓的《大明混一图》。医生、占星家和占卜者都地位提升，这是蒙古影响下的另一产物。与此同时，明朝皇帝创建了会同馆和四译馆，表明他们需要对国外有所了解的专家，也表明明朝的孤立和限制境外交往的政策并不成功。

蒙古的其他影响有关日常生活和活动。部分蒙古词、二胡和一些被中国菜肴吸收的食物就是具体的例子。强奸、纳妾和通婚使得蒙古血统混入了中国人的基因库，西方和中亚人的相当一部分基因片段里已经发现了蒙古DNA，但蒙古对中国人的影响程度尚未被充分研究。

蒙古留给金帐汗国和伊尔汗国的遗产

波斯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拉施特（1247—1318）主编的《史集》，是一部久享盛名的世界史名著。图为中译本书影（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

查尔斯·霍尔珀林（Charles Halperin）和唐纳德·奥斯特洛夫斯基（Donald Ostrowski）写下了他们对于蒙古或者说金帐汗国给莫斯科公国留下的遗产的观察。尽管他们对莫斯科公国所受具体影响的重要性的看法存在分歧，他们都同意中国－蒙古的实践和政策波及到了俄罗斯。蒙古人采纳了一些中原的制度，并将其引进到了遥远的疆域。最突出的理念是建立一个民用和军事的双重管理体系。在俄罗斯，一个类似蒙古达鲁花赤的官员进行普查、征收税款并管理司法系统，而八思哈担任管控军队的职务。这个双重管理结构至少早在唐朝时期就已经建立，蒙古人组建元朝的时候借鉴了这种模式，他们通常把民用体系移交给非蒙古人，与此同时保留自己对军队的控制。蒙古人的土地所有权概念也源自中国制度。早先蒙古草原上的牲畜归私人所有，但牧场是公用的；中国的统治者则是理论上拥有土地但将土地分配给他的人民使用。蒙古人与中国的接触改造了蒙古人的土地政策，类似地，大汗们也把土地分配给自己的人民和他们的臣民，尤其是将土地授予军队，军队出征时这些土地就用来支持士兵和他们家人的生活。莫斯科公国采用了同样的制度。另一项蒙古人向中国学来的制度是可以快速运输信使的驿站系统，他们大范围地扩展了驿站的数目（帝国境内每20英里就有一个驿站），驿站成为了通讯、情报工作和军事胜利的关键环节，而驿站在俄罗斯也很普遍。最后，莫斯科公国的最终胜利并没有终结蒙古的影响。一些蒙古人和所谓的鞑靼人留在了俄罗斯并皈依基督教，他们参与莫斯科公国的政务，成为了沙皇贵族成员，因此对之后的俄罗斯历史也产生了影响。

跟蒙古的其他领地一样，金帐汗国也采用了一些类似的政策。蒙古支持贸易，最终使莫斯科公国受益。蒙古对贸易线路的保护使得俄罗斯可以与欧洲和中国进行买卖。俄罗斯北方向欧洲出口毛皮、蜂蜜和蜡，从欧洲购得纺织品、酒和香料。近来俄罗斯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相当数量的中国瓷器和丝绸。跟中国和波斯的汗国一样，金帐汗国对工匠的支持和赞助带来了可观的黄金器物和纺织品。莫斯科公国的王子和神职人员从贸易中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这些资源都为统一俄罗斯提供了可能。金钱也影响了法律，跟其他蒙古领土一样，给受害者的金钱补偿取代了惩罚。

霍尔珀林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也对金帐汗国受到的所谓负面影响提出了质疑。有观点认为金帐汗国切断了莫斯科公国与欧洲的联系，阻断了文艺复兴和其他运动向俄罗斯蔓延，但这个观点并不符合蒙古推动贸易、技术和艺术融合的立场。事实上在整个金帐汗国时期，诺夫哥罗德和其他俄罗斯北部城市都持续与北欧进行贸易。妇女在蒙古影响下与社会隔离的著名说法，与蒙古妇女事实上享受的权利及蒙古精英女性的权威地位相矛盾。在蒙古帝国早期，窝阔台的妻子脱列哥那、忽必烈的母亲唆鲁禾帖尼和妻子察必等女性都对蒙古政治产生了非凡的影响。奥斯特洛夫斯基接着反驳蒙古人将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传入俄罗斯的观点，他观察到蒙古大汗并不掌握所有权力，王公贵族拥有推选新的大汗的权力，他们能够以此与大汗抗衡、限制大汗的权威。最后，当代俄罗斯的编年史里记述了蒙古入侵造成的大规模的破坏和杀戮，奥斯特洛夫斯基和霍尔珀林也对此表示质疑。他们认为这些描述被夸大了，他们承认很多建筑物因其木制结构而被夷为平地，但也坚称破坏和杀戮并不如俄罗斯文献的记载那样。他们并不否认暴力事件、甚至有时是滥杀事件的存在，但认为这样的事件并不如俄罗斯本土记载的那样普遍。

伊尔汗国时期的波斯很不安定。伊尔汗国与西边的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北边的金帐汗国以及东边中亚的察合台汗国都冲突和战争频仍。中国的元朝是伊尔汗国唯一交好的汗国，这一友好关系至关重要，因其促进了贸易和文化上深入的相互交融。忽必烈从中国派出阔阔真公主与伊尔汗王和亲，元朝也与伊尔汗国定期互派外交使团，这都进一步证实了元朝和伊尔汗国的亲密关系。不过伊尔汗国也被很多问题困扰着。三名伊尔汗王因争夺继承权而被处决，直到合赞汗在1295年即位，随后维持了数十年的稳定局面。另外，在伊尔汗国统治的70年间，只有一名大臣是自然死亡的，这更加佐证了伊尔汗国的不稳定。第一任伊尔汗王旭烈兀起初歧视穆斯林，他委任佛教徒、景教徒和犹太教徒担任官职，之后的伊尔汗王合赞却皈依伊斯兰教，发起了对佛教徒的清洗，造成了进一步的混乱。另一方面，合赞对中国和中国文化表现出极大兴趣，他的继任者完者都通过挑衅元朝在中亚的宿敌来支持元朝。旭烈兀在中国也拥有领地和牲畜，这进一步巩固了与元朝的密切联络。

元朝和伊尔汗国的和谐关系解释了蒙古留给波斯和中东的遗产，尽管同样重要的是不要高估他们对这些地区的影响。抵达伊尔汗国的中国人、蒙古人最后是欧洲人都给这里带来了各自的文化成果，这些外国人带来了来自外面世界的讯息，也顺带促成了拉施特的《史集》。事实上，合赞担忧伊尔汗国多民族的环境可能会损害他蒙古人的身份，因而任命拉施特写作一本蒙古人的历史，这本书后来却演变成了波斯人、穆斯林、犹太人、法兰克人、中国人及其他各族人的历史。人群的流动也刺激了地理知识的增长，为刻画更为精细的地图提供可能，拉施特的著作就得益于这些地理信息。

中国的科技也影响了伊尔汗国。波斯人并没有放弃他们基本的科学观念和对世界运转原理的理解，不过，全世界最多产的中国农业确实对波斯有影响。尽管波斯人本来就对大米有所了解，但与中国的交往使得波斯大规模种植大米，而且在菜肴中更多地使用大米。被中国人认为有药用价值的大黄也传入了波斯。波斯菜肴肯定受到了传入波斯的中国农产品的影响，比如大米、米酒、还可能有粉丝。拉施特受到了极大启发，写作了一本有关农业的著作。另一方面，波斯没有吸收中国的印刷术或者纸币，因为他们担心这是伊尔汗国的阴谋，他们认为伊尔汗国向波斯引入这些技术是为了收集贵金属以自我壮大。

总之，蒙古在中国和波斯之间担当了关键的中介，促成了两大文明之间的文化交融和往来，这些跨文化的交往以蒙古人在文化、政治、军事和科学上的原则和需求为中心。他们发现、保护并雇佣掌握了他们所需技能的人，不管他们是金融专家、医生、天文学家、工匠、士兵还是官员。

“西方”与蒙古人：一个简要说明

欧洲与蒙古人的最初交往并不被看好。蒙古曾入侵匈牙利和波兰，圣方济各使者柏朗嘉宾（John of Plano Carpini）和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试图劝说大汗承诺不再侵犯欧洲，同时要求蒙古人臣服于教皇、改宗基督教，但这些任务均告失败，而且预示着更多的冲突。不过，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撰写的行纪连同其他文字一起，激发了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人们前往俄罗斯、中亚、波斯和中国的蒙古领地购买商品，在欧洲转售这些商品能获得丰厚的利润。陆路贸易和经过地中海的海上贸易蓬勃发展。日益增多的旅行者来来往往，马可波罗（Marco Polo）也因此开始了他的旅程，他可能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旅行者。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十六年，由鲁思梯谦（Rusticello）记录的《马可波罗行纪》让欧洲人了解了蒙古和中国。对纸币、陶瓷、伟大的城市杭州和忽必烈的描述让欧洲人眼花缭乱，这些知识激发了与中国通商的愿望。对贸易的渴望促使欧洲人寻找一条更为安全的海上航线前往中国。探索海路的另一个动机在于，他们知道相较于陆路的骆驼和马匹，船舰能装载更多且更重的商品。蒙古的遗产将会引发重大的回响，达伽马（Vasco da Gama）就是受此激励而探索出了前往亚洲的航海路线。

欧洲人也能前往伊尔汗国时期的波斯，这个蒙古统治的区域离欧洲不远。伊尔汗国计划与欧洲建立联盟，专门针对统治着埃及和叙利亚的马穆鲁克，这也许是二者关系中最瞩目的部分。欧洲的蒙古人对1260年被马穆鲁克击败一事耿耿于怀，他们试图与欧洲联合，双管齐下打击敌人。交换了几番使节后，阿鲁浑（Arghun Khan）派出了拉班·扫马（Rabban Sauma）前往欧洲寻求加盟。扫马出生于北京，曾进行过一次中途失败的朝圣，得知圣地被蒙古人的敌人控制之后，扫马已经决定留在伊尔汗国庞大的景教社群。接到阿鲁浑的委任后，他于1287年出发前往西方，与法国国王、英国国王和枢机主教团见了面，似乎达成了征战马穆鲁克的协议。然而，两位国王都面临内忧，包括一场叛乱，因而无法兑现他们的承诺。联盟草草收场，但是拉班·扫马的旅行记录加深了伊尔汗国对欧洲的了解，对维系与西方的联络也有帮助。

总之，蒙古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是连接起了欧亚大陆的各大文明。蒙古时代见证了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欧洲和中国第一次直接接触，这些交流为现代早期乃至现代的世界历史进程提供了舞台。

（上篇见2018年12月28日“文汇学人”）

作者：文/莫里斯·罗萨比（Morris Rossabi）译/施美均
编辑：周俊超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