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水晶璧与丝绦浙江台州黄岩南宋赵伯澐墓出土

【导读】赵伯澐的丝绦，贺铸《玉钩环歌》中相互赠答的物色与诗情，会聚在《销夏图》里，虽然三者之间的联系是虚线，但它串连起来一脉不断的宋元士风，却是很真实，因为三事中的每一事，后面都有更多的实例可为支持。

“越地宝藏：一百件文物讲述浙江故事”，是正在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一个专题展览，展览导读说它是“以浙江历史发展为基本脉络，通过文物展示浙江历史文化的缩影”。有评论道，“纵观此展，国宝迭出，足见诚意。以百件文物为限，编订六大单元，器类、时间，两条线索交叉互现，可见匠心”（丁雨《用一百件宝贝讲述浙江往事》）。由百件文物，得见浓缩的历史，那么反过来，也不妨以一件文物来铺排细节。百物，是浓缩法；一物，是扩展法，都是神与“物”游、视通万里的读“物”法。一“物”之外，更援引一首诗和一幅画，是因为物中有诗也有画，画中有物也有诗，三者共同组成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故事场景。

“一物”

浙江台州黄岩南宋赵伯澐墓的发现，以保存完整、清理及时而成为近年浙江考古的重要成果。墓主人为宋太祖七世孙，生于绍兴二十五年，卒于嘉定九年。出土文物中最可珍视的是七十余件丝绸服饰，“越地宝藏”展在题作“武林旧事：繁盛都城的时代风尚”部分，展出了其中的几件。此外，又有投龙玉璧一，水晶璧一。玉璧乃南唐物，有四十九字铭文，言明为“大唐皇帝昪”“设醮谢土”，“投诣西山洞府”，自是珍罕，难得尚在于玉璧与水晶璧出土时均有“丝绳带”系结。系结玉璧的一根，长232厘米，系结水晶璧的一根，长270厘米（见图1）。

被称为“丝绳带”者，其时名作“绦”，或写作“縚”，乃野服所用。丝绦虽然和水晶璧系结在一起，但从长度来看，此绦用来系腰方才合宜。

燕居之服，称作野服或道服，又或直掇、直裰。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论衣冠异制》：“晋处士冯翼，衣布大袖，周缘以皂，下加襕，前系二长带，隋唐朝野服之，谓之冯翼之衣，今呼为直掇。”野服之称，首见于《礼记·郊特牲》。把野服与隐逸的形象括结在一起，大约以《晋书·隐逸》中的张忠传为早。“张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乱，隐于泰山”，苻坚遣使征之，“及至长安，坚赐以衣冠，辞曰：‘年朽发落，不堪衣冠，请以野服入觐’。”《晋书》出唐人笔，而沈约《宋书·隐逸》中的戴颙传已经描写了身着野服，洒然有出尘之姿的隐者风神。“戴颙字仲若，谯郡铚人也，父逵，兄勃，并隐遁有高名”，“衡阳王义季镇京口，长史张邵与颙姻通，迎来止黄鹄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涧甚美，颙憩于此涧，义季从之游，颙服其野服，不改常度”。顺便说一句，戴颙虽为谯县铚人，却是因为“会稽剡县多名山，故世居剡下”，因此也可纳入“浙江故事”。

至于道服，它的基本特征，便如前引郭若虚之语，是“布大袖，周缘以皂，下加襕，前系二长带”，乃宋元绘画常见的形象，只是“道服”之称和它的意义，今人解读这一类图像的时候很少道及。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二“野服”一则曰，“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见客”，并自言缘由，道“其所便者，但取束带足以为礼，解带足以燕居”。作者又述其所见云，“上衣下裳，衣用黄白青皆可，直领，两带结之，缘以皂，如道服，长与膝齐”，又“裳必用黄”云云。若举“浙江故事”中的人物吴兴赵孟頫为例，则他的《自写小像》，所服即为道装，只是此服或被称作“披白衣，扎巾帽”、“着宋装”，道服在图像中的文化内涵，在如此解读之下，不免被消解掉了。

道服之于士人的意义，其实屡屡见诸宋人笔端。如范仲淹《道服赞》，其前小序云：“平海书记许兄制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洁其身也”，因赞之曰“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云云。“清其意而洁其身”，洵为道服之要义。魏野《上知府赵侍郎二首》之一“公退无余事，逍遥只道装”；王禹偁《道服》“楮冠布褐皂纱巾，曾忝西垣寓直人。此际暂披因假日，如今长着见闲身”；陆游《新制道衣示衣工》“良工刀尺制黄絁，天遣家居乐圣时”，所咏也都是这一番意思。赵孟頫书《赤壁赋》卷所绘苏轼像可为宋人诗句作图解。野服也正是在诗笔和绘笔的长久萦回中成为十分明确的角色认定。赵孟頫《自写小像》对幅有明宋濂题赞，云“珠玉之容，锦绣之胸，乌巾鹤氅，云履霜筇，或容与于沤波水竹之际，或翱翔于玉堂金马之中”，不惟服饰态度形容恰切，于画像主人公的生存方式亦揭橥透彻。这里的“鹤氅”，亦道服别称之一，腰间不束带，便略如氅衣，因从道士之衣的鹤氅借意。所谓“或容与于沤波水竹之际，或翱翔于玉堂金马之中”，也正是士人的共同心态，“野服”，则即这一传统理想的“物化”。

绦环和绦钩的流行肇始于宋。服道服，腰间系绦，讲究者便用绦环或绦钩来括结这一根丝绦。不过既逍遥，既闲适，既所以“清其意而洁其身”，金银自然不宜，两宋绦环与绦钩于是多用玉。《西湖老人繁胜录》“七宝社”条列举各式“奇宝”，中有“玉绦环”；《夷坚志·补》卷二十一“凤翔道上石”一则说到赵颁之在京师时，“玉工来售绦环”。

▲图2《五百罗汉》局部日本大德寺藏

绦环适如其名，即是环不是钩。它的佩结方式，见于日本大德寺藏南宋周季常《五百罗汉》中的《僧俗供养》一幅，图绘身穿道服的一位信士，其腰下系绦，中间用环括结，分垂两边的余绦下缀流苏，应即郭若虚所云“前系二长带”，绦环的质地似可认作白玉（图2）。浙江金华金东区曹宅镇郑刚中墓出土一枚剑环式青白玉环，长6.4、宽4.1、厚0.9厘米（图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宋墓·金华南宋郑刚中墓》，图版50：1，科学出版社2009年。今藏金华博物馆，此为参观所见。据同墓出土墓志，郑刚中生于北宋元祐三年，绍兴二年登进士第，授佐文林郎温州军事判官，累官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因忤秦桧，绍兴十七年罢官，卒于绍兴二十四年。绍兴二十六年追复旧职，十月安葬。《宋史》卷三百七十有传）。以这一枚玉环与画图相对看，可以认为此即玉绦环。那么再来看赵伯澐墓出土丝绦，式样与长度，即绕腰一周，括结绦环之后，前垂二长带，也与画图相合。画图作者原是明州（今宁波）的民间佛画家，《五百罗汉》中的世间情，当也是“本地风光”。

▲图3，玉绦环金华金东区曹宅镇郑刚中墓出土

“一诗”

一首诗，便是北宋贺铸的《玉钩环歌》。选取这首诗，第一是因为作者与浙江的关系。贺铸字方回，号庆湖遗老，卫州共城（今河南辉县）人，祖籍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他在《庆湖遗老诗集自序》中说道，“庆湖遗老者，越人贺铸方回也”，“吾家特会稽一族”，“铸十五代祖，乃秘书外监之从祖弟，讳知之”。秘书外监，即唐贺知章。第二是作者与宋宗室的关系。贺铸六代祖贺景思的长女许嫁赵匡胤，宋立国后追册皇后，因可算作皇后族人。贺铸妻为宗室赵克彰女，克彰，太祖、太宗幼弟魏王廷美之重孙，卒赠济国公，谥良恪。第三，贺家五世任武职，贺铸本人解褐授右班殿直，其后监军器库门、监临城酒税等，俱为武弁，至元祐七年，李清臣、苏轼等推荐入朝为承事郎，始入文阶。然而贺铸却是宋代词坛卓然一大家。他的好友程俱说道，“方回少时，侠气盖一座，驰马走狗，饮酒如长鲸；然遇空无有时，俛首北窗下，作牛毛小楷，雌黄不去手，反如寒苦一书生”（《贺方回诗集序》）。这也正是他的特别之处。

《玉钩环歌》诗前小序曰：“诸王孙士泞、澄、源，以苍玉螳螂鉤见贶，助饰野服，因以珉玉盘、博山炉、成氏箭、建琖、龙茶五物并此歌为报。”诗云：“良工得玉蓝溪窟，相璞命形心匠出。螳蜋倔彊疑有骨，颈系一环犹莫屈。镜湖老狂厌袍笏，素裰纁縚须此物。价比连城不容乞，王孙辍好人所难，何以报之明月盘。薰炉波面山巑岏，吾乡美笴鹍鸡翰。闽瓷兔盌霜毛寒，称是头贡双龙团。聊送公斋增冗长，短歌粗可评珍贶。吾方野装事游放，跼步臞颜曳藜杖，薄暮微吟江汉上。彼渔丈人误相访，谓似三闾大夫样。”诗乃绍圣四年作于江夏，作者时官宝泉监。

王孙赠与贺铸的玉钩并环，即所谓“颈系一环犹莫屈”，是觅取美玉，倩良工仿古式而制。无锡市雪浪乡元延祐七年钱裕墓出土一副玉绦环，可为参照。此钩即螳螂钩式，玉环纹样则是一幅  “春水”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枚元代螳螂钩，螭首，钩身碾制龙纹，背后桥形钮的方孔内套一玉环，是又一种样式。“以苍玉螳螂鉤见贶，助饰野服”，野服的意义，已如前述，

那么这一份“珍贶”正是不俗。而用以报谢的珉玉盘、博山炉、建琖、团茶也俱为雅物，自是经过一番挑选。博山炉焚香，建琖、龙茶则品茗之尤物，“头贡双龙”，当来自颁赐。珉玉盘可作陈设，也可置果品。至于成氏箭，据诗中形容，是淇水之滨的美竹所制作，或有可能是出自贺铸之督造（贺铸曾任监军器库门，程俱《宋故朝奉郎贺公墓志铭》称他“治戎器，坚利为诸路第一”）。《玉钩环歌》三换韵，意思也有三层。第一是言赠物之好。“王孙辍好”之“好”，从“价比连城”说，可读作“好物”之好（白居易《简简吟》“世间好物不坚牢”）；从“王孙辍好”说，可读作爱好之好，即爱其意蕴。“聊送公斋增冗长”，这里的“长”，是长物之长。末了再说道，野服系钩环，策杖行吟，以如此妆束，而见出遗世独立风骨傲然如屈子。

一幅画

一幅画，便是今藏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元刘贯道《销夏图》（图4）。刘贯道与浙江并没有直接关联。画家生卒年无考，关于他的事迹，材料也很少。《消夏图》的名气似远在他的《元世祖出猎图》之下。此幅作品的题材与风格，在元代亦非主流，甚至可以说，画面呈现的更多是宋代气息。若从画中之物读取作意，便可见出它与前面所举一物一诗的关系，即它是画家用于造境或曰表现风雅生活的各种“道具”的集成，而一器一物在图式中是赋予了象征意义的。

▲图4，刘贯道《消夏图》局部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藏

画中的器物可以别作两部分，一是实景，即画面之前景；一是虚景，即图画之背景，亦即屏风画中物。

实景里的器物，为居于画面左方的一张卧榻，下开壸门，底有托泥。其侧置一踏床。卧榻之端一个带托泥的方案。方案中心部分，一个荷叶盖罐，又露出半边的汤瓶和盏托一摞，此为茶事所需。一具辟雍砚，又书卷二十包裹在竹书帙里，置于砚边，此为书事所需。又满插着灵芝的长颈瓶一，挂着铜钟的乐器架一，是为案头清物。方案之侧一个三弯腿带束腰的四足小几，几上置冰盘，此“消夏”之细务。

屏风画，便是此图之虚景。画面深处又是一架山水屏风，前方卧榻一张，榻上一个小小的书案，案上放着书册、辟雍砚、笔格和笔，案旁一个投壶。主人坐榻，小童手奉博山炉立于侧。画面左边一个方桌，桌边茶盏并盏托凡两副，又一摞茶盏倒扣在桌子中间，此外则食盒一，注碗一，注子一，荷叶盖罐一。桌旁一具有莲花托座的风炉，炉上坐着铫子，一童子手持铫子的长柄方在煎茶。贴着桌脚一个大水盆。虚景与实景中的各项物事，在此构成完整的叙事：理想与当下，是一致的，也是合一的。

再回到实景中的士人：卧榻上面的主人公一身燕居之服，右手轻拈拂尘，左手漫拄书卷，背倚隐囊，一双方舄脱在踏床。隐囊后面竖一把阮咸。细审燕居之服，乃头覆乌纱，乌纱下面戴小冠，冠侧横贯一簪。上身半坦，露出心衣的右侧钩肩，外面罩着的一袭道袍半褪于肩下。道袍当有系腰之绦，而士人右肘的衣袖下方，便正露出丝绦下端的流苏。

《世说新语·巧艺》云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所以，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与已经成为典故的“幼舆丘壑”不同，《消夏图》中的主人公乃置于士人向往的另一番闲适之境。画家以诸般细节铺陈清雅，几乎在在有所依据——有来自诗的故典，有来自物的古意——且颇存宋院画的体物精微和造型准确。那么也可知《消夏图》主人公的小冠、乌纱，心衣、道袍乃至微露于衣下的系腰之绦，实在无一闲笔，是以士人唱赞的野服写其精神、写其潇洒闲适之境。

赵伯澐的丝绦，贺铸《玉钩环歌》中相互赠答的物色与诗情，会聚在《销夏图》里，虽然三者之间的联系是虚线，但它串连起来一脉不断的宋元士风，却是很真实，因为三事中的每一事，后面都有更多的实例可为支持。

余絮

书写，乃士人生活之日常，笔、墨、砚之外，纸的选用自然也有一番讲求。《清异录》卷下“砑光小本”一则曰：“姚岂页子侄善造五色笺，光紧精华。砑纸版乃沉香，刻山水林木，折枝花果，狮凤虫鱼，寿星八仙，钟鼎文，幅幅不同，文缕奇细，号砑光小本。”潘吉星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中引述此节，并解释道： “姚岂页，字万真，长安人，举进士，任后梁、后唐及后晋三朝要职，其子名姚惟和。姚惟和与其兄弟在姚府第内造出可称为历史上最精美的砑花纸。” “造纸时间大约在九三四至九三六年。他们以带有香味的沉香木为雕版，先由画师画出山水、树木、折枝花果、狮凤、虫鱼、寿星、八仙、钟鼎文等画稿，再由刻工按画稿逐一刻在雕版上，最后将雕版置于纸上强力压之，则所有图画或钟鼎文都显现于纸面，迎光视之，十分精美。我们可将此称为无墨印刷，即无须任何墨料而使雕版文字、图案呈现于纸上。”去岁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个 “宋代花笺特展”，作为展品的二十余件宋人墨迹，所使用的都是花笺，原是通过特殊的摄影手段，拍摄出肉眼不易察觉的花笺图案。于是见出薛绍彭 《元章召饭帖》所用砑花笺为铜瓶梅花，张即之 《致殿元学士尺牍》所用砑花笺为莲池图，黄庭坚 《自书松风阁诗》，则为秋瓜图，诸如此类 （何炎泉《暗香疏影：宋代砑花笺纸之制作工艺与书写文化》，载《宋代花笺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二〇一七年）。策展人提出： “这些出现在文人尺牍上的纹饰，与当时的器物、服饰、家具等的关系如何？”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实每一种图案都可以找到它在当日的流行情况，可见这一份士人偏占的风雅，却不妨贴近时尚。这里且说砑花笺中的对蝶纹，因为——或许是巧合——皆与浙江有关。

对蝶图案是风行于唐宋时代的一种装饰纹样，瓷器所见尤多，又或取此式制为佩件。出自辽宁朝阳北塔天宫的一枚辽代玉对蝶，两只蝴蝶的尾部分别做出一个环孔，相对处蝶须间的小孔里穿系银丝，正是佩饰的形制。对蝶纹样在宋代又有名曰孟家蝉，虽然或与史事相连称它为谶语（见北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一），然而这一纹样却是盛行不衰，且使用颇为广泛，与辽代玉对蝶相似的银对蝶也成为风行的女子佩饰，浙江出土者即不止一例。而出自浙江大学北宋一号墓的银对蝶，是置于银釦定窑白瓷粉盒里，虽然很可能是偶然，却更像是在回应一个唐代的传说。段公路《北户录》卷三“鹤子草”条曰：鹤子草，蔓花也，“草蔓上春生双虫，常食其叶，土人收于奁粉间，饲之如养蚕法，虫老不食而蜕为蝶，蝶赤黄色，女子佩之如细鸟皮，号为媚蝶”。

使用或曰选取对蝶纹砑花笺作书者，便是蔡襄，为《致通理当世屯田尺牍》一通，它也称“思咏帖”，乃名作。书云：“襄得足下书，极思咏之怀。在杭留两月，今方得出关。历赏剧醉，不可胜计，亦一春之盛事也。知官下与郡侯情意相通，此固可乐。唐侯言王白今岁为游闰所胜，大可怪也。初夏时景清和，愿君侯自寿为佳。襄顿首。通理当世屯田足下。大饼极珍物，青瓯微粗。临行匆匆致意，不周悉。”收书人冯京，字当世，以三魁天下而有“冯三元”之称。皇祐三年四月，蔡襄去杭，致书与冯，并赠以“大饼”亦即大龙团茶以及青瓷茶盏。唐侯即唐询，时为福建路转运使。“王白今岁为游闰所胜”，乃闽中斗试贡茶事，王、游二氏皆建溪壑源产白叶茶之园户。这里视为极珍的“大饼”与贺铸《玉钩环歌》中的“头贡双龙”，也是一个呼应。青瓷茶盏当是蔡襄“在杭留两月”所得，应出自当地。砑花笺选取的花色多为当日流行的装饰纹样，对蝶纹即其一。这一通写于杭州的书札，笺纸从何而来，尚不能知晓。鄞县（今浙江宁波）高似孙作《剡录》，卷七中的一节以“纸”为题，从剡藤、剡纸、剡硾等等一路数下来，直到罗笺，道：“苏易简《纸谱》曰：蜀人造十色笺，其文谓之鱼子笺，又谓之罗笺，剡溪有焉。”罗笺的制作方法与砑花笺很是接近乃至相通。前面提到的金华郑刚中有诗题作《希父删定惠近诗一轴成四韵谢之》，起首即道“小砑花藤字画精”。那么对蝶纹砑花笺，焉知不是出自有造纸传统且流行对蝶佩饰的越地呢。

作者：扬之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此为配合“越地宝藏”展举办的讲座之讲稿）
编辑：李伶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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