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理解那些在图书馆看书的学者，但对我来说这不是最重要的，发掘结束后我也可以看书。但出土的材料才是第一手材料，我从来不会用别人的材料。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对自己发现的材料更感兴趣。我的学术目的就是发现与解释别人未见的现象，所以我在考古工地要呆很长时间。”

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的邀请，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娜塔莉娅·波罗西玛克（Natalia Polosmak），于2018年11月27日至12月11日访问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先后发表3场系列演讲。

波罗西玛克教授主攻古代中亚与西伯利亚考古、文化、艺术研究，担任南阿尔泰考古队队长，曾在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南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及蒙古等地进行发掘。她在西西伯利亚巴拉巴森林草原地区的发现、发掘，以及对萨尔加特卡文化、大列奇卡文化遗址的研究，奠定了西西伯利亚南部斯基泰时期考古年代序列基础，还进一步阐释了西西伯利亚森林地带古代与中世纪雕塑艺术（库赖文化青铜铸造品等）的符号意义；首次发现、发掘并利用多学科方法对阿尔泰地区乌科克高原巴泽雷克文化“冻土墓”展开研究，并对南西伯利亚古代人群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包括饮食、服装、化妆品、兵器、尸体防腐法、意识形态等方面）以及民族起源、历史文化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此外，波罗西玛克教授在蒙古国诺彦乌拉墓地进行了科学的发掘，新的发现与研究加深了关于欧亚大陆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科学认知。

波罗西玛克教授曾获得俄罗斯联邦国家奖（科技奖项）（2005）、《国宝》考古学奖（2007）、第二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田野考古发现奖（2015）等，她也是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蒙古国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名誉博士。在北京大学演讲期间，波罗西玛克教授接受了《文汇学人》的采访。

就职业而言，享有平等的权利最好不过

工作中的娜塔莉娅·波罗西玛克

文汇报：据我所知，俄罗斯很多考古学家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考古学，例如参加暑期发掘或夏令营之类的活动，您最初是什么时候接触到考古学呢？

波罗西玛克：我跟很多孩子一样，从中学开始参加考古发掘。中学9年级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加入了莫斯科考古学研究所阿尔泰边疆区考古队。我非常喜欢考古队的气氛和考古学这门学科。从那时起，我就立志要做考古学家。

职业应该与深层的愿望相符合。当时参加考古队的时候，我首次感觉到考古学的魅力，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学科，并希望它成为我一生能够从事的职业。探索未知是我一生都在追寻的感觉，而田野考古正是在不停地追求未知：不断地探索、发掘……

文汇报：请您简单介绍考古学在俄罗斯的发展状况。与苏联时期相比，现阶段俄罗斯考古学发展方向有什么差异，还存在哪些问题？

波罗西玛克：我认为，考古学在俄罗斯地位总是很高。目前，俄罗斯在不同的城市存在着几个田野考古学派，各不相同，各具特点。比如，我曾经在列宁格勒读书，那里有很独特的田野考古学派；然后我到新西伯利亚工作，那里存在另一个学派。这些学派相互补充、各有所长，闻名世界。在俄罗斯，考古学很受欢迎。苏联时期，考古学则可以说非常受欢迎，当考古学家，进入考古学研究所工作非常难，几乎不可能。相比之下，现在容易多了。与苏联时期相比，现在做考古的女性越来越多，这跟我从事考古工作初期完全不同，当时我们研究所几乎没有女性考古学家。这个变化很明显，现在我们研究所的女性考古学家比男性考古学家多得多。

从苏联时期到现在，俄罗斯跟全世界一样进行两个形式的考古发掘：第一是按照研究所或学者自己选定的课题进行的发掘；第二是配合建设的或抢救性的发掘，规模相对较大。我们研究所既会按照学者选定的遗址发掘，也会配合建设和抢救性发掘的，成果赫然。我还想补充，在整个俄罗斯（包括我们研究所）一年中可进行发掘的时间为六个月，考虑到俄罗斯的气候，我们一般从四月底就开始发掘，直到下雪才结束，工作时间非常紧张。但在中国，全年都可以发掘。

我们不只是在俄罗斯境内进行发掘——从北极地带、雅库特共和国到俄罗斯南部达吉斯坦共和国（像我一个研究生在北极地带发掘），而且还在国外，诸如阿塞拜疆、蒙古国等国进行发掘。

文汇报：作为一名女性考古学家，与男性考古学家相比有什么差异？女性在田野考古工作中有什么优势吗？

波罗西玛克：为什么现在大家对女性考古学家的这个问题开始感兴趣呢？中国女性考古学家也多吗？我认为，女性在科学界没有任何优势。女性运动员、女性航天员具有哪些优势呢？就职业而言，享有平等的权利最好不过。我想，就考古学而言，女性与男性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比如，大多数女性都很注重细节、非常仔细，能够长期坚持对某一个课题进行研究或做一种单调的工作，而考古学本身就存在很多比较乏味的工作，需要经过长期的坚持才可以达成目标。有时，女人比男人更能忍受这种马拉松式的工作。

当然，人与人之间也有差异，但我觉得，女性对直觉、艺术想象力更加敏感，总的来说，她们更加感性，这在考古学中非常重要。在一定工作中，女性会利用直觉特性作为知识的补充，这对考古学来讲是很重要的。要做归纳总结时或遇到较难解决的问题时，女性可能会做出很有趣的结论，但却给人恍然大悟的感觉。因此我觉得，女性对考古学而言不可或缺。

文汇报：您一直从事田野考古的动力是什么，是否有想过放弃田野工作，专职从事室内研究？

波罗西玛克：谈起这个问题我就想起来，我在青年时代的科学榜样是玛丽·居里。她与考古学完全无关，只是女性在科学界的榜样，她的生活方式、生活观我非常认可。但令人吃惊的是，她与皮埃尔·居里一起发现了镭，这是依靠她经过三年单调而枯燥的工作完成的，皮埃尔·居里一个人是做不到的。

至于田野考古学工作，我人生的某一时期，特别狂热于此。不过，田野研究是很繁重的体力劳动，天天都要在工地用铁锹挖土，需要竭尽全力。如果你工作得不认真，就不能留在考古队，于是我们都非常努力地工作。对我这个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的女孩来说，最初感到特别吃力，因为我从来没用过铁锹，而现在，铁锹简直是我最喜欢的劳动工具。可以说，我与铁锹融为一体了。至于动力，就是我刚才说的：发现未知，发现以前未知的东西就是田野研究的动力。我可以理解那些在图书馆看书的学者，但对我来说这不是最重要的，发掘结束后我也可以看书。但出土的材料才是第一手材料，我从来不会用别人的材料。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对自己发现的材料更感兴趣。我的学术目的就是发现与解释别人未见的现象，所以我在考古工地要呆很长时间。

游牧考古学将重心放在墓葬，这是与农业考古研究最大的不同

诺彦乌拉墓地是由科兹洛夫发掘的，但关于诺彦乌拉的最著名的著作是由鲁金科撰写的。鲁金科《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被认为是关于匈奴考古最重要的报告之一。图为中译本书影（孙危译，马健校注，中华书局，2014）

文汇报：您对于巴泽雷克文化的研究非常深入，被学界所熟知，之后您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匈奴上，发掘了著名的诺彦乌拉墓地，现在您又开始对印度查谟地区展开研究。我们想知道，您学术题目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波罗西玛克：其实，我的研究不是从巴泽雷克文化开始的。我的副博士论文题目是西西伯利亚巴拉巴森林草原地带的早期铁器时代，这是我第一个研究方向。就该题目我在列宁格勒进行了论文答辩。关于巴拉巴森林草原地带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我也写了一本书。之后我开始研究针叶林地带的青铜铸造艺术。至此，我才开始对巴泽雷克文化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在开始对巴泽雷克文化研究之前，我就已经对很多考古学问题进行研究。不过，我最感兴趣的是古代艺术，这些艺术品总是使我心旷神怡。当还没有自己发掘的材料时，我对博物馆收藏的青铜铸造器物进行了研究。当时，发掘巴泽雷克文化遗址是压根不敢想象的。

“乌卡克公主”，波罗西玛克1993年在阿尔泰山脉乌卡克高原的永久冻土层中发现的一具女性木乃伊。这座巴泽雷克文化墓葬中的“乌卡克公主”身着丝绸，戴着马鬃假发，身上还有精美的纹身。

发掘巴泽雷克墓地是俄罗斯每一个考古人的共同梦想，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1990年代初，我在乌卡克高原发掘了巴泽雷克文化著名的“冻土墓”，我觉得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之一。我以前也已经研究过这个时代的遗址，我的副博士论文就是讨论关于斯基泰文化的问题，巴泽雷克文化便与此相关。但不得不说，发掘巴泽雷克文化墓葬简直就是生命的馈赠。

我们可能还可以继续研究巴泽雷克文化，乌科克高原还有没发掘的墓葬，但是现在那里禁止进行发掘，所以我们不得不停止研究。于是，我开始研究新的课题——蒙古的匈奴。不过，巴泽雷克文化与诺彦乌拉墓葬之间存在文化联系。

巴泽雷克文化末期就是匈奴文化的初期，也就是说时间上它们有重合的部分，公元前三世纪巴泽雷克文化结束，匈奴文化开始出现。

俄罗斯探险家、考古学家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1863—1935），也是黑水城的发现者

此外，这两个文化都由同一个学者进行研究——鲁金科。当然，诺彦乌拉墓地是由科兹洛夫发掘的，但关于诺彦乌拉的最著名的著作是由鲁金科撰写的。他对巴泽雷克墓葬也进行了研究，也就是说，这两个文化是由同一个学者搭建起联系。他曾经在自己的书中将诺彦乌拉与巴泽雷克进行对比，他很熟悉巴泽雷克的材料，所以发现了两个文化之间很多共同点。

当我在寻找新的研究方向时，正好重版了科兹洛夫日记，就是他发掘诺彦乌拉墓地时写的日记，他的日记对我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详细的记录了他们工作的每一天，怎么发掘墓葬、出土了什么遗物，特别引人入胜。

更重要的是，经过对发掘巴泽雷克文化“冻土墓”积累的经验以及巴泽雷克文化研究使我登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是完全“不同的”考古。我和我的考古队会注意到别人不注意的东西：我们对古代纺织品、木头、脆性色素等有机材料遗物的发现、处理和保护获得重要经验。我们想继续这方面的工作，以免丢失了这些技能。

继续研究古代有机材料的遗物的课题，可能只有诺彦乌拉墓地才能为我们提供这个机会。而且该墓地长时间以来都无人发掘。我们很愿意去发掘，我们也相信我们能够做好。此外，诺彦乌拉墓地作为巴泽雷克文化的后一阶段，吸引了我的注意。

中亚地区的不同民族之间关系密切。有的学者认为，巴泽雷克人就是月氏，而月氏与匈奴之间关系密切。当然，我已掌握巴泽雷克文化的知识（物质文化等相关问题），这对我研究匈奴的帮助很大。

至于印度的研究，这是下一个问题。可能，我们也还可以在蒙古继续发掘，但是也发生了一些状况。在国外发掘总是很难，因为出土的材料都要留在当地。如果我们有材料，我们还能继续卓有成效地工作，但没有材料就很难继续研究。我的研究方向转移到印度并不是因为这里是一个新奇的地方。我在印度工作的地区是克什米尔，处于印度北部，历史上，中亚地区很多游牧民族都来过这里，包括塞人、帕提亚人、贵霜人、嚈哒人等等。这个地区对中亚游牧文化的研究极其重要。

我昨天讲匈奴墓葬的时候，主要讲匈奴与汉地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听众会更感兴趣，而且从中国进口的器物占随葬品很大一部分。关于纺织品的研究，匈奴一方面从中国进口纺织品，而另一方面从西方进口纺织品，匈奴处在中间，作为东西交流的链接环节、中国文明西方文明之间的纽带，所以不同地区的遗物在匈奴墓中都可看到。研究匈奴与西方的关系也很重要，匈奴墓葬中的西方纺织品将我的目光转到印度地区，因为有些材料正好与印度北部地区相关。

文汇报：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考古学文化面貌有什么差异吗？游牧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传统农业文明考古学之间又有什么不同？

波罗西玛克：游牧民族考古研究与农业考古研究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游牧考古学将重心放在对墓葬的研究。

我们研究墓葬，因为游牧人几乎没留下其他的遗迹。当然，匈奴还有一些在中国移民帮助下修建的城，但其研究方法跟农业文明中对城址的研究方法类似。而巴泽雷克部落几乎没有聚落遗址，我们只能研究他们的墓葬，同时也只能基于墓葬的材料研究与复原巴泽雷克的文化面貌。早期游牧人更是如此：我们信息来源只限于他们的墓葬，而农业文明的研究材料更加丰富：既有聚落遗址，又有墓葬。

学者从保护自己的职业环境出发，应该自己普及自己的科研成果

文汇报：东方和西方，欧亚草原的不同区域，如何建立联系？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如何开展中西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

波罗西玛克：东西文化交流这个问题超过我研究的时间框架。我认为，距离很远的人群之间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开始了交流。这并不是一定的时间段内产生的现象，而是属于人类一直以来固有的属性。地球各处很久以前就有人类分布，人总是在迁移，从而产生接触。不同时代，通过不同途径、不同方式产生的交流从来没有停止。其中，我们划分出了所谓的丝绸之路，但它不是一条固定的路径，而是从青铜时代晚期直到当代（现在有新丝绸之路）一直存在的很多道路的总称。当然有一些孤立的人群，比如住在山里的某些人群，因为地形相对闭塞，所以几世纪以来都没有跟外界交流。但是，对辽阔的欧亚草原来说，迁移非常容易，也很普遍，特别是在马的驯化之后，迁移变得更加容易。随着人群的迁移，物品、技术、知识、疾病开始交流，战争也随之产生。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认识还是很局限，人群之间的交流总是超乎我们的想象，比如，与美洲大陆之间的接触，并不是地理大发现时代才开始的，而是很早以前就已经发生。总的说来，我认为欧亚草原两端，远距离交流一直以来就有存在。

文汇报：您认为，民族的本质是什么？如何将考古材料与历史记载的族名联系在一起？

波罗西玛克：最近确定某一个考古文化与民族的对应关系是可以实现的了。考古学家一直以来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我觉得重新考虑已有研究成果的时间到了——因为古遗传学出现了。

当然，我不认为古遗传学能解决所有问题，不过，如果我现在没有古遗传学材料，就不会把考古文化和民族相联系。

现在我尽量用古遗传学材料验证或完善自己的结论。虽然这种研究需要很长时间，有些检测结果我可能很难取得，但也不能走过去的老路了。

文汇报：我们了解到，您特别重视科学知识的推广及考古人才的培养，还担任了《第一手科学》(SCIENCE First Hand）科普杂志副总编辑。您如何看待公众考古学？开展公众考古学是否有必要？

波罗西玛克：曾经考古学的普及妨碍了我们的科学研究。我们在阿尔泰山进行的研究成果普及的时候，我意识到了，必须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让大众了解。如果让非专业人士普及考古学知识，这会严重影响正确的考古学知识普及。所以我认为，学者从保护自己的职业环境出发，应该自己普及自己的科研成果，否则公众会对这些研究成果理解产生偏差。因此，我最近写了相当多的科普文章，这些文章只是叙事风格比较通俗，内容则相当严谨、科学、客观。我在这些科普文章中，敢于写一些我在学术文章中不敢写的东西，这也是科普文章与专业文章之间的差异。总的来说，第一、考古发掘成果大众化是必要的；第二、考古学家必须亲力亲为，不要将这项工作交给非专业人士去做。不少记者往往追求轰动一时的消息，容易歪曲事实，造成大众对考古学的误解，导致正常工作无法进行。所以，考古学家自己普及考古是至关重要的。

文汇报：能否对青年考古学生提供一些学习和研究的建议？

波罗西玛克：目前，年轻考古学家拥有比我们这一代考古学家更多的可能性。因为现在跨学科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古遗传学等新的领域，很多新技术设备（无人机、新的照相机、摄像机）应用到考古发掘与研究中，这些都减轻了考古学家的工作重担，使我们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研究中。这些新的技术是当时没有的。当然，利用这些新的技术，他们就可以在研究以及展示研究成果的时候更加游刃有余。不要错过现代科学与现代世界为考古学研究所提供的可能性，尽力利用这些可能性并找新的前进道路。不过，不要忘记我们最终研究的还是人。有时候过度拘泥于技术，就会忘记考古学研究对象不是遗物，而是人。此外还应该多参与考古发掘，积累经验，明确目标，最终收获成功。

作者：采访/刘翔 翻译/玛利亚·库迪诺娃（Maria Kudinova）
编辑：周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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